期刊好文 | 外语教学和国际人才的培养（文/ 金立群）

国家的发展要求高校通过外语教育培养大批国际人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先生从自身的教育和从业经历出发，从国际人才培养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外语教育目标、外语学习、外语教育师资建设和教材建设问题，以及国际人才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学期开始之际，让我们认真研读起来吧！

摘要：本文从作者自身的教育和从业经历出发，首先就外语教育培养目标与外语学习的年龄和水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讨论了外语教育中的师资建设和教材建设两个关键问题，最后深入探讨了国际人才需要具备的五个方面的能力：高度的政治觉悟，国际视野，渊博的知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际主义精神、献身精神。

关键词： 外语学习；外语教育；国际人才；能力

1.引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之后，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巨大的改革浪潮，中国人民振奋精神，撸起袖子，投入到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之中。40多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恐怕当初没有人预见中国竟然能够创造出如此震惊世界的奇迹。当初人均收入只有280美元，在世界上的排名被狠狠地甩出一百好几十之外。今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直逼美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育事业，包括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年第2期中，许国璋先生发表文章《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许国璋 1978），阐述了外语教育应当为民族复兴服务的观点，也谈到了日本外语教育的经验。许老的文章很有前瞻性，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还提出了中国的外语教学如何应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的要求的问题。一般人只是为教学体系的恢复而振奋，并未想到其本身的改革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国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的普及程度空前加大。英语语言能力不再是英语教学工作者、科研人员、外交官、英语翻译等独享的技能。事实上，英语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都拥有的通用知识。我国各行各业专业人员的英语水平，都有了根本的改观，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2.个人教育和从业经历

回顾我自身的经历，让我体会尤为深刻。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考试，我很荣幸地成为许国璋、王佐良、刘世沐三位先生的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要毕业了，三位导师决定让我留校任教，我非常激动。从事教育和研究是我的梦想，我将一辈子乐在其中。但是，就在此后不久，许老告诉我，他到美国出访期间，遇到了中国财政部负责外事的一位司长，他请许老推荐他的学生到财政部工作，因为中国刚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批英语水平高的专业人员到世界银行工作。我听后很恐慌，且不说要彻底改行，就是想到我满屋子的书架将要变成满屋子的文件柜子，都觉得很不适应，因此也不想接受。许老见状，对我说中国将来有200名高端英国文学教授差不多也够了，但目前国家亟需懂经济金融的国际人才，所以他推荐我去。许老安慰我说，相信我能够顺利改行，如果实在感到不适应，可以回来，反正学校任何时候都会欢迎。于是，我下了决心。

1980年年底完成学业后，我就到财政部报到，随即飞赴华盛顿，到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上任。中国刚步入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对此所知甚少，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兼备的人才确实稀缺，可谓形势紧迫、刻不容缓。我读过《资本论》，虽未通读，但多少了解一点，可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中国和外界隔绝了那么久，对当代经济、金融、管理、商业和市场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动态自然知之甚少。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当作尚未开窍的学生，努力学习。我一边工作，一边在华盛顿大学选修经济学课程。

那是我在世界银行当学徒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学徒时代。但是，中国是个好学生。中国人向来勤奋好学，中国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并未使我们的民族形成惰性，进而影响学习当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的积极性。回顾过去这40年的经历，中国跳跃式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上，也体现在她能够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舞台上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上。如今的中国能够有所作为，迎着挑战而上，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样的国际多边机构，而且其成员数量直逼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有180多个成员国，亚投行目前已经有97个成员国，是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到2019年年底，亚投行的成员国预计将会增长到上百个。中国这个辍学多年的学生，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她应修的全部课程，并且迅速地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跨越。亚投行三年多的业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也使得原来心存疑虑，甚至公开反对的那些人，不得不认可其国际水准。亚投行遵照习主席的要求，严格按国际标准执行，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很多国家对中国羡慕不已，深感只有中国才能够办成这样的大事。

