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学国内动态与国际前沿 | 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国际话语权（文/文秋芳）

提要：本文探讨有关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国际话语权问题。全文主体分三部分：1）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及其现状分析；2）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国际话语权现状分析；3）对提升中国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话语权的三点建议。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化；学术国际话语权

1.

引言

自进入21世纪，我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学术走出去”。作为应用语言学界的一名老兵，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推动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并曾就这一议题先后撰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阐述了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面临的两个困境：1）本土性问题优先还是国际性问题优先？2）英文发表优先还是中文发表优先？（文秋芳 2017a）。第二篇解释了学术国际化的三个标准：本土化、创新性、国际理解度（文秋芳 2017b）。第三篇提出了助力学术国际化的两个策略：1）通过5G技术，在国内成立同专题的研究集团军；2）加强国内外互动交流，提高我国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力（文秋芳 2020）。这三篇文章反映了笔者对我国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化的认识过程：从我国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化面临的困境到学术国际化的标准，再到学术国际化的策略。尽管笔者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仍在同一个层次上打转，将学术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学术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声”。换句话说，笔者注重了学术国际化的表面形式，而忽视了学术国际化的根本目标。为此，笔者进一步阅读文献，深入思考，初步理解了学术国际化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我国的学术国际话语权（胡钦太 2013）。本文将与读者分享对该问题的最新认识。全文分为三部分：1）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及其现状分析；2）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国际话语权现状分析；3）对提升中国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话语权的三点建议。

2.

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及其现状分析

2.1 学术话语权的内涵

在学术领域中，“学术话语权”指说话权利（right）和说话权力（power）的统一。话语权利着重指行为主体能够自由实现表达话语的意愿和实践；话语权力则着重指行为主体所表达的话语能够对客体的观念或行为产生影响（郑杭生 2011）。余波、宋艳辉（2021）提出话语权的主体有学者个体、学术机构和国家。笔者结合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及其自己的认识，对权利和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其关系做了界定（见图1）。

图1 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表现形式及其关系

话语“权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开展研究”指拥有进行学术研究选题的权利；“撰写论文”指拥有将学术成果撰写论文发表的权利；“参加学术会议”指具有参与学术会议进行科研成果交流的权利。“权力”也体现在三个方面。“引领学术”指对学术领域的研究议题或方向具有引领能力；“评定成果”指对学术成果和知识质量具有评定权；“应用新知”指具有运用新创造的知识改变社会实践的能力。学术权利是拥有学术权力的前提，没有权利，权力无从谈起；但权利不能自动变为权力，学术权力获得既需要学者的主观自觉，又需要客观环境的支持。一旦拥有学术权力，学术权利又能得到进一步强化。简言之，学术权利与学术权力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如果讨论某个领域内的学术话语权，其主体可以是学者个体或某个学术机构。本文聚焦讨论国家学术话语权。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不同于个体和学术机构的学术话语权。国家在某领域的学术话语权靠的不是某国家在某领域学术研究的学者总人数，也不是某国家在某领域发表论文的总数，更不能靠某个单一学者。它主要靠的是国家在该领域具有国际引领力的领军人物及其团队或在国际上有高显示度的学术机构。换句话说，衡量国家在某领域的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标准是该国在该领域领军人物及其团队或在国际上有高显示度的学术机构的创新成果在国际产生的影响力。

2.2 学术国际话语权现状分析

Mosbah-Natanson & Gingras（2014）根据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提供的科研网（Web of Science）分析了1980—2009年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分布情况。他们的结论是：一部分国家处于话语权中心，一部分处于边缘地带。依据该结果，笔者将世界上国家分为：1）拥有某学科学术话语权的国家；2）未有某学科学术话语权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学者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传播话语。传播的主要渠道包括学术会议、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学术组织、学术网络、学术数据库等。后一类国家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消费和助销已存在的学术话语，其消费和助销的渠道与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国家相同。话语生产者和传播者通常来自处于中心位置的以英美为首的英语本族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话语消费者和助销者往往来自处于边缘位置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需要说明的是，话语生产者与传播者可能是同一个群体，但更多时候，这两者不是同一批人，因为话语生产者的成果要得到有效传播必须得到杂志主编、学术会议组委会或者出版社总编的认可。这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话语生产者一旦得到传播者的认可，就更积极地生产话语；一旦话语生产者创造的成果更多，传播者对其认可度就有所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术消费者与学术助销者身上。当然，在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无论是话语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或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

从图2可以看出，新知识和理论是从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国家流向未拥有话语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学术话语总是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移动。

图2 国家学术话语权的大致分类

学术话语权为何如此分布呢？究其本质，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作为一种软实力，国家话语权是一种依附品，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依附于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一旦获得国际话语权，又会强化国家的硬实力。两者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和科技实力也有了快速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下，我国硬实力的提升呈加速态势。但硬实力要变为国家话语权，不大可能自然形成，学术话语权也是如此。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还需要学者，特别是学术领军人物拥有主体性意识，奋发努力、不断创新，尽力摆脱“消费者”和“助销员”角色，成为新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引领世界某学科领域的发展。

事实上，我国在某些科技领域内已拥有学术国际话语权，例如高铁技术、通信技术、杂交水稻技术等；但在基础科学上，我国只有个别成果世界领先，总体上比较落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就更为薄弱。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我国人文社科学者理论自主性还未充分调动，创新成果数量极为有限。

3.

