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期我来读文献 | 《词汇语义学》第二阶段线上答疑干货汇总

第90期“我来读文献”活动第二阶段线上论坛于11月19日晚7点举行。本期活动关注《词汇语义学》一书。

一不小心错过活动？想了解更多内容？小编将为您倾情分享本次线上论坛的干货，欢迎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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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和领读专家：

邬菊艳，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英语（科技翻译）系副主任。先后在宁波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访问学者。学术兴趣为词汇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对比。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曾主持完成浙江省规划课题以及作为重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省级重点规划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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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1）英语单词fruit除典型的核心语义外，还具有哪些引申语义？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关联？

根据《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第10版）》（A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0th edition）对fruit的语义描写，其语义大致可以归为五种：1）植物开花之后结出的果实，如橡树果和豌豆荚。2）植物长出来的、可食用的任何东西，如天然产物（the fruits of nature）和地里的产物（the fruits of ground），这些产物不仅指水果，也包括各种谷类和蔬菜等。3）表示子孙后代（offspring），这是一种旧时用法，如在《圣经》中，the fruit of womb指怀孕，the fruit of his loins指他的子孙后代。4）由行为产生的结果或后果，如the fruits of his labour指他的劳动果实，his work bore fruit指他的工作很有成果。此处是fruit的一种比喻用法，表达了其抽象语义。5）指利润或利益，特指专门的结果或后果。

以上五种语义并不孤立存在，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同时也以各种方式与核心语义相互关联。如第一至第三种语义都通过概括化的过程与核心语义相关联，第一种中的“果实”义与核心语义中的“典型水果”具有相同的生物功能；第二种中的“可食用的任何东西”义与核心语义中的“典型水果”具有相同的功用价值；第三种中的“子孙后代”义也与核心语义非常接近，虽然从植物延伸到人类自身，但仍然属于生物学领域，具有相同的生物功能。而第四和第五种中的语义是由实体（即大自然产物）扩展到行为事件的过程，通过隐喻与核心语义和前三种语义相联系，第四和第五种语义之间是一个特殊化（specialization）的过程，具体可见图5.2。

注：图中“apples, oranges, etc.”表示“苹果、橘子等”；“seed-bearing part”表示“含籽的部分”；“fruits of the earth”表示“大地的果实”；“advantage, profit”表示“利益、利润”；“fruit of the womb”表示“子孙后代”；“product, outcome”表示“产品、成果”。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整体概念地图与fruit的核心语义的概念地图非常相似，一些相互关联的解读往往集中在一个核心语义周围。因此，家族相似性不仅适用于fruit范畴内单个词语的单个语义内部，也可将这个词语的各种语义之间的关系特征化。

2）什么是隐喻性词义变化的仙人掌发展模型？

所谓仙人掌式的词汇语义发展模型，就是指隐喻性词义的变化轨迹类似于仙人掌植物的叶茎生长方式，一个茎节连着一个茎节，并向多方向发展，中间既有辐射型的生长，又有连锁型的延伸。图中的每一个椭圆形均表示一个词的义项，宽泛地说，也就是某个词的一个语义。位于模型最底部的椭圆形就是指一个词的初始意义，即基本义；其他的椭圆形均以这一基础椭圆形为出发点发展而来，其发展方式中既有辐射型，又有连锁型，彼此交叉，交替推进。位于基础椭圆形下面的几根线段表示仙人掌的根须，意指任何一个词的隐喻性语义都植根于特定的文化沃土，吸收特定文化的养分，因而在一个词的许多隐喻性语义中，有些语义往往与其他语言中相应的词的语义具有共性，而有时却又具有独特的个性。之所以有共性，是因为人类所认知的对象往往是具有类同的客观世界；之所以有个性，是因为隐喻性语义又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的，难以摆脱特定文化的印痕。Lakoff & Johnson（1980：22-24）就曾指出，某一文化中最为基本的价值观与这一文化中最为基本的概念隐喻结构相一致，而且文化还包括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大文化、亚文化、群体文化和个人价值观。有时不同的文化对同一个认知客体会形成不同的概念。

3）图形与背景理论如何解释汉语动词“吃”与诸多非常规宾语搭配的语言现象？

汉语动词“吃”之所以会与非常规宾语搭配，其主因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吃”这一动词时受到图形与背景转换的牵引。在大多情况下，任何一个行为的发生，除了其行为本身之外，往往都会牵涉到伴随这一行为发生的诸种外在和内在因素，如主体、情绪、处所、时间、环境、气氛、工具、因由、方式、结果、动机、程度、对象以及对象的来源和特性等。