在一定程度上，这和培养外语兼专业人才是分不开的。财政部从招聘我这个第一个“文革”之后的研究生开始，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培养国际人才，派他们出去学习深造，并到国际机构去实习锻炼。

3.外语教学培养目标

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这对我们培养适应国际形势的新一代复合型外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现代科技（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外语教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教学方式本身的改革，二是如何确保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但是，我认为，在外语教学方面无论如何改革和创新，都要盯住最根本的目标不能放松，要培养具有爱党爱国情怀、品行高尚、胸襟宽广、目光远大的青年学子，使他们将来能够在国内或国际重要机构担当重任。

我认为，尽管40年来我国外语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中国的外语人才，特别是具有较深外语功底的各级领导干部缺口仍然比较大。从1980年到现在，财政部已经培养了100多位具有国际机构工作经验的干部，包括五六位部级领导干部。外交部、商务部和其他涉外的部门更需要懂外语的干部。中国现在虽然每年都有比从前多得多的外语人才毕业后走向社会，但是国家的事业在拓展，参与国际活动的数量和频率急增，所以对具有外语功底的各级领导干部、高端国际人才的需求仍非常大。曾经有位部级领导对我讲，他参加国际会议时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部级官员都能说英语，唯有中国的官员只会说中文，需要翻译。在国际场合，大家都普遍使用英语，而在双边会晤中，即使双方的官员都懂对方的语言，还是会使用本国的官方语言，双方通过译员进行交流，这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尊重。但是，在双边或多边会谈中，如一方能掌握对方的语言，则绝对占有优势。大家知道，口译容易出错，无论是同传还是交传，都需要译员对交流的内容非常熟悉，对使用的两种语言——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要具备很好的功底。一般来说，同传发生传递信息丢失的情况往往比交传要多，这在总体上取决于译员的水平。高级官员或企业高管在谈判中如能理解对方所表述的全部意义，甚至是言外之意，则有游刃有余之势。此时，翻译只是一种形式，处于优势的一方甚至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时间。

翻译有时会引发误解，产生问题。好的翻译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好的翻译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影响互信，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当然，如果问题大了，对方也会提出异议，要求澄清。比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方是一名美国知名教授，中国官员的一句赞美的话“你很有口才”（You are very eloquent），在传递的过程中被误译为“傲慢的”（arrogant）。美国教授保持了一阵冷静，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对中方官员说：“I’m not arrogant. I’m humble, you know.”（我并不傲慢，我很谦卑的）。这是因为发音不够准确和清晰所引起的问题。我在参加各种外事活动或国际交流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认真听译员的翻译，还真能发现不少问题，不容小觑。有些译员的想象力非常丰富，随译随编，把听不太明白的内容都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了，甚至表达得很漂亮，这其实很危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完全的误译，如果是误译反倒会使一方或双方感到不合情理而及时要求澄清，而是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外语功底有限、句子结构混乱、用词不当、分寸把握不好而导致翻译质量的欠缺。一般来说，人们对译员或外国人使用自己母语的外语表达能力的缺陷已经有心理准备，一旦发生误解，也不公开抗争，但是也会感到困惑或不爽，影响彼此的融洽和谈话的气氛。有一次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我听到译员把“我们对于反腐败就是任性”这句话译为“We are capricious in anti-corruption”，在这一语境里把“任性”对应为“capricious”使意思刚好相反，这句话当然是完全译错了。这是现场的应急翻译，年轻译员一时对付不过来，情有可原。我们对反腐不是“朝三暮四”（capricious），而是“执着”，甚至是一种“狂热”。比较好的表达是“We indulge in a passion for anti-corruption”，或者在情绪上或语气上更强烈一些，译为“Anti-corruption is just our obsession”。在口头表达上，要能够真正做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

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进展速度之快，迫使我们考虑外语教学的革新和前景。我的判断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机器翻译还不能完全取代专业译员的工作。高级别的双边政治对话、复杂的商务谈判、国际社会的人员交流等，仍然需要专业的翻译才能保证不出差错。就像驾驶波音737-M8飞机那样，完全依赖计算机软件会出大事。人机争夺主导权的事情一定也会发生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交流或对话中。我们还是不能放松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不过，培养一般的翻译人才已经不是外语教学的主要任务，这个判断恐怕也是不会错的。

