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空间文学研究理论前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空间转向”。一时之间，空间以及诸多与空间有关的术语在学术理论与批评实践领域的重要性迅速增加，有力地扭转了十九世纪以来时间和历史话语独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目前，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结合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详尽完整的理论指南和实践步骤。尽管如此，空间理论在文学的创作、阅读和理论阐释等方面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新兴的空间文学研究，并对其理论作了积极的引介与探索。本期热点聚焦关注空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陈丽梳理并辨析了“文学地理学”和“空间文学研究”两个术语的涵义，方英探索了文学绘图这一空间文学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刘英则关注空间文学研究的流动性转向，探讨流动性转向为何能激发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

• 陈丽

英美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2017.8—2018.8中美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当代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

空间批评：文学批评的新领域

顾名思义，“文学地理学”是一个由文学和地理学糅合而成的术语，一方面彰显了“艺术和人文领域正在进行的空间转向”，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领域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的文化转向”（Alexander：3）。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文学和地理学这两个既成领域对该术语的理解又不太一样。安德鲁·撒克（Andrew Thacker）延续了詹明信关于文学与空间性的理论思路，建议从文学批评的立场入手，进一步深化对于空间文本化和文本空间化的探讨，并思考“如何通过使用地理学的概念和实践来丰富文学文本的分析”（Thacker：56）。

无独有偶，地理学家也提出了批评性地看待文学作品的要求。乔安妮·夏普（Joanne P. Sharp）提出地理研究中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要综合考虑批评性的文本阅读、写作语境和读者接受等三个方面（Sharp：327–334）。安格拉德·桑德斯（Angharad Saunders）也提出“是时候在地理学内部扩展文学的考虑并检验文学形式的宽度了，不论它是在文本、段落、章节、诗节还是句子的层面”（Saunders：442）。

在文学和地理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文学地理学”这一术语日渐风行。有趣的是，美国空间批评的领军人物塔利教授对“文学地理学”这一术语的使用颇为别出心裁。他在《空间性》（Spatiality）一书中分别用文学绘图学、文学地理学和空间批评这三个术语来指称空间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交叉研究。在他看来，文学地理学就是空间版的文学史，即从空间角度考虑的文学史（Tally，2013：79–81），典型例子就是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塔利当然意识到这一定义与现有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差异，并在书中作了清晰说明（79–80）。一两年后，当塔利受邀主持系列丛书“地理批评与空间文学研究”（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时，他又抛出了“空间文学研究”的术语，试图“将文学地理学界定为许多不同类型的空间文学研究中的一种”（Tally，2019：398），从而引发了一波术语之争。

《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ies）期刊的创始人之一希拉·侯恩斯（Sheila Hones）撰文批评塔利用词过于随意，并且试图无视在她看来已经稳固确立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侯恩斯认为，“空间文学研究”只是塔利近年来才开始使用的一个新术语，而文学地理学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924年《地理评论》（The Geographical Review）刊登的文章《文学中的地理》（“Geography in Literature”），因而她对塔利试图“将文学地理学吞并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怒（Hones，2018：147）。在论述文学地理学的关注点时，侯恩斯突出强调了其跨学科性质。基于这一跨学科的出发点，侯恩斯致力于将空间文学研究限定在文学学科之内：“一个较新的术语，用来描述文学研究内部出现的空间导向的批评，源自一个相对近期才出现的对地理学主题和概念的兴趣扩展”（Hones，2018：147）。

塔利的回应十分直接，他干脆地承认自己就是立足于文学学科，并强调这正是空间文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塔利看来，文学学者当然可以在文学的框架内进行空间文学研究的工作，但如果他们愿意涉及地理学，乃至天文、工程、历史等其他学科，这么做也一定是为了服务于在文学方面的研究需要。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已经明白，“文学地理学”和“空间文学研究”虽然都声称与对方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它们是从不同的原有学科（前者是地理学，后者是文学）向同一片模糊地带延伸的新尝试。这一地带因为刚刚得到开发而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无论是文学地理学还是空间文学研究，都还没有形成稳固的研究方法和领域边界。因而，当务之急或许并不是找到将两者区分开来的“目标和方法上的深层差异”（Hones，2018：149），而是探索双方合力之下能否建构起共同目标和研究领域。至于目前的这种模糊性和变动性，其实正是反映该领域的“活力的一个征兆”（Alexander：5）。