应用语言学中我国学术话语权现状

应用语言学是个新兴学科。1964年首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简称AILA）在法国召开。如以此为应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桂诗春2000)，应用语言学至今只有50余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后期，桂诗春将该学科引入我国。历经40余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硕士点遍布全国，博士点数量迅速增加，学术领域不断细化，学术期刊（集刊）不断涌现，学术会议常年不断。总体上看，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蓬勃发展，发展势头喜人。作为一个引进学科，如何在国际学界赢得话语权？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下文将依据图1来分析我国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3.1 学术国际话语权利现状

从历时角度来看，40多年来，中国应用语言学在赢得学术话语权利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首先，学术研究的议题与国际学者不存在明显鸿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全世界新知识流动打破了原有时空界限。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学者享有获得新知的平等机会。早年我国学者难以获得国际期刊和书籍，撰写论文时，文献回顾部分很难达标，现在能通过电子数据库和网络顺利获取最新论文和专著。这就使我国应用语言学学者能够顺利了解国际前沿研究课题。如果从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来看，我国应用语言学论文数量有了快速增加。根据张广勇、王俊菊（2015）的统计，我国学者于1978年至2010年的30多年期间，在6种SSCI 国际期刊（Language Learning、Modern Language Journal、System、TESOL Quarterly、Applied Linguistics 和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上发表了44篇应用语言学论文：1978—1988年仅有4篇，1989—1999年增加到7篇，2000—2010年猛增到33篇。他们认为我国国内学者国际刊文数量“呈现出平稳推进和‘波浪式’增长的态势”（张广勇、王俊菊 2015：55）。很明显，我国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量有了显著增加。

如果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人数来看，虽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依据笔者本人亲身经历及对周围同事的观察，可以判断能够出境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次比起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应该是成倍增长。笔者自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1—2次出国参加会议的机会，每次在会上都能遇到不少来自国内的参会者。此外，我国自己在国内承办的带编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在不断增加。例如2011年我国英语教学研究会通过竞标，成功举办了第16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来自世界各国的1500名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类似这样的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有。

3.2 学术国际话语权力现状

从学术国际话语权力来看，我国应用语言学还处在艰难之中。下文笔者分析用英文传播应用语言学成果的情况。在3.1中，笔者说明了我国应用语言学在国际话语权利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权利能否等于权力呢？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文秋芳（2017b）将2001—2015年间我国在八种SSCI英文杂志上发表的39篇论文归纳为五类：1）验证型20篇占51%（从西方理论出发，运用到中国外语学习者/外国汉语学习者，最后为西方理论提供证据）；2）问题型10篇占26%（从中国问题出发，应用西方理论来解决，结果证明西方理论有效）；3）描述型6篇占15%（运用西方理论描述中国现象）；4）演示型2篇占5%（依据西方理论，演示中国案例）；5）解释型1篇占3%（用中国理论来说明西方理论殊途同归，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与没有英文论文发表相比，这39篇SSCI论文的发表肯定在国际学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至少可以让对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感兴趣的外国学者有机会看到中国学者的成果。但这些成果能提高我国应用语言学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力吗？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成果都是以西方理论为出发点或终点，缺乏创新性。而这两年在国际上发表的极少数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西方学者兴趣也不大。根据国外学者的统计，北美和欧洲作者在发表SSCI论文时，极少引用欧美以外同行的文章，欧美同行的引用比重一直维持在97.1%—98.7%；相比之下，非北美、非欧洲的作者在发表SSCI论文时，都会大量引用北美、欧洲作者的文章（Mosbah-Natanson & Gingras 2014）。

与在SSCI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相似，我国参加学术会议的人数逐年增加似乎表明中国学者在国外学术会议上的显现度有所提高，然而实际情况常常令人尴尬。当中国学者宣读论文时，听众一般屈指可数。在这少数听众中有的是海外中国留学生，有的是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外籍教师，有的是来自中国的为中国同胞“撑场子”的参会者来，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真正感兴趣的外国学者寥寥无几。作为中国参会者，笔者感到非常郁闷，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吸引不了外国听众呢？

