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察学生之所需，探典籍之译道——何艾克教授访谈录（文/郭高攀、何艾克）

摘要：中国典籍翻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倾听汉学家译者的“有声思维”，可为中国典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海外传播与接受提供有效参考。美国犹他大学哲学系何艾克（Eric L. Hutton）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与教学工作，研究对象包括孔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及其著作。笔者有幸采访了何教授，请他以《荀子》的教材型翻译为主线，就中国典籍翻译在美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接受现状，典籍教材的翻译策略、编写特点、学生反馈，以及其个人的翻译经历与计划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观点。希望此次访谈能为中国典籍海外教材的开发及翻译策略、目的国学生的需求及认知取向研究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典籍翻译；《荀子》；何艾克；大学生教材

受访者：何艾克（Eric L. Hutton），博士，美国犹他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电子邮箱：[e-mail]。

采访者：郭高攀，博士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电子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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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高攀（以下简称郭）：何艾克教授您好。您长期从事中国典籍及哲学思想研究，尤其对《荀子》的哲学思想及其翻译教学有深度思考。您根据自身教学互动经验翻译的《荀子》全译本于2014年正式出版，并很快于2016年修订再版。与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及沃森（Burton Watson）的译本相比，您的《荀子》全译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目标读者群体是大学生，且为专门针对教学而设计。请问您为什么专门为大学生创作译本？截至目前，有多少学生选修您的课程并使用该教材？据您所知，还有哪些大学将其作为教材或阅读材料使用？

何艾克教授：在翻译之初，我有自己的考量。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荀子》，需要引用一定量的译文，但沃森的译文并非全译版，诺布洛克的译文很多内容并不可取，我认为自己翻译可有效促进我对中文原文的理解。在博士毕业时，我的翻译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但当时在教学中需要用到的部分章节不在沃森的译本中。当然我也不接受诺布洛克的译本，因为诺译除难以理解外，售价也十分昂贵，且不再出版。由此，我意识到，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中国典籍翻译可弥补市场上存在的文献空缺。

我的教学班级规模较小，多年以来，仅有几十位犹他大学的学生使用过我的教材。至于其他高校，我在网上浏览相关课程情况时发现有学校正在使用我的译本，但我没有详细地统计数量和课程信息。不过，作为我的出版商，犹他大学出版社每年会发给我一份销售报告，去年累计售出200多本。由此可见，别的高校的学生或其他读者群体也在使用该译本，但我并不清楚消费群体的分布情况。

 诺布洛克《荀子》译本

（图片来自网络，下同）

沃森《荀子》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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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请问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您收到的学生评价有哪些？学术界对您的翻译评价如何？从反馈情况来看，您认为您的译文中存在哪些优缺点？在中国典籍翻译中，您认为什么类型的译文更符合大学生的需求？

何：据我所知，大部分学生的反馈都很积极正面，同时一些专业期刊中的评论性文章也肯定了我的翻译。然而，也有个别学者对我在书后的注释颇有微词：部分注释表达了我个人的全新观点，有别于其他学者。从整体的反馈而言，我认为该译本的优点主要包括准确性、易读性和经济性；缺点在于，了解中文的读者如果想要明确译文中某个表述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通常很难在书中找到解释。

虽然我无法确定什么类型的翻译更符合大学生的需求，但我认为大多数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都非常重视译文的准确性。在《荀子》全译本出版后，我也发现了译文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希望后续再版时能对其进行修订。缺乏准确性的译文并不适合作为大学生的教材，也许《道德经》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典型的例子。在西方国家，现在有一种趋势，即喜欢《道德经》却又完全不懂中文的读者倾向于创作自己的译本，这些译本均为收集整合自己喜欢的其他译本后进行的再创作。这些翻译并非基于对中文原文的理解，因此无法准确反映原著的内涵，往往并不可靠。在美国，我认识的任何研究中国思想的教师都不会将这类“创”译本《道德经》布置给学生。当然不排除有特殊教学目的的情况。

在译本的选择上，售价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学生每个学期都会面对庞大的教材目录，他们中的一部分无法承担昂贵的书费。所以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和其他教师通常会指定较便宜的版本。另外，译本的选择也会受教师偏好和教学目的的影响。如在讲授《论语》时，我无疑会首选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的版本，但在有特殊目的的教学场景下，我也会考虑沃森的译本。