本文选自《空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此处有改动。由于篇幅所限，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 方英

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叙事学与文学空间批评研究。

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

文学绘图理论始终围绕地图/绘图与叙事的固有联系和相互喻指关系，因此必然涉及并十分重视叙事地图和叙事绘图问题。塔利使用文学绘图概念是为了考察作家如何创造出文学地图（Meyer 3）。从塔利和一些欧美学者的研究来看，文学绘图包含“文学地图”“叙事地图”和“叙事绘图”的含义，相关论述主要涉及叙事地图的类型（平面地图、数字地图、比喻性地图），叙事绘图的特点、主要话语范畴、主要视角类型等问题。

首先是叙事地图，塔利所青睐的文学/叙事地图主要指通过语言符号（尤其是通过叙事）所绘制的比喻性地图。塔利借助“Plot”的多重词义（情节、策划、在地图上标出、绘制图表等意思，是“Plan”和“map”的近义词）指出，情节是一种规划，其本身就是地图，因为情节建立了背景和故事的过程，并标记了虚构景观的特征（Tally, “The Space of the Novel” 159）。作家的写作就是“将一种地图投射在叙事试图再现的混乱世界上，为读者提供一种比喻性的或寓言式的表征”（Tally, Spatiality 8）。在叙事作品和叙述活动中，这种投射和表征创造出可归入叙事学研究的“叙事地图”。

现有的文学绘图研究，很大部分围绕“叙事绘图”展开。叙事绘图即通过讲故事来绘制叙事地图并由此创造出叙事中的整个世界，往往可与狭义层面的文学绘图概念互换。由于绘图与叙事的天然联系，笔者认为，对叙事绘图的研究是叙事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叙事绘图主要采用两种话语、范畴或模式：抽象思辨的地图式整体投射，具体的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个人知识。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总体性抽象地图为人们的经验式行程提供了必要的框架，行程反过来也为地图上的地点赋予了形状、纹理、颜色和其它特性（Tally, “The Novel and the Map” 484-485）。与这两者相关的绘图实践主要有：勾勒等高线，建立坐标。绘制叙事地图的等高线必然结合了叙述（narration）和描写（description）这两种形式，或叙事轨迹和描述性地理这两个范畴。叙述主要建构故事情节，彰显时间的流动，同时也绘制出人物的活动轨迹和路线图；描写则意味着停顿和对空间元素的强调。就建立结构性坐标而言，关键在于“鸟瞰视野”和一种认知、想象并绘制整体性的努力。也就是说，叙事绘图需要将个体的有限主观感知与“抽象的、总体的或系统的理论化”相联系，将人物的经历和行程与“更广阔世界的历史和地理”的整体图景相联系（31）。

在叙事绘图中，“看”和“走”是两种基本视角和绘图方式，并绘制出两种不同的地图。这两种视角与以下概念相关：詹姆逊区分的“map-itinerary”，前者是对全局的概览，后者是围绕行走者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存在性的）旅程组织而成的路线图（Jameson 52）；林德和勒博的“map-tour”，这是描述建筑空间布局的两种叙述方式，前者试图呈现共时的空间关系，后者将空间布局转换成主体在空间中的移动及相关叙事（Linde and Labov 924-939）；德·塞托的“空间故事”中的“seeing”（了解关于地方的秩序）和“going”（将行为空间化）（De Certeau 119）。这些成对的概念，前者都强调整体性和共时性，后者则是局部的动态的。塔利认为，这些看似二元对立的概念，实则是辩证的互补和互动关系，而且都是绘图性的，因为地图不必是静态的，而旅程和路线也都是为了表征一种整体性，两者都是绘图，只是视角各不相同（Tally, Topophrenia 4-5）。笔者认为，就“叙事绘图”而言，“看”大致对应概览性和全局性“地图”，“走”则对应路线和旅程，是在想象的空间中动态记录位置信息及其相互关系。而对叙事研究而言，这是两种感知、表征和叙述空间的方法，类似于申丹对外视角和内视角的区分，一个倾向于呈现整体性图景，另一个则描绘局部的动态空间。大多数叙事绘图都包含这两种视角和叙述方式，以及上一段所讨论的等高线和坐标。

