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中国翻译史的海外发声——基于九大国际译学期刊的考察（1955—2020）（文/孙艳 张旭）

摘要：在中国学者积极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大背景下，国内翻译学界愈发重视其在国际学术期刊中的发文总结，但在诸多角度的剖析中尚缺少从中国翻译史这一兼具时空特性视角的梳理。本文以九本重要国际译学期刊为数据来源，从发表趋势特点、学术贡献群体、研究主题分析等方面描写并总结中国翻译史海外发声的沿革与动向，为国内翻译史研究者提供国际译学期刊发文参考，并从数量、主题和视角三个层次散衍出对未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翻译学；国际期刊；国际译学

1. 引言

中国翻译研究是国际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际学术舞台的发声是体现中国翻译研究学术地位和学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学者一向重视总结国际译学期刊上的中国声音，赵刚、姜亚军（2007）就曾以华人学者在国际翻译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译学研究的国际化进行了探讨。多位学者（冯佳，王克非，刘霞，2014；梁林歆，许明武，2016；方梦之，袁丽梅，2017）也分析考察了不同时间跨度中国际译学期刊折射出的翻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侯羽，杨今丹，2016；王昱，2019；张汨，2019）又聚焦于中国译学的国际影响力研究。但在这些逐步细化的数据分析中，尚缺少较为清晰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海外轮廓勾勒。王峰、陈文（2020）在研究中虽涉及了部分中国学者的翻译史研究国际发文情况，但文中时段（2005—2017）和国籍限定很难从整体上呈现国际译学期刊折射出的中国翻译史海外研究映像。

张佩瑶（2008：5）尝言，部分西方翻译学者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尝试去了解其他的翻译传统，研究其他传统的翻译话语，更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补一己之不足，建立起认受性更高的翻译理论”，这样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翻译相关文章在国际译学期刊的发表，无疑是国际学者接触和了解中国翻译研究现状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外译学对话交流的最好证明。而对于国际翻译学界，中国翻译史学术文章更是一种兼具时空维度的中国翻译话语载体，从国际译学期刊中此类文章的发表趋势和特点可以管窥世界译学界对中国翻译及翻译史研究的容受与反馈。鉴于此，本文将九本影响力较大的国际译学期刊设为数据来源，从发表趋势特点、学术贡献群体、研究主题分析等角度对65年间（1955—2020）中国翻译史发文开展梳理研究，力图客观描写中国翻译史海外发声的沿革与动向。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设计初衷是拟通过全面、详细的文献梳理，来探寻以下四个问题的答案，即（1）中国翻译史研究文章在国际译学期刊上的发表趋势特点是什么？（2）有哪些学者曾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译学期刊平台上发声？（3）国际译学期刊收录的中国翻译史论文集中在哪些研究主题?（4）以上探索能够为未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带来哪些思考与启示？

2.2 数据来源

为了可以更加精准、高效地呈现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译学期刊中的概貌，本文选取了被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和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收录的9本权威国际译学期刊作为文献分析的数据来源（见表1）。

由于本文旨在清晰地描写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译学期刊中的发文趋势与变化，所以限定时间跨度以这九本期刊中历史最悠久的Babel创刊时间1955年为起点，以2020年为观察截止点。就作为考察对象的期刊文章而言，从类型上设定为研究型论文（articles）及书评（book reviews），如社评（editorials）、论坛（forum）、评论文章（review articles）等类型文献不在本次考察范围内，由此共获得文献7471篇。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于“中国翻译史研究”文献的界定和分类，借鉴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一书在统计分析时所采用的翻译史研究领域划分（文军，胡庆洪，2007：67）。经严格甄别后，提取出以翻译通史、翻译专门史、区域翻译史、少数民族翻译史、社团机构研究、翻译事件、译者研究、译作研究、译介研究、翻译史学史等为主题的有效文献280篇。研究数据的提取采用人工甄选复核方式，以避免收集过程中过度依赖“China/Chinese/translation/history”等英语关键词组合而造成的非英语种及其他有效文献漏检现象。