“吃”这一行为也不例外。“吃”一旦发生，就会牵涉到与之相伴的各种因素，如“吃”的食物、处所、方式、餐具、时间、来源、情绪、经历、凭借手段等。再者，除了这些外在因素之外，“吃”的行为本身是“摄入食物”，所以又会产生“进入”这一背景义；“吃”的食物会被消化掉，所以又会产生“吸收”“领会”等背景义；被“吃”的食物会在人的视野中消失，所以又会出现“消灭”“消耗”等背景义；“吃”食物时，人有时愿意吃，有时不愿意吃，所以又会产生“接受”这一背景义。如：

a. 他吃烧饼。（食物）

b. 他常吃馆子。（处所）

c. 他吃烧烤。（方式）

d. 他吃大碗。（餐具）

e. 他吃晌午。（时间）

f. 他吃房租。（来源）

g. 他吃的不是面条，而是寂寞。（情绪）

h. 他吃批评了。（经历）

i. 他靠吃粉笔灰过日子。（手段）

j. 这犁子吃土很深。（进入）

k. 这张纸不吃墨水。（吸收）

l. 我吃不透原文。（领会）

m. 部队很快就吃掉敌人两个师。（消灭）。

n. 这种车子很吃油。（消耗）

o. 他吃软不吃硬。（接受）

“吃”的本义是“通过嘴嚼把食物摄入体内”（吕叔湘 1996：96）。在通常情况下，“吃”与其宾语的语义关系均是“吃”与“食物”的关系，即“吃”的本义是图形，是受凸显的语义，其他与之相伴的因素，如“吃”的处所、方式、餐具、时间、来源、情绪、经历、凭借手段等，则均潜隐于背景地位。然而，图形与背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化不变，而是可逆转的。若因特定表达的需要，即若说话人欲凸显某一背景因素，那么就有可能将之图形化。其实不仅于此，潜藏于背景的任何一个因素因某种表达的需要均有可能走到前台而得到凸显，由此与“吃”构成各种表达，“吃”的语义也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在正常情况下常处于图形地位的本义“通过嘴嚼把食物摄入体内”在这种情况下便退隐于背景位置，而说话人想要凸显的诸种背景因素在此得到了图形化。这就如同一群模特走秀，走上前台表演的是得到凸显的模特，即成为图形，而在后台等待表演的其他模特则是背景；但处于背景的各个模特并不始终只处于背景位置，往往会根据表演需要走上前台，从而成为图形，而原先在前台表演的模特则会走下前台，退隐于背景。因此，一群模特走秀，其角色始终是在图形与背景之中转换，每个模特都会根据表演需要而有机会成为图形或背景。在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图形与诸种背景始终存在发生逆转的潜能。

关于“吃”的诸种背景义，基本上是伴随着“吃”这一行为的发生而发生的。这些语义尽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隐喻或转喻产生联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与“吃”这一行为紧密相连，是与“吃”这一行为相随相伴而产生的语义。这些语义一经人们的使用并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就会成为“吃”的引申义。它们通常藏而不露，处于边缘地位，可一旦有凸显的需要，就会显露峥嵘，走上前台而得到图形化，成为核心义。因此，“吃”的隐喻或转喻并非其语义延伸的真正认知动因，其真正的认知动因是语言使用者在表达特定的客观事物时对这一客观事物及其相随事物的认知聚焦和焦点的变换。换言之，“吃”的隐喻义或转喻义仅是人们对其引申义的语义演变路径的分析，并未揭示其真正的深层认知缘由。在此可以说，“吃”产生多义的根本认知诱因是人们在认知客观事物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转换。其实，即便是“吃”的隐喻义或转喻义，也同样需要图形与背景之间的转换，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所有的隐喻义或转喻义不可能都同时走上前台，处于图形地位，而在多半情况下均隐匿于背景，只有在需要时，某个背景因素才会被图形化。

4）库尔森（2010：34-69）认为，意义的组合观并不能真正反映语言加工的实际情况，并由此提出了意义的构建观。你对此有何看法？

库尔森（2010：28）指出，要使框架这个概念成为语言加工和理解中的一个有用概念，就应改变传统的框架静态观，而将之看作知识表征的动态框架。传统的意义观认为，意义构建主要源于句法分析（parsing），即将一个词分解为结构或句法信息的表征以及词汇语义的表征。相应地，意义构建系统主要由相互独立的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处理与词相关的结构或句法信息，另一部分则用来处理词汇语义本身的信息，而将这两种信息组合起来就产生了独立于语境的意义。此外，再加上语用知识，就可以使这一独立于语境的意义变得适用于当时的语境。换言之，词语的意义可由词的句法规则、语义以及语用知识三个部分相加组合而成，这样的意义理解观被称为组合观（compositional account）。