何艾克《荀子》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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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基于已有的专业学识和教学经验，您认为在学习中国典籍及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美国大学生普遍持有怎样的态度？在中美文化或哲学交往过程中，大学生的研究视角或方法有哪些？

何：目前，我教过的大多数学生对中国典籍和哲学思想都怀有一颗纯粹的好奇心。他们往往在接触到孔子或老子之后，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于是选修我的课程。这些学生一般不会在该领域从事更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并不清楚他们都有哪些具体的研究视角或方法。然而，选修这类课程的学生的背景和兴趣会因地区和学校差异而有较大不同。如我所在的犹他大学，许多学生都有基督教背景——准确地说是摩门教背景，他们对中国典籍的态度受其宗教背景的影响。一方面，有时他们会误认为部分中国哲理与基督教思想非常相似；另一方面，与非基督教背景的学生相比，他们觉得更容易理解这些中国哲理。其他高校的教师如果面对的是其他宗教背景的学生群体，教学体验可能与我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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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将学生作为读者群体是您的《荀子》全译本的一大特色。请问，您认为作为大学生的读者数量会多于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吗？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翻译策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至少在美国，我可以很明确地说，大学生读者的数量要远胜于教师或研究者。在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非常少，仅有约几十人，这从图书的销售数量上便可知晓。当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时，我认为翻译策略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译本中包含的信息量。大部分美国学生不识中文，他们对复杂的文本转换过程、翻译批评方法和翻译历史的发展脉络等一无所知，而专业研究者却很关注这些内容。我们知道，《荀子》中的一些章节在不同的中文版本中差异明显，评论家对原文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出入，即使排除版本问题，翻译对原文意义的阐释依然存在不同之处。如果某位译者针对专业研究者群体而译，客观上应该交代所选原文版本——包括原文文本变体和针对原文的注释与评论——以及这种选择的原因。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学生而言，这些交代益处甚微，因此我的译本没有对原文版本和原文注释出处做过多的解释说明。然而，我在译文后面附有尾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过程做了详细阐释，方便可能有疑惑的研究者查阅。我在翻译时会较为固定地参考某一位或几位中国学者——如王先谦等对《荀子》原文的注释，而不是随意变换行文风格。了解《荀子》的研究者应该能明白我的观点和所选注释的出处，因此尾注未做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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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的译本目前主要用于本科生教学，那么您认为该译本可以为研究生、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带来哪些帮助？

何：对他们的帮助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正如我前面说的，如果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的材料不在沃森的译本中，同时又不认同诺布洛克的翻译方法，那么我的译本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第二，如果他们撰写有关《荀子》的文章，但不想或不能够自己翻译，我的译本也可作为一种引用资源。第三，我的翻译思路与其他译者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并不契合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可为他们解读原文提供不一样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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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教材文本的准确性是您翻译的重要考量之一。请问在翻译过程中，您如何平衡“忠实于作者”与“读者所需”？您的教学实践如何影响您在翻译过程中的平衡决策？您尝试过“创造性”翻译吗？

何：我不太确定你说的“创造性”翻译的确切程度，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翻译《荀子》或其他中国典籍中的部分内容时，过度直译会令读者困惑。在直译可能产生困惑的情况下，译者要么辅以脚注，要么在译文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并在有必要时表明译文并未在字面上与原文一一对应。通常我更倾向后者，例如我在《荀子·君道》一章中对“投鉤”的翻译^①；因为大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并不希望频繁查看脚注。

在译本的准备阶段，我时常用翻译底稿作为教学材料，这使我收获颇丰。译文有时可能存在歧义或产生误导，我却浑然不知。在查阅学生的问题或观点后，译文的不当之处清晰可见，我于是修订学生指出的相应部分并检查全文，以避免其他类似问题。对于只能阅读英文的学生而言，我需要在不过于意译也不引起误解之间进行平衡。另外，教学经历对我的翻译策略的影响还体现在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上。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具备与教师一样的词汇水平，不同学生之间的语言水平差异也很明显，而教师们很容易忽视这点。在翻译同一个中文词语时，译者可以在通俗、不常用、生僻的英语近义词中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将影响读者心中译文的可及程度，并决定译文是否能够打动读者。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不得不频繁使用词典才能读懂译文，则该译文的传播将非常受限。考虑到学生的阅读能力，我的翻译倾向使用通俗词汇。虽然我不敢说犹他大学本科生的英语水平能代表全美国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但相较于哈佛大学，我校大学生的语言能力更接近美国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因此，在“平衡决策”中，我的指导原则是易读性。