2.3 研究视角

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S. Holmes）根据亨普尔（Carl G. Hempel）有关实证科学的基础论述明确了翻译研究的两大目标，即“描写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并“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则”（Holmes，1994：71；王运鸿，2013：5）。同时，他还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任委与了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理论翻译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受其启发，如果将考察的范围扩展到“翻译研究”，那么则可以尝试以下视角，即“描写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研究活动和翻译研究文本”，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学术研究现象。在本文中，对于国际译学期刊里中国翻译史研究文章的发掘和梳理正是沿着以往描写翻译学研究路径推进的，对于研究结果的反思也希望能够从理论翻译研究角度对翻译史研究者和关注者有所启示。

3. 发表趋势特点

1958年Babel第4卷第1期“La Traduction en Asie”一文中，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FIT）首任秘书长Edmond Cary总结了“亚洲和中东翻译家国际会议”(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de l’Asie et du MoyenOrient，1956年新德里)中达成的多项共识，其中包括将Babel部分版面定期用于专门讨论亚洲及中东国家的翻译问题。（Cary，1958：3）同时，在该期Babel中出现了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里第一篇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论文“The Translation of Old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xts”，作者为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文中李约瑟使用大量的一手文献和例证从术语翻译与知识传播的角度论述了古代中国科技文本的翻译问题（Needham，1958），至此完成了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译学期刊中的首次登台亮相（debut）。

从年份发文量趋势看（见图1），1955年至1990年中国翻译史论文的国际发刊呈零散状态，每十年发文量均不超过5篇。从1991年开始，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数量激增，每十年发文量几乎都能达到翻倍的规模。以1990年为分水岭，该年份前后国际翻译界对中国翻译史的关注程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1991—2000年区间中发文贡献量最大的年份是1999年（13篇），Meta该年第44卷第1期为“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a Traduction en Chin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专刊，其中9篇都和中国翻译史相关。2001—2010年区间有两个高贡献年份，2005年（16篇）和2009年（15篇）。2005年Translation Review第70卷第1期的主题为“Chinese Literature”，8篇涉及中国文学翻译史研究；2009年The Translator第15卷第2期虽不是专刊，但该期刊登了张佩瑶、谭载喜等多位中国学者的论文，8篇有关中国翻译史领域。2011—2020年区间内的高贡献年份明显增多，年均发文量达到了约15篇，其中2020年发表的中国翻译史论文高达33篇。

从期刊发文量占比看(见图2)，排在前四位的是Perspectives（58篇)、Babel（53篇)、Translation Review（48篇）、Meta（43篇）。其中后3本创刊时间较早，而远晚于它们的Perspectives却在论文发文量中占据首位，可见其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重视及肯定。

这一发现也可以在中国翻译史论文单个国际译学期刊十年区间发文量构成中得到印证。Perspectives在这九本期刊中创刊年份处于中位，但在2001—2010和2011—2020两个连续十年区间内都表现抢眼。2020年刊发的33篇论文中，有11篇来自Perspectives，也表明该期刊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学术兴趣十分浓厚。

就研究主题而言，排在前三位的是译作研究、翻译事件和翻译史学史领域（见表2）。以翻译作品和某时间跨度内翻译主题为载体的译作与翻译事件研究是翻译史学界的主要研究形式，也占据了翻译史研究的绝大份额。但统计发现，涉及中国翻译史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的翻译史学史主题论文在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有效文献中也能达到近17%的占比，说明这些译学期刊在录稿时也偏向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中国翻译史学史问题。

然而聚焦每本期刊，它们在刊文主题方面又各有偏重。Translation Review中译作研究类论文以27篇的数量远超其他期刊；Perspectives收录的翻译事件类论文最多，达到了16篇；Meta则以11篇翻译史学史文章位居该主题类首位。