库尔森（2010：28）认为意义的组合观并不能真正反映语言加工的实际情况，并由此提出了意义的构建观（constructivist account）。这一观点认为在语言理解加工过程中，语言加工者若能明了确定的心理空间正在构建，知道不同背景框架之间密切相关，就会促进语言加工过程。这些对语言加工至关重要。在日常话语理解中，听话人往往会随语境变化而不断进行语义的重新分析（semantic reanalysis），这种重新分析的认知操作过程实则就是把当前的框架信息重新组织，转换进入另一个新的框架中，从而促使新框架中的新信息重新得到新意义的构建和解读，这种认知操作过程就是框架转换。简言之，框架转换就是指语言理解中框架信息和概念不断得到更新、修改和完善的一种认知心理加工过程。

本人完全赞同由框架转换而产生的这种动态的意义构建观。语言输入首先唤起抽象的语法框架，而将抽象的语法框架与心理空间中以框架为基础的信息结构整合在一起构成当前信息，再将当前信息与背景信息进行创造性整合，如此整合的过程就是语言理解的真实认知过程。库尔森（2010）提出的空间结构化模式使我们在语言理解和意义构建之间建立了心理联结，即把语言的能产性看作集意义的在线场景性、构建性以及百科知识性于一体的心理动态过程。

5）行为特征分析法对哪些词义现象研究具有深刻影响？

行为特征分析法最早由Hanks（1996）提出，他主张可以用行为特征这一概念来描述词项的分布型式（distributional patterns），而这种主张始源于Firth（1957：11）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由词之结伴可知其义”的著名论断，此后Sinclair（1991）等学者提倡使用语料库实证方法来建立词汇意义与其使用模式之间的紧密关系（Liu 2010：59），众多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也表明词汇意义很大程度上由词汇的搭配和其他分布型式决定（Hoey 2005；Sinclair 2004；Stubbs 2001）。Gries（1999，2003，2010）则将多元统计方法运用到词汇行为特征分析中。

行为特征分析法对同义词、反义词和一词多义现象研究具有深刻影响。在同义词层面，如Jing-Schmidt & Stefan（2009）考察了汉语中的近义词“还”“又”“再”，方子纯、陈坚林（2014）考察了英语中的同义形容词（immense、enormous、huge、massive、tremendous和vast），Liu（2017）则对英语中的同义形容词（如chief、major、primary和main）、同义副词（如actually、genuinely、really和truly）、 同义名词（如authority、power和right）等展开了系列研究，以上研究都有效揭示了同义词的内部语义结构以及同义词在使用模式方面的细微差异。在反义词层面，如Janda & Solovyev（2009）对俄语中表示“高兴”和“伤心”类的反义名词，Gries & Otani（2010）和Paradis et al.（2015）分别对英语中表示“大”和“小”、“好”和“坏”的反义形容词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一词多义层面，如Gries（2006）采用对应分析的统计技术，将语言的社会纬度引入语义分析，更全面地表征run的语义结构，进一步完善了对run的多义分析。Jansegers et al.（2015）和Jansegers & Gries（2017）则基于西班牙语中的多义动词sentir（感觉）的行为特征，充分描述了sentir的一词多义现象。

6）词汇语义、词汇概念和词汇意义三者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

语义，即semantics（或semantic content），是语言表达式所交流传达的内容（Murphy & Koskela 2016：3）。作为语言符号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语义与语音紧密结合、互相依存。因此，语义属于语言范畴，是语言交际社群所广泛接受的、具有规约性的、基本稳定的词典释义。概念，即concept，是人类对感知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及情感体验加以概括而形成的图式化的心理知识。概念本质上具有对经验进行统一编码（codification）（Cruse 2011：53）的能力。因此，概念属于思维范畴，是大脑认知的后台信息。意义（meaning），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Langacker 2008：30），即形成概念的过程。意义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心智活动或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过程。因此，意义是一种心理构建过程，这种构建过程的本质是基于具体语境对概念的适切解读，是对概念图式知识中某一方面的选择或凸显。因此，意义属于使用范畴，具有与语境共变的特征。