在西方国家，人们有一种普遍印象，即所有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广义上的亚洲哲学思想——都很“神秘”，或者说是“高深莫测”。这种偏见的危害很大，它削弱了跨文化理解。如果读者意识到自己无法理解某类文本，就可能不会再进行积极的尝试。依我看，尽管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往往被过度解读，而文化的一致性和重合部分却被忽视。因此，我翻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读者明白荀子所述并非神秘，而是睿智，有时甚至与大多数西方读者的常识一致。另外，可能有学生读者并不认可荀子的部分观点，我没有将其淡化或隐藏。例如，一些译者喜欢将“君子”译为“noble person”，因为这个词从性别上而言是中性的，但我想荀子并不认为女性可以成为“君子”，因此我采用更加传统的表述，将其译为“gentleman”。我相信该译法不会妨碍现代读者思考荀子的“君子”也应该能够包括女性。我认为促使荀子的观点迎合现代读者的价值观不是译者的责任，从而没有在性别意识方面对文本进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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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的译本中针对研究者或部分学生的附录和尾注非常丰富，包含的信息量很大，这也是该译本的另一大特色。您认为这些附加文本的作用达到预期效果了吗？学生都有哪些反馈？

何：我没有从学生那里收到任何关于这些补充材料的反馈意见。由于大部分学生不会中文，且这些附录和注释针对的是研究者和一些能查阅近现代中文文献的人员，所以我并未预设能从学生那里听到这方面的反馈。目前，我不清楚文后注释在有关领域产生过什么影响，仅有一份来自王安国（Jeffrey Riegel）的较为详细的评论批评了其中的大部分观点。我不知道其他学者在多大程度上会认可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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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您的教材中，有些哲学概念是直接使用现代汉语拼音音译的。在有文内语境、注释和附录的情况下，学生在理解这些词汇时有困难吗？如果有，是哪些困难？在课堂中您是如何帮助学生进行词汇理解的？对将来译著型教材的编写，您有何建议？

何：在这些汉语拼音词汇的教学过程中，我没有发现学生在理解上遇到过任何困难。在教学中，我首先会让学生知道需要考察词汇在文本内的使用方式，理解其语境意义，然后向学生展示《荀子》原文或其他教学材料如何阐释或分析这些词汇。通常学生能掌握其基本概念。大多数中国典籍文本的篇章布局不具备高度的系统性，如《荀子》开篇没有对“仁”和“义”等概念进行界定，其解释出现在其他后续章节。另外，我还教他们如何在不同章节中获取解释关键术语的信息，待初步了解相关知识后，学生能够在阅读其他章节的基础上自行推导更为复杂的隐含语义信息。这样的引导可使学生受益颇多。书后的附录主要针对自学者，为缺乏相关知识的人提供参考，但不会取代初次教学中教师的角色。有些译者总是试图译出每个中文哲学概念并将此作为己任，我想这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引发很多问题。我认为，学习新译文的读者同时能学习一些新的非母语单词是很合理的事情。对特定术语进行零翻译处理，如使用汉语拼音，更能凸显其在文章中的重要性。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局限性，如果拼音使用过多，则会造成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困难。但如果译者使用有度，我认为译文会优于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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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传达中国典籍文本的文体美方面，您付出了巨大努力。如在处理《荀子》的韵体章节时，您采用整齐的音节和韵脚，保留了诗歌的形体美。请问在典籍教材中的诗歌翻译方面，您有哪些建议供其他译者参考？