4. 学术贡献群体

图里（Gideon Toury）认为翻译活动及其产品可以引起目标文化的变化，这是翻译的性质所在，因为文化总是借助翻译来填补其空白。（Toury，2012：22）延循这个思路推演开来，翻译研究活动及其产物也是目标文化研究领域中填补自身缺失的那一汪“新泉”，这一点在前文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Edmond Cary呼吁Babel杂志增加亚洲及中东地区翻译活动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那么，国际译学期刊中国翻译史学术论文的作者即翻译研究活动的主体，作为“新泉”的“引渠人”，自然该得到应有的关注。

1955—2020年间，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中发文量排在前10位的作者其文章数量均在4篇及以上（见表3）。其中位居榜首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白立平，他的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翻译过程的赞助行为和赞助机构，其间也发表了有关朱志瑜、朱晓农著《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与王宏志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两篇书评。

在各研究主题发文中，也都有较为明显的学术贡献者。以译作研究为例，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就有4篇论文谈及具体的经典译作研究，如《茶花女》《红楼梦》《哈姆雷特》《西游记》。而在翻译史学史领域，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和天津理工大学许建忠均有多篇发文，但两位学者各有着重之处。张佩瑶的研究一直专注于中国翻译话语的国际传播，是中国传统译论和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期刊中的一面旗帜，她的4篇翻译史学史主题文章从“翻译”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念入手，串联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重要翻译论述，并将之置于国际译学体系框架内，赋予中国译学应有的学术地位。许建忠的3篇都是翻译史学史类著述的评论文章，涉及马祖毅和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王宏印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以及方梦之著《中国译学大辞典》，向世界推介了多部中国翻译史理论书籍。

主要贡献人中一些学者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多个角度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声。岭南大学陈德鸿的发文先后涉及叙事小说汉译中叙事者角色、劳伦斯作品译介、意识流小说汉译、中西翻译史比较、翻译哲学、非译与自译等中国翻译史研究领域。岭南大学另一位学者龙惠珠的研究同样横跨了多个领域，集中在口译研究，分别从口译通史、口译者群体、口译培养机构等角度介绍了中国的口译史研究。此外，罗选民、白立平等的研究主题也较为丰富，这些学者的发文多维度地将中国翻译史轮廓呈现于世界翻译学界。

排名前10位的作者中，仅有Mike Farman一位是非华裔学者，目前为美国文学翻译协会（ALTA）成员。早年间，他曾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汉语，此后开始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并出版了多部译作。Mike Farman涉及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文都与中国诗歌相关，从中国诗歌的婉约和情欲表达，到中国古诗词英译选集的推介，再到对中国诗人于坚2000年前诗歌及散文译本的评述，无一不聚焦在中国诗歌翻译领域。

除发文量贡献学者外，那些早期在国际译学期刊初介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的学者们也不应被忽视。数据显示这些学者多为非华裔作者，正是他们初期的发文，国际译学界才对中国翻译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认知。除李约瑟外，1963年时任华盛顿大学远东语言教授的霍维茨 （Leon Hurvitz，1963）也在Babel上发表了有关中国翻译史的文章，他的研究讨论了佛教文本汉译中的翻译模式以及鸠摩罗什（Kumārajīva）、菩提流支（Bodhiruci）、真谛（Paramārtha）等译者的翻译实践。1964年，印度学者J. P. Ｒoy Chowdhuri同样在Babel杂志提出了中国经济类出版物中的术语翻译问题（Chowdhuri，1964）。而匈牙利世界语学家本吉克（Vilmos Benczik）在1979年Babel第3期中梳理了亚洲世界语翻译的历史，并肯定了中国世界语翻译亚洲中心的地位（Benczik，1979）。由上述发文可知，早期中国翻译史在国际译学期刊的呈现角度是十分多元的，许多华裔及非华裔学者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翻译史各领域进行了多路径探讨。

5. 研究主题分析

译作研究、翻译事件和翻译史学史主题研究虽然以总和近60%的占比，占据了中国翻译史研究国际发文的大半壁江山（见表2），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译学期刊中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单一化。相反，在每个具体研究主题数据分析中又能洞见各支微脉里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本土表达和国际接受。