4.外语学习的年龄和水平问题

学外语的年龄及其与母语学习的关系问题，向来备受争议。近年来，我听说有关部门提议小学取消外语教学，原因是外语教学会影响汉语教学。对此我表示反对，相信广大家长也不会支持，这倒不是因为家长把外语看得高于汉语。汉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将变得日益重要。但是，要使汉语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主要工作语言，甚至取代英语，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教学，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在一些欧洲国家，比如瑞士，小孩三四岁就可以在英语、法语、德语几种语言间自如切换。这种技能是成年人学习外语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境界。语言是一种技能，就像拉小提琴、弹钢琴、竞技运动一样，过了某个年龄段就将终身失去完善的机会，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达到极高的水平。据我观察，中学即去国外学习的孩子，外语能够达到极好的水平；去国外大学上本科的学生，外语水平也不错；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再去国外学习的，熟练运用外语就比较困难了，特别是口语，几乎是要挣扎一辈子了。我比较幸运，在十岁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学英语了，此后进入中学，在农村插队落户，参加劳动，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丢弃过对英语的学习。现在，我每周都会浏览五六种英语杂志和三四种法语杂志，不光能掌握国际上的时事动态，并且也能跟上语言变迁的步伐。几十年来，我也始终重视汉语的修养，我能够读中国的各种古籍，经史子集都喜欢涉猎。我不认为学外语会影响汉语能力。再比如钱锺书先生，精通六七种语言，他的汉语功底也是非常了不得的。关于这一点，翻一翻他的《管锥编》和《谈艺录》就知道了。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等，无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受到西学的启发，他们的视野更为宽阔，研究方法都有创新，从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在跨国交流、学术切磋频繁的今天，即使是中国文史哲领域的学生，花点时间学习国际上的主要语种，也肯定是值得的，说学习外语会影响汉语水平是无稽之谈。

关于外语学习，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语音语调与文字功底是否能接近使用母语的人的水平。我认为，如果要达到发音纯正，字正腔圆，就必须要在这种语境中成长。一般来说，十岁以下有这种学习环境，就可以达到母语的水平，而文字功底则不同，就好比并非每个中国人都能写漂亮的中文文章一样，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不是都能写出像样的文章。笔语和口语不一样，口语犹如母语与生俱来，而笔语是一定要后天下功夫的。我们也不要迷信英语为母语的人的写作水平。在亚投行，有来自44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一些母语是英语的人写的备忘录、文件，拿到我这里照改不误。所以关于写作，我认为文字功底是可以培养的，必须在教学中狠下功夫。

对于外语学习者，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从事外交和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的高级人才来说，我更要强调的是打好英美文学语言功底对从事涉外工作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大批专业人员在涉外政治和经贸活动等各种国际交往中，凭借娴熟的英语和其他主要语种的沟通能力，有效地开展工作；也有很多中青年进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甚至担任要职。尽管如此，说实话，不少中国人能够获得要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凭借国家的影响力，如果完全按实力去竞争，不一定能胜出。所以不可否认，外语水平欠缺仍然是路障，影响不少涉外工作人员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作为应用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水平对于涉外工作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认为，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仍然任重道远。

