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期我来读文献 | 民族认同——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第62期“我来读文献”第二阶段线上论坛于10月31日晚7点进行。本期活动邀请了《民族》一书的作者孙红卫老师与大家一同探讨“民族”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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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专家
孙红卫，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尔兰文学、现当代西方思想等。曾在军队院校工作十余年，期间受国防部派遣参加援非任务，获利比里亚国防部、公共工程部表彰。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语》《读书》《中华读书报》《新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在《译林》《海外文摘》《读者》等刊物发表译作40余篇，出版《世博诗草》《外军院校建设发展战略概览》《世界大国海洋战略概览》等译著多部，参与编写《当代外国文学纪事（英国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
思考题
1.段义孚所引奈保尔的例子说明了植物书写的哪些方面？
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段义孚引用了奈保尔小说中关于植物的文字来说明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或情感认同。成长于某个地方的人会熟谙那个地方的植物，植物也因此负载了乡土情感，代表人们对于一方水土的热爱，成为某一族群的象征物。奈保尔在谈论华兹华斯诗中的水仙花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由此观之，文学中对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书写往往再现了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指向一种专属的、独有的情感经验。
2.在德里达与霍布斯鲍姆那里，“示播列”（Shibboleth）的例子如何阐明了语言和族群的问题？
Shibboleth的故事常出现在人们关于语言区隔的讨论中。在霍布斯鲍姆那里，它表征语言作为区分不同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被视作界定民族的关键所在。语言显然可以用来标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类似暗号的密语，用来划分敌友。在民族的建构之中，“书同文”至关重要。德里达突出了这个词语原始意义的多重性，进而指出在这种状况下，“词的意义不如它的发音方式重要。词语同意义或同事物的关系被悬搁、被抹消”。语言工具层面的意义被悬置了，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语言可以标识不同的族群，是某个共同体的暗号。
3.对于民族认同，萨义德有哪些主要观点？
萨义德认为对于“认同政治”要保持一种审慎、辩证、综合的态度。他指出，一方面，每个族群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另一方面，如果每个族群都坚持自己声音的纯粹性和至上性，我们将面临无休止的争斗。萨义德并不反对“认同”，他反对的是“本质主义”的民族观——所谓“爱尔性”“犹太性”等，不应成为一个文化或民族唯一的标志物。这种辩证的观点与伊格尔顿关于民族认同的说法有相通性。
4.在爱尔兰诗人汤姆·保林看来，安德森关于民族的论述有何不足之处？
保林是一个很有趣的诗人，他不怕在公共场合为了某一立场大声疾呼，比如声援巴勒斯坦人，这也让他饱受攻讦，甚至被一些以色列人指责是反犹主义者。实际上，保林的观点来自他本人的北爱尔兰政治文化背景。对于安德森关于民族想象的观点，他认为安德森太过强调聚合的一面，忽视了划分在其中所施加的作用。保林关注的是聚合，而不是拆分，是fusion而不是fissure。他指出，我们也应考察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离心的、发散的力量。如果前者是凝聚共同体的粘合剂，后者则在于区分敌我、划分“我们”与“他人”。
5.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思想对于理解民族这一话题有何启发？
阿甘本的思想体系庞大。他在《牲人》中对“nation”一词进行了词源考据，他指出：“nation（民族/国家）一词在词源意义上源自nascere（出生）”。民族的源头和出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其中暗含血缘关系，即对血统的体认。一个人一出生即被纳入政治的管辖之中——从纯粹的生物性生命“zoe”到政治生命“bios”。出生不再仅仅是一件发生在家庭之中的私密事件，还是一件和民族政治紧密相关的公共事件。
6.如何理解“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
霍布斯鲍姆强调民族认同是历史性的，这些概念本身就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人们对于传统真笃、深沉的情感。这种“被发明”的说法本身也含有一定的精英主义色彩，夸大了文化精英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弱化了大众的真实情感在传统的生成、维系与继承中发挥的作用。这也正是后来的学者们对“发明”一说的质疑：太过理性化，没能充分考虑情感维度。
7.“Topophilia”强调了什么？巴士拉关于空间的讨论为理解乡土的概念提供了什么样的洞见？
巴士拉以此谈的是空间的人性价值。空间是经人类体验的空间，从而不仅是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是被想象、经验的空间。不过，巴士拉细致讨论的是家宅等种种私有的空间，即私人情感层面的体验，没有太多触及集体心理层面。对于乡土而言，倒是可以引入这个概念，强调民族经验的“在地性”（groundedness）与“根性”（rootedness）——与土地的亲密关联，以阐释人们对于民族生存空间的想象、构建和眷念。
8.浅谈罗蒂对于“共同体”的想象。
罗蒂强调了“团结”的概念。团结就是要取消“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区隔，而实现这一图景的方式之一即是文学阅读。文学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所经历的苦难，由此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罗蒂指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的过程，即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大家可以阅读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他在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文学阅读被放大到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地位。
1.如何理解“zoe”和“bios”的区别。
在阿甘本的思想中，这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简而言之，前者指的是纯粹的生命，即动物性的生命；而后者指的是政治性的生命，即被纳入政治体系、被政治权力管控的生命。阿甘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受到启发，并吸收了阿伦特、福柯的相关论述，将之发展为“牲人”系列的关键概念之一，具体可以参考他的《牲人》一书。
2.如何看待阿伦特“我不爱任何一个民族”的言论，这是不是阿甘本所说的“zoe”？
这正是阿甘本延续阿伦特思想的出发点。在阿甘本看来，阿伦特所论述的丧失国家、公民身份的难民恰恰是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生命。可是，这些难民并未成为人权所标榜的无国界的世界公民，反而是受压迫的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他们是“裸命”，即“zoe”。所以阿伦特关于不爱任何民族的说法，正是对这些无国籍之人的困境的体认，这也是阿甘本思考的出发点。阿甘本强调：这些难民是一切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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