概念和语义有联系也有区别：概念经语言编码并通过词汇化就变成相对稳定而明晰的语义，因此概念是语义的来源和基础，语义有赖于概念来反映世界中的事物或现象，正如Murphy（2010：38）所言，我们使用的是词语（语义），相互交流的却是概念。概念表现为芜杂而开放的心理图式知识，而语义却表现为稳定而惯常的语言知识。概念和意义之间也有联系和区别：概念具有离线抽象性，意义具有在线具象性。在线具象的意义构建是离线抽象的概念形成的过程，而概念一旦形成则可以成为新的意义构建的基础。因此，虽然概念和意义均通常建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或特定环境，但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意义具有动态性；至于语义，其内容往往简洁、凝练，被语言社团所广泛接受，具有规约性。由此可见，概念、语义和意义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联，而将这三者置于词汇层面，分别可得到词汇概念、词汇语义和词汇意义。

词汇语义，正如语义，是语言范畴中的一个实体，是词语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词汇语义在语言社群内部具有规约性特征；而词汇意义，正如意义，是使用范畴中的一个事件，是语言使用者的一种在线心理模拟和构建过程，因此，词汇意义具有与语境共生的易变特征。在实际词义理解中，词汇语义与词汇意义虽然是我们平时能够感知到的两个极点，但两者之间并非直接相连或互通，它们需要词汇概念作为后台认知基础；因此，词汇概念是词义三个层面中至关重要的介质和桥梁，其两端分别与词汇语义和词汇意义具有直接的相互连接性。词汇概念是词汇语义和词汇意义的认知后台信息，词汇语义来源于词汇概念，并依赖词汇概念来反映客观事物，词汇意义是依凭词汇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在线构建或实时构建，其构建过程本身就是词汇概念形成的过程，具体可用图6.1表示。

在实际语言理解过程中，我们一般能感知到的是语义、词汇语义、意义和词汇意义，在此用普通白框表示；而概念和词汇概念是我们一般无法直接感知到的，在此特用黑框表示，犹如我们大脑思维的“黑匣子”。

7）英汉作格动词其内在的语义结构与句式构建之间具有怎样的映射关系？

作格动词的语义要素是集“行为义、使役义和结果状态义”于一身。在这三义中，前两者往往又是密不可分，而后者，即结果状态义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具体的句式构建过程中，语义与句式会形成一种联结关系，即作格动词会将自己内在的语义特性映射到句式上。然而，并非作格动词的所有语义都会映射到句式，而是部分的、有选择性的。换言之，在构建特定的句式时，仅有部分语义要素才会得到有选择性的映射。虽然说作格动词集“三义”于一体，可这三义要素是潜在性和多面性的，并不全都参与句式构建，有些语义可能会隐伏，而有些语义则可能会被并合。若“行为义和使役义”处于语义核心地位，它们就会并合，而“结果状态义”就会处于相对的隐伏状态，由此构建出作格动词的及物句式，将事件描述为由施事引起的作格系统。而若“结果状态义”处于语义核心，那么“行为义和使役义”就会处于相对的隐伏状态，由此会构建出作格动词的不及物句式，将事件描述为处于某种结果状态。由此可见，作格动词的语义特性基本上可以预知其句法行为。正因为是作格动词，所以才有可能产生及物和不及物这两种转换句式，而且正因为有不同的语义核心起作用，所以才有可能决定这两种句式的取舍。因此，这基本上是作格动词的内趋力使然。同时也可以证明，动词的核心语义具有相对性和游移性，即在动词内在的多个语义要素中，在特定的时间某一特定的语义要素会起核心作用。换言之，作格动词的各种语义要素是潜在和多面的，在不同的时间其核心作用会发生变化，而动词的核心语义在此就是Grimshaw（2005）所言的动词语义结构，在句法层面表现活跃，对句式的构建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

8）词汇语用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目前主要依赖于哪两条路径？

词汇语用学的主要目标是对语境中词汇语义标示不足问题进行语用处理，试图利用语用学的理论背景对其做出系统的、解释性的说明（Blutner 1998；陈新仁 2005；冉永平2005）。总体说来，对于词义的理解，词汇语用学主要依赖于两条理论途径：一是Grice（1991）提出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二是Sperber & Wilson（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根据陈新仁（2005），基于会话含义机制的词汇语用学认为，词语的字面表征具有语义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歧义性或模糊性，而要理解这些语义不明确的词汇，需要将语境和百科知识相结合进行必要的语用充实（pragmatic enrichment）。基于关联理论的词汇语用学认为，词语的字面义所表现出的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这种调整过程，在词语意义理解层面本质上都是基于“最佳关联假设”（Wilson 2003）。具体而言，语用收缩过程就是在语境中寻找关联信息的过程；而当词语字面义不能满足与语境相关联的意义时，听话人就有理由进行语用扩充，直至获得他所期待的关联信息。