5.外语教育中的师资建设和教材建设问题

在外语教育中，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一是师资建设，二是教材选编。

在师资建设方面，教师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幸运，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记得五年级我开始学英语时，我们的英语老师水平就非常高。而在当时，为小学开设英语课、配备英语教师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好的老师。进入初中后，给我们班级上课的英语老师看到我喜欢英语，给了我很多指导。这位英语教师是复旦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是徐燕谋和葛传 槼的学生，家里藏书很多。他给我讲解如何使用英语原文词典，向我推荐英语工具书，如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 Daniel Jones’ Cambridge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这些工具书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难度之高，可想而知，但是我的英语老师认为起点高，是可以的，否则进步不会快。他还向我介绍了英国文学的来龙去脉，给我开的书单，可以让我一直读到大学都读不完。我眼界大开。在老师的指导下，从初三开始我就硬着头皮阅读原著，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叫作闯关。他说，读英语原著，不必强求都懂，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先囫囵吞枣，有朝一日会豁然开朗。一个中学英语教师，对一个初中生讲这些，一般人都会认为老师是对牛弹琴，学生是好高骛远。但这种超乎常规的教学方式，使我确实受益匪浅。初中一年级，我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英语水平同样很高，记得他借给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他至今健在，年近百岁。他是清史专家戴逸的同学，对我中国文史方面的学习指导甚多。他曾对我说，读中国的历史不能仅仅读“二十四史”这种正史，还要读笔记小说，否则你的历史知识是不完备的。在他的启发之下，多年之后，我购置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套唐宋元明清笔记小说，随手翻阅，颇有收获。在一次课上，他拿了一幅《蒙娜丽莎》，给我们介绍达·芬奇。他细细地分析讲解了这幅画，指出画家的手法如何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特点。25年以后我到卢浮宫，站在《蒙娜丽莎》前，足足站了两个小时，久久不忍离去，一直在回想当初我的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和对我的启发。我中学的地理老师讲到英国时，就给我们讲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并批判了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立场。老师上课时讲到的很多内容，都是在课堂上即兴而来，并非来自事先备课的笔记。他们虽未见得指望我们都能理解他们传道授业解惑之真谛，但是年轻的学生自有吸收能力和悟性。这些知识在启蒙时期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内容并不只是一条信息，一点知识，而是点拨，是开窍，是促使学生去探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浮士德博士拿灵魂和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做交易，以换取无限知识的故事，也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从哪个老师那里听说的。我在这里所谈到的中学时期有幸遇到的老师们的指导，虽然并非全都与外语教学有关，但是我感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诲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诱的指导，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增加了我们学习的兴趣。优质师资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强烈的求知欲由此而来，至今毫不衰退。

后来，我更加有幸，师从许国璋先生、王佐良先生、李赋宁先生、陈嘉先生等。他们的许多教诲，让我受益终身。比如，我仍记得许国璋教授告诫我们，你们写文章，任何一个观点或论断（statement），除非是你自己的思想，否则都必须注明出处，不然就是抄袭。王佐良先生教导我们，中国人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必须有自己的视野，不能完全照搬。他以法国学者Legouis & Cazamian的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为例，指出他们从法国人的视角来研究英国文学，颇有新意。此书1930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我至今藏有Sir Arthur Quiller-Couch作序的1961年重印本。李赋宁先生告诉我们，要经常浏览当代期刊，不要让自己的语言僵化。陈嘉先生教导我们，必须大量读书才能获得丰富的表达形式，但只有真正动手写，才能将阅读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写作能力。常常是，许多老一辈教授仅是只字片言，就能使我震撼，促使我思考和体会。他们真的做到了用人格的魅力和学术的严谨教育我们，指引我们不断进步。

在教材选编方面，我主张引进教材和自编教材相结合，取长补短。这涉及国外书籍意识形态问题，我认为我们对此不应该完全排斥，而应该借此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外语专业的学生总要走出国门，总要接触外界的各种思潮，因此必须具有政治免疫力和鉴别力。