在占比最大的译作研究中，有关《红楼梦》的翻译研究最多，共有5篇文章，涉及文化、语域及版本等角度对《红楼梦》的多语种外译。此外，寒山诗（4篇）、《金瓶梅》（3篇）、《牡丹亭》（3篇）、《浮生六记》（3篇）都是译作研究中的热点。从翻译方向看，汉译外译作研究（57篇）要远多于外译汉研究（9篇）。国内翻译史研究中，莎士比亚作品汉译、《圣经》翻译等传统研究领域在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中的发文寥寥，只有王宏志和陈可欣（Clara Chan Ho Yan）两位学者的相关成果。

翻译事件主题中，清朝，尤其晚清时期是较为集中的研究时段，共有相关翻译史研究文章8篇，涉及科学、外交、宗教等文本的翻译。同时，1949年后的一些典型翻译事件研究发文数量也不在少数，如1949年以来经济统计文件中术语的翻译问题、文革后中国新诗外译、政治语境与文学翻译等，涉及语种除英语外还有西班牙语等语言。总体来看，虽然翻译事件研究主题多元，但像佛经翻译这样的国内翻译史研究热点却在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中鲜有提及，未能全面反映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而即便是发文量较多的科学翻译事件主题，对“民国以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科技翻译运动”也未曾涉及，“大有年代越近、历史的回响反而越弱之感”（方梦之，傅敬民，2018：67-68）。

译者研究、社团机构研究、区域翻译史及少数民族翻译史研究虽在数量上不及以上三大主题，但这些研究成果却也呈现出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国际舞台上的鲜明特色。比如在译者研究的30篇发文中有3篇都聚焦于鲁迅的翻译，Fernando Pérez-Barreiro Nolla在1992年就将鲁迅的“硬译”放置于历史语境进行了肯定（Nolla，1992）。社团机构研究中囊括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等具有强烈中国时代特色的翻译培养机构，区域翻译研究则更加关注历史上语言文化碰撞强烈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而近年来，国际译学期刊中也出现了一些从历史维度探讨中国少数民族翻译的研究成果，涉及少数民族翻译政策史（Li et al.，2017）、少数民族电影翻译史（Jin，2020）以及19世纪末中国西南地区纳西族文本与西方语种转换等话题（Poupard，2020）。

正如本节伊始所述，在国际译学期刊中丰富多样的翻译史研究主题为国际翻译界勾勒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总体轮廓，也为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许多可介入深究的路径。一方面，这些发文代表了翻译研究者，尤其是中国和华裔翻译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国际翻译界对中国翻译史发声的需求与关注，为我们拓展了诸多思考空间。

6. 思考与启示

本文针对1955—2020年间主要国际译学期刊里中国翻译史相关研究发文，从发表趋势特点、学术贡献群体以及主题热点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描写研究。这些研究数据的获得与分析为国内翻译史研究者和关注者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6.1 发文数量——内热下的外冷

近年来国内翻译史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学者受到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对翻译史的研究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中国的人文学科正悄然兴起了一个翻译史研究的转向”（王东风，2016：2）。在中国知网以“翻译史”为搜索词，可以得到中文学术期刊论文1817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分别为549篇和463篇，从2005年开始两类核心索引期刊每年以近25篇的速度刊发与翻译史直接相关的论文。（检索日期2021-09-28）事实上，如果按照前文对数据来源期刊翻译史论文的划分标准，这个数字则更加庞大。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里，中国及华裔学者总发文量为501篇，这些学者的中国翻译史发文量是180篇，占比为35.92%。而对照这九本期刊的总发文量7471篇，中国翻译史论文占比为3.75%。可见，虽然近年来国内外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发文数量连年增长，但就发文总量而言，在国际译学期刊中的中国翻译史发声音量还相对较弱。