9）语言与情境模拟理论对于语境词义的研究具有怎样的指导作用？

语言与情境模拟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语言加工机制会首先启动，其激活水平最先达到峰值，同时，语言加工对激活概念层面的情境模拟起着重要的提示和导引作用。当语言系统识别特定的词汇后会激活概念模拟，情境模拟加工机制后续启动，其激活水平达到高峰的时间较晚（见图7.6）。

语言加工是对概念的浅层加工，情境模拟加工是对概念的深度加工，是概念加工过程的基本形式。随着加工过程的持续发展，两个系统各自分别经历相对活跃与不活跃间的转换，活跃的语言形式可以激活情境模拟，而情境模拟也可以进一步激活相应的语言形式，两者融合并交互作用，随语流的推进以各种不同模式反复轮回，直至最后完成概念加工任务。

若涉及具体词汇意义的构建，主体就会聚焦于某个或几个目标词语，首先在语言层面进行语义确认、语义关联或语义组合等语义加工，继而获得词语所在语境的整体语义，目标词语语义或整体语义知识就会成为情境模拟加工的重要背景信息资源，并对主体进一步展开概念层面的深入加工起着重要的限制和指示作用。在概念层面，主体通过对词语的概念结构和词语所在语境所激活的情境路径的探幽过程，将概念结构信息与语境情境信息合流匹配，此时的词汇意义构建的通路在理论上应已达成。然而，在实际语流中，随着话语或语篇的推进，语义加工和心理模拟会反复多次地相继发展，两者不断融合和交互作用，最终获得与语境匹配的动态性解读，即词汇意义完成构建过程。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词汇语义构建过程是一种深度的概念加工过程，其间还会涉及思维深层较为复杂的认知过程，如概念组合、逻辑推理、抽象概括等。

基于以上对词汇意义构建过程中的语义加工、情境模拟加工以及语言与情境模拟融合交互作用过程的深入擘析，我们在此提出语言使用中词汇语义构建的三角模型。

正如图7.8所示，语境中词汇语义构建的过程需要经历三个阶段：语言加工阶段、情境模拟加工阶段和语境构建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依存于词汇语义、词汇概念和词汇意义三个载体。这三个载体分别处于三角形的三个角。在实际语言理解中，词汇语义和词汇意义是人们能直觉感知到的两个显性层面，语言层面的词汇语义处于左底角，使用层面的词汇意义处于右底角。虽然一般的直觉经验认为，人们可以根据相对稳定的词汇语义构建出适切于语境的多变的词汇意义，但两者之间实则并非具有直接的相互联结性，三角形中用虚线表示两者之间的间接性。图中处于顶角的词汇概念，是词汇语义和词汇意义的后台认知基础，更是词汇语义构建过程中的必要桥梁。在语言层面的词汇语义加工是浅层加工，但可以引导和指示词汇概念层面的深层加工，即情境模拟加工，而经过多次语义与心理模拟的融合交互过程，最后完成基于语境的词汇意义的构建。反之，基于语言使用的假设，词汇意义的构建本身就是形成词汇概念的过程，词汇概念是词语在意义构建中留下的意义足迹的记忆，是经过多次使用事件而抽象出来的心理图式知识。词汇语义是词汇概念在语言词汇中的编码，词汇概念是词汇语义的来源和基础。总而言之，三角形中的词汇语义、词汇概念和词汇意义之间的联系都是双向箭头关系，即都属于联结和互动关系。

10）未来词汇语义研究的发展方向可能是什么？

未来词汇语义学的发展方向将会沿着两条主要路径延伸：一是继续沿着生成路径，使形式化语义表征方法对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词典编撰等领域做出贡献；二是继续沿着认知路径，遵从认知语义学对于词汇语义的认知心理观以及社会转向的语境动态意义构建观，为探究词汇语义与人类心理以及作为社会符号工具之间的关系和工作机理做出贡献。