我曾经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上发表过一篇书评（金立群 1983），介绍了诺顿出版社的教育参考书《诺顿读物：说理性散文选》（The Norton Reader: An Anthology of Expository Prose）。当年我在美国的大学作为汉佛莱学者（Humphrey Fellow）进修时，发现这是美国大学里非常流行的参考读物，无论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的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我怀着巨大的好奇心通读了全书，深感此书编得好。有一天我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拜访王佐良先生，他对我说：“你写的那篇书评我读了，我想去把那本书找来读一读。这说明你写得很成功。”受到王公的鼓励，我很激动。我确实感到，需要介绍一些优秀的读物给国内的青年学生。要是他们能够下功夫认真吸取好书的养分，英语写作水平定有长进。确实，诺顿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教材，质量都非常好，面向的是全世界学英语的学生，对中国学生同样有益。即使某些书籍中存在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相信我们的大学教师是可以给予正确的指导的，更要相信我们的青年学生有分析和判断能力。否则，很难想象学生毕业之后进入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之中，何以能保持他们政治生命的活力。中国学生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有毒文化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来自对我们国家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一个国家欣欣向荣，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青年人憧憬着他们美好的未来，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了。相反，当今世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深陷困境，失业率特别高，青年人前途渺茫，看不到路在何方。那种现实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2019年4月，我到哈佛大学参加第22届哈佛中国论坛，并作了讲演。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论坛，第一次是在2001年，当时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加入世贸一年回顾”。这一次，我谈的是创办亚投行的理念和使命，以及我们取得初步成功的原因。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版的书，题为《中国问题：透视一个崛起的大国》（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Rudolph & Szonyi 2018），这是一本汇集了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或关注者文章的文集。翻到其中一篇文章，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写道：“当然，今天的中国学生和‘文革’之后开海外留学先河的那些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有些人面向西方， 期望了解新的治国思想……今天，中国的学生来自一个崛起的民族，深深感受到中国经济和外交的影响力。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爱国，也许留学只是为了接受西方的教育，给自己的事业打下一个基础而已，而不是去体验民主的理想。”（MacFarquhar 2018）尽管文章中的很多观点我不敢苟同，比如此处所谓的“民主”也只是西方式的民主而已，和我们关于人民民主的概念并不一样，但是这几句话总体来说还是很中肯的。

总之，要相信我们的莘莘学子是有政治觉悟的，有鉴别力的。适当地选择国外教材，作为他们打好外语功底基础的教材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要下功夫编写优秀的、跟得上时代的新教材。当年，许国璋先生编写的《许国璋英语》影响了好几代人，很多人都是从这套教材入门，并进而深造的。今天，由于外语院校设置的专业增加了很多，我们要不断编写涉及更多学科的各类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教材，满足中国学生的需要。

6.国际人才需要具备的五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的发展要求高校通过外语教育培养大批国际人才。国际人才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的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对国际人才的描述主要有三点：国际视野与协商合作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跨文化理解与表达能力（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2019）。我非常认可这个描述及其蕴含的理念，总结起来，国际人才需具备以下几点能力：

第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爱国爱党，决心为党、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在国际场合树立中国人的光辉形象，展示大国人才的风范。

第二，要有国际视野。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要处理好中国的利益和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强调双赢和多赢，而不是只考虑中国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发起创办的亚投行之所以得到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热烈响应，就是因为中国虽然是最大的股东，是主导，但不霸道，不以老大自居，平等待人，一切按照国际规则运作。

第三，要有渊博的知识。要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教育背景等。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之中，能够通过闲暇时在文学、艺术、音乐等方面的交流，建立良好的友情，增进双方的了解，广交朋友，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四，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交朋友。我们和很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本质的区别，在文化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交往和经贸往来与合作。有时候，争论是难免的，也会有非常激烈的交锋。但是，我们要有度，拿捏好，求大同，存小异，斗而不破。

第五，要有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我们的外交人员和中资企业到国外工作，免不了会涉及有危险的国家和地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退缩，不能贪生怕死。

对国际人才的培养需关注方方面面，但首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爱国爱党，要有高尚的情操，绝不能贪污腐化。我们亚投行有一个基本核心价值：Lean，clean and green，即精干、廉洁、绿色。我们对腐败保持零容忍度。我们希望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国际人才有娴熟的外语水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宽阔的胸怀，有气质和风度，能够立志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立志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认为，这些就是国际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最核心素质，也是当前中国外语教学中最应该着力思考和加大力度的关键。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2期8—14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作者简介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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