6.2 发文主题——对话上的错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这个异域语境下得以传播、内化、变形、批判和重新整合”（杨柳，2009：前言），该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国内学者对中国翻译实践、理论的自省，继而盈发出与西方翻译学界对话的需求。翻译史研究作为既包含翻译理论又涉及翻译实践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是这种对话中绝好的交流载体。中国翻译史研究者可借助翻译史研究向国际译学界介绍中国的传统译论和翻译实践，但从数据来源期刊的发文中却发现国内外译学界存在着中国翻译史研究主题上的对话错位。在国内，佛经翻译是翻译史研究重镇，中国知网以“佛经翻译”进行搜索可得中文期刊论文1658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分别为550篇和473篇（检索日期2021-09-28），该数据可视化分析中显示“鸠摩罗什”“文质之争”“五失本”等都是排名较前的具象主题，且国内对于佛经翻译的史学研究成果颇丰，具有学界共识。而数据来源期刊中仅有6篇有关中国佛经翻译史研究，大量中国佛经语际翻译史学研究成果都未能通过主要国际译学期刊与世界翻译研究者进行观点交流。此外，由前文数据可知，在国际译学主流期刊中有关外译汉的研究寥若晨星。中国知网中收录的莎士比亚翻译及《圣经》翻译核心期刊论文多达数百篇，可见中国翻译学界对此类经典外语作品翻译的研究已很深入，并具有相当规模。但这样兼具世界流动性和中国本土性的翻译研究领域却缺少了中国翻译学者原应具备的强有力的声音。

6.3 发文视角——他者中的自我

除中国和华裔学者的发文外，数据来源国际译学期刊中还有63篇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论文作者为外籍学者。他们对于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往往与中国和华裔学者不同，而这样的“他山之石”可以为身处翻译史研究热潮中的国内学者提供一些国际期刊发文角度的借鉴。首先，外籍学者自身的语言优势使得他们对非英语种翻译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条件。譬如，毕业于莱顿大学的Audrey Heijns早在2003年就于Perspectives发表了有关汉语文学荷兰语翻译历史分期的文章（Hejins，2003），近年来她又关注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中文口译员群体（Hejins，2019）。而在我国有关汉语和荷兰语互译的研究屈指可数，非英语种的翻译史研究还有待国内有语言条件的学者进一步拓展。其次，外籍学者常常能挖掘一些中国翻译史研究中的新史料，从而开辟崭新的研究领域。如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1982年在Translation Review中发了一篇题为“Thrice-Told Tales: Translating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的文章，探讨了日语文本里中国诗歌的英译现象（Nienhauser，1982），而时至今日对于此领域的转译研究在国内也难觅佳作。最后，由于一些学缘文化因素，外籍学者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切入角度较国内学者也常有新意。外籍高产学者Mike Farman（2005）于2005年对唐诗宋词中的情欲表达和翻译方式给予了关注，而国内学者对在唐诗宋词中大量存在的这一语言现象却鲜有涉及。综上所述，在外籍他者的视角中再次审视自我才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内容及体系，为中国与世界翻译学界的连通做好学术铺陈。

7. 余论

正如为中国翻译话语国际发声作过诸多努力的学者张佩瑶在涉及翻译概念时所讲到的，研究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会更多地了解“翻译”在不同文化中是如何被构想的，它的意义又是如何演变的。即使这种演变是不稳定的、不系统的、摸索性的、草率的，甚至可能是胡乱进行的，也可以为固有翻译概念的破除增加动力，并启发翻译研究中的“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 turn）。（Cheung，2005：41）而2016年时任Target主编的Dirk Delabastita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学者正在积极走向国际舞台”，Target的编委中“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学者……翻译学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 turn）转向正在发生”（张汨，2016：93）。两位学者观点的提出既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走出去”的必然诉求，也是国际翻译学界不断完善研究内容和体系的自身需要。而中国翻译史研究如若希望走上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转向路径，那就必然需要来自中国翻译史研究者们更多的海外发声。

作者简介：

孙艳，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翻译史研究。

张旭，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翻译与跨学科研究。

本文发表于《上海翻译》2022年第1期第53—59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声明】感谢《上海翻译》编辑部授权iResearch发布此文。本文版权归《上海翻译》编辑部及作者所有。其他任何学术平台若有转载需要，可致电010-88819493或发送邮件至[e-mail]，我们将帮您协商授权事宜，请勿擅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