何：在翻译典籍文本的韵体部分时，其他译者不必参考我在《荀子》译本中的做法。我的译法初衷是体现差异：沃森的译本对诗歌不做任何韵体处理，而诺布洛克的译本仅呈现部分韵体，且未能有效区分诗歌文本与其他类似诗歌的文本的特点。我的译文主要凸显了韵体的固有特点，使用了整齐的音节和韵脚。用于教学的典籍翻译应该因类施法，我的译法也许并无必要，有时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诗经》全篇皆为诗歌，翻译也就无需在韵体与非韵体之间进行变化。在典籍英译中再现所有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特征并非易事，所以我认为译者仅需挑选其部分特色，并在全文中一以贯之。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因读者群体而异，针对其他对象的翻译理应与我的译法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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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据我所知，您的《荀子》全译本是首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教材型译本。请问，您认为一本成功的教材型译本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何：实际上，我认为我的译著并非首部针对美国大学生的中国典籍哲学教材^②。我对出版史不甚了解，但据我所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沃森的系列译著，包括《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均是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而设计，也许他的译著是首次。沃森的译著作为教材，特点鲜明且非常成功。首先，除《庄子》外，他的译著并非全译本，但所选章节代表性强，读者依然能对原文有较好的理解；同时因为所选章节能有效覆盖基础类课程所需课时，对教学帮助也很大。例如，如果想让学生在一个学期内了解中国早期思想家概况，教师在每一位思想家、每部典籍上投入的时间仅有两到三周，则沃森的节译本非常适合。但是，如果在一个学期内仅讲授《荀子》，沃森的译著便无法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教学材料。其次，沃森的译本行文方式可读性很强；不但易于学生读者理解原文所传递的信息，而且能刺激他们欣赏其艺术价值。教材能诱导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是所有老师的期望。没有大量事例分析和译本间的比对，我们很难准确解释他的译文好在哪里，不过我想大部分读者会同意我上面的看法。另外，他的译本脚注数量合适；脚注信息能满足读者理解译文的需要，但不过多阐释译文选取的理据或说明文献的出处，增加了译文的易读性。最后，他的节译本定价非常实惠，符合学生的消费水平。我的译本仿效了沃森的模式，但调整了他的翻译中不准确或有误导的地方；为学生和教师读者群提供了全译本的选择，同时价格也较低。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官网上，沃森的《荀子》译本纸质版新书售价为28美元，而我的译本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官网价格为26.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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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从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的学习经历和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来看，您的研究兴趣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哲学思想。请问您为什么如此痴迷中国哲学？

何：高中毕业那年，有位朋友借给我一本书，书名为《禅宗》，我对此书颇感兴趣。进入大学后，我的注意力便集中在日本佛教以及希腊哲学上，并师从日语系的一位导师，表示想研究比较哲学，期望未来成为一名教授。导师告诉我，如果想成为一名日本佛教研究专家，必须学习中文。于是我听从她的建议改学中文。学习中文和中国哲学后，对比以往所学的佛学历史，我意识到佛学并非如我最初所想；相反，中国早期传统文化却深深吸引了我。因此，我放弃日本佛学研究而转向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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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在中西哲学领域均有很深的学术造诣。请问，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您为什么选择荀子作为研究对象，而非其他传播更广的中国古代思想代表人物？

何：我长期致力于对比研究影响中西文化发展的早期思想，在研究中我有个人偏好，即聚焦文本。分析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相对而言，文本更直接，也更容易。尽管我对《孔子》和《孟子》欣赏有加，但这些著作仅为孔孟的简短语录，通过文本解读其哲学思想存在一定困难。我也很喜欢《老子》和《庄子》，但该类著作的行文方式使其难以解读。而《荀子》以论述体为创作形式，这是吸引我的主要原因。相较于其他论述体的中国典籍，如《墨子》和《韩非子》，我更欣赏《荀子》所论述的哲理思想，尽管我并非认同《荀子》中的所有观点。其次，在我研究《荀子》之初，英语世界对其研究乃是一片空白，与其他典籍文本相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或《庄子》，研究《荀子》可为英语学术界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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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中国典籍翻译方面，您的译著《荀子》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鉴于《荀子》的翻译和出版经验，请问您现在有其他的译著出版计划吗？

何：目前我正在翻译《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等章节，计划连同其他三位学者的相关论文一并出版。该书的编写也是针对本科生的教学需要，其出版计划有些延后，但我希望能在2022年内出版。

郭：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您的翻译作品是在长期教学互动和文本研读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份以学生为中心的科研精神值得所有学人尊重和敬佩。我们为有您这样一位中国文化“粉丝”和“中国通”感到自豪。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时间和耐心！

注释：

①“投鉤（钩）”直译为“tossing hooks”，但在《荀子》中实指以竹为书、令人随机拈取，寓意公平。何教授的翻译为“drawing lots and tossing coins”，更好地传达了“投钩”的深层含义。

②何教授理解的“首部”与采访者视角有别。何教授是从教学用途视角出发，而笔者是根据译著文本内容进行文献梳理后作出界定。在笔者可以查阅的典籍英译中，仅何教授的导言中有系统和详细的针对大学生教材而使用的翻译策略。如有纰漏，责任应由本人承担。

【声明】本文选自《山东外语教学》2021年第6期第3-9页，版权归《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及作者所有，请勿擅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