第一条我们称之为生成路径。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仍然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语义学时期的研究方法论，如“语义分析的形式化”“关系语义”这些理论与方法就植根于结构主义语义学。同时，又因为它们加入了词汇语义在语境中生成这一因素，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成路径。生成路径中对词汇语义形式化的表征与自然语言处理和词典编纂等相结合是一大趋势。第二条我们称之为认知路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秉持原初的“认知”基础上，逐渐向“社会”和“定量”的多元化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趋势转变。而认知语言学的这些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发展趋势都将为词汇语义学的认知研究提供参考。换言之，词汇语义学的认知研究方法也可能会有社会和定量的转向。具体而言，未来词汇语义学研究也许会出现与词汇语用学研究的汇聚和合流；另一方面，词汇语义学研究也将更加强调词汇语义的心理实证研究与语料库研究方法论相结合。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探讨的是，认知路径和生成路径是否存在汇聚的可能性？换言之，词汇语义的心理与社会的语境繁复主义与简约的形式化表征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吸引力？还是两者因存在冲突而彼此难以消解？虽然对学术的发展进行预测具有或然性，但我们依然相信，这两条路径（两种理论）未来可能终将联袂前进，甚至完美融合，共同推进词汇语义学的发展。其实，即便这两条发展路径最终难以殊途同归，但我们依然相信它们能为未来的词汇语义研究带来更多的借鉴和启迪，催发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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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提问

1）老师您好，我看第五章所梳理的研究一般会聚焦于某个词，比如探究make、carbon、“吃”等的语义情况。那么如果平时我们自己做语义研究，该如何具体选择这个“词”呢？是探索前人已经探索过的，还是通过观察语料库中语料的规律找到新的值得研究的这个“词”呢？谢谢老师！

邬菊艳老师：您的问题提得很好，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在进行一些理论探讨时经常会利用或通过某一个或两个词引入或展开话题，其本质是借由这个词的特定语言现象而更好地探究更深层次的语言学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对某个词的探讨也许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对由该词呈现或背后透视的语言学问题的阐述才是研究目的。

您提到这样的词如何选择？我个人觉得大致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研读文献或平时教学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词，基于这样的语言现象，也许能引起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参阅相关文献，不断由点及面，最后也许能形成一个值得探讨的选题，这是一种方法；另一方面，同样在研读文献中，发现前人探讨某个语言问题时提到了一些类似的词，而我们也许接受、也许批判性地由此想到了类似的或不同的语言现象，即某一类或一个词正是这类语言问题的典型语言现象，那么我们就会找到这样一个典型的词进行探讨，借由这个词来阐述我们想要探究的语言学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两种方法，我个人感觉对于初涉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可能第二种方法更实用，而对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敏感度比较高的学者则更容易原创出一些新的学术思想。

2）第六章探讨词汇语义与语境的关系，关注“语境”似乎是语用学区别于语义学的重要维度，那么第六章内容和语用学是否存在一些相关性呢？我看到好像只有最后一小节6.4.4 “词汇语用学的兴起”是跟语用学明确相关的。

邬菊艳老师：您的问题提得很好，很感谢您的提问。正如您所讲的，传统意义上，“语境”是语用学与语义学相互区别的重要维度，而词汇语义学属于语义学范畴，牵涉语境似乎不是很合理。我们在前言中也提到，本书探讨的对象是“词汇语义”，它既是语义学研究的焦点，也是语用学研究的焦点。相比较而言，语义学主要关注静态的语义，而语用学所关注的是动态的语义。可在实际的研究中，两者常有交集，纯然静态的语义研究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而全然动态的语义研究也是少之又少。本书的关键词虽为“语义学”，但依然牵涉对动态语义的考量。

在本书第6章的总结中，我们也再次提出，从词汇语义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词汇语义看似仅仅是词语本身意义的变化，实则牵涉到心理、语言语境、社会文化和交际语用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若要真正深入探究词汇语义问题，就必须要突破传统词汇语义研究只注重语言层面的藩篱，加强对与词汇语义相关的多因素研究。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描写方式等方法论上，语境化转向必然成为当代词汇语义学的主要特征（Geeraerts 2010：287）。

但是，词汇语义学和词汇语用学涉及语境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词汇语用学，是词汇学与语用学联姻的产物，隶属于语用学与语义学的跨界研究范畴。词汇语用学的主要目标是对语境中词汇语义标示不足问题进行语用处理，试图利用语用学的理论背景对其做出系统的、解释性的说明。总体说来，对于词义的理解，词汇语用学主要依赖于两条理论途径：一是Grice（1991）提出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二是Sperber & Wilson（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简单说来，词汇语用学用语用学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词义问题，而词汇语义学更多从语义学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词义问题，但是两者肯定有重合。换言之，词义研究本没有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分，仅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路径进行各自的探究，期望最后两者能够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