文学绘图理论关于平面、数字和比喻性叙事地图的考察，以及对叙事绘图过程、特征和话语模式的讨论，无疑为叙事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带来了新启示，而且赋予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视角、情节、描写、叙述等概念以新的涵义和功能，甚至为叙事本身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和研究路径。

本文摘自：方英，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39-51。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 刘英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19和20世纪美国文学研究。

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

21世纪的流动性正以崭新的方式改变和定义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流动”无所不在的今天，“流动性”已经成为21世纪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共同聚焦的关键词，被称为继“空间转向”之后的“流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或曰“新流动性范式（new mobility paradigm）”。文学批评界以其一贯的敏锐触觉捕捉到了这一学术动向。如果说20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地理和空间批评的爆发，21世纪的流动性转向也同样引发了文学研究对流动性的热切关注。

流动性转向席卷社会科学，也引起文学研究的震荡，文学领域的流动性研究成果之丰硕、研究活动之热烈丝毫不逊于社会科学。约翰·厄里（John Urry）准确概括了流动性转向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作用，而流动性转向之所以能激发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并使两者在相互对接和碰撞中丰富彼此，概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流动性转向的原始驱动是出于对跨越边界、建立关系性的探索，其内含的“流动”逻辑不仅适用于空间流动、社会流动，同样适用于学科之间的流动。加之文学研究本身具有的跨学科知识学属性使其足以将一切新学聚合成为新的阐释技术从而形成“学科间性”。

第二，流动性转向受惠于多种学科对流动性的长期探索，而文学研究就是其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文学批评、跨文化研究和迁徙研究就对流动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赛义德率先以流动性为问题驱动，批判T. S. 艾略特所倡导的文化静态主义。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交通迅猛发展和通讯日益发达，文化流动和文化杂糅已成常态，见证了赛义德的远见前瞻。20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两部重要文学批评专著聚焦空间流动和文化流动：玛丽·布拉特（Mary L. Pratt）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和跨文化主义》（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lism, 1992）、凯伦·凯普兰（Caren Kaplan）的《旅行问题：位移的后现代话语》（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 of Displacement, 1996）。这些文学研究在主题和议题方面与21世纪的流动性转向有着诸多的交叉和重叠，为“流动性转向”的正式出场奠定了基础。

第三，流动性理论对于表征的强调赋予文学在流动性中重要地位。克雷斯韦尔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建立了流动性三元辩证模型：一、作为经验事实的流动性，即交通规划师进行观察、测量和分析的流动性；二、流动性的表征，通过文学、电影、摄影等表征策略为流动性赋予含义和意识形态；三、作为具身体验的流动性，即，移动的体验和方式对移动主体发生影响（Cresswell，On the Move 3）。流动性三元密切交叉：“表征赋予流动性的含义影响着人们的流动性体验；反之，流动性的表征基于流动性实践和流动性的具身体验”（4）。

第四，索雅的“第三空间”理论为流动性转向与文学研究的联姻提供了学理依据。索雅区分出三种认知模式：第一空间认识论聚焦感受的空间，在经验中可直接理解和测量的物质空间（Soja, Thirdspace 74）；第二空间认识论专注于构想的空间，即对空间的表征，包括文学和艺术。第一空间研究方法通常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注重客观性和物质性，第二空间更接近传统的人文学科，以想象地理替代真实地理。这种认知模式分立导致学科分野，造成有限视界。如何打破二者隔阂、超越单一视界？流动性研究在此可发挥重要作用：揭露感受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之间虚假对立，强调空间既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想象的，即索雅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通过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对立进行解构和重构，并最终锻造出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学科间质”。

本文摘自：刘英，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26-38。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小贴士

陈丽教授的《空间》一书已由外研社出版，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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