简言之，我国应用语言学者无论是用英文在SSCI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用英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尽管在国际学界发声的人数增多了，声量也增大了，但并不能保证中国学者的声音被国际主流学者听到，进而产生影响力，换句话说，“学术走出去”不一定能够“走进去”。也就是说，在国际发表的我国学者的成果，对外国学者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

对用英文传播我国文科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内学界看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能否获得学术国际话语权，这不应该刻意追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多发表，日积月累，话语权就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另一类认为，目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实际上“是资源流失、为国外议题打工、提供数据和案例原材料，成为思想附庸、沦为学术殖民地”（刘益东 2018：33）。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一种对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认识过于简单。虽然权力的获得一定以权利为基础，但权利的增加不一定自然带来权力的增强。获得权力的根本是理论创新，如果缺乏自己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则难以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力。第二种观点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那些在国际期刊上用英文发表学术成果的学者极其不易。中国要获得学术国际话语权，必须要有一批人先走进国际学界“闯荡”，了解学术国际规则，熟悉学术国际话语体系，获得一线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有效行使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4.

提升我国应用语言学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建议

要想在国际学刊上发表带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创新成果，这中间还有不少障碍。首先，国际学术期刊的“守门人”绝大多数来自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国家，他们有权决定什么是创新知识、什么课题具有前沿性、什么成果有意义。应用语言学看似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问题，其实不然。我国当下的热点问题，欧美国家就很可能不感兴趣。例如，如何将育人与语言教学有机融合？外语的新文科如何发展？再如，为解决中国本土英语教学存在的“学用分离、文道分离”问题而构建的“产出导向法”等，类似这些研究就很难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系列成果，欧美国家的外语教学与中国外语教学的文化环境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与中国一样。当然这不代表我国研究成果对欧美以外的地区就没有意义。鉴于以上原因，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中国学术期刊应该率先刊登中国学者的创新成果。正如伍婵提、童莹（2017：46）所说：“学术期刊是学科特色的集中反映和凝练，如果没有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和创新的成果，只是对西方思想和以往研究成果的重复陈述，那就毫无存在的价值。”笔者认为，中国学术期刊应该成为学术创新的“发动机”“火车头”。虽然精通中文的国外学者寥寥无几，但这不表明所有这些创新成果就跨不出国门。一种可能是，有些在中国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可通过二次加工，再用英文在国际上发表。具体做法是，结合其他国家情况，挖掘研究结果的意义，让国际期刊编辑看到成果应用的广泛性。另一种可能是通过外译。例如Vygotsky于1934年用俄文出版的Thought and Language，1962年被MIT翻译成英文，现在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成了与西方认知理论抗衡的重要力量。外译是否能够起到传播中国创新知识的作用关键，在于谁来翻译。如果组织中国人外译，效果有限。建议由海外懂中文的专家翻译，情况可能就会大有改观。

当然笔者不排斥国内期刊发表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这种紧跟国际的研究成果能为广大中国研究者提供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国内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所在单位未购置国外数据库，他们获取英文资料并不那么便利，阅读英文文献也不如阅读中文文献速度快、理解深刻。但我们不能闭门研究，一定要了解世界，做到国内国际知识双循环。最近笔者统计了《现代外语》在2016年到2020年五年间，刊发了414篇论文（书评除外），应用语言学论文达234篇，其中有创新特色的文章有49篇，占应用语言学论文总数的21%。这些论文聚焦四个主题：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续论、产出导向法和辩证研究。笔者希望《现代外语》未来争取做到具有中国特色创新的刊文量达到40%—50%左右，也希望其他期刊向《现代外语》学习。

第二，中国学者要练好创新内功，为赢得学术国际话语权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我们要有长远创新规划，聚焦一两个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研究。创新理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实践、不断反思、不断优化。如果研究碎片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虽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少，但形不成体系，更谈不上理论创新。年轻人开始研究时，往往对自己的兴趣把握不好，需要进行不断尝试，这可以理解。有人可能认为文科需要积累，不可能在研究早期就有很大创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创新意识的建立，应该越早越好。至于研究规划，如到了不惑之年还未思考，就过迟了。建议研究者要时时思考：我一生能给学术界留点什么？我能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何种贡献？设想45岁有一个可以实施的创新计划，至60岁退休，至少还有15年。如果延长到65岁，就有20年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根据笔者个人经验，10年还不够长，因为应用语言学研究需要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反复循环、不断改进，这就比纯粹的理论研究耗费的周期要长，估计有15—20年的时间，肯定能够形成像样的系列成果。

第三，一定要形成有战斗力的集团军（文秋芳 2020）。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应用不能靠一两个学者。我们要证明理论的有效性，务必要在不同学段、不同情境下进行实践。同时理论需要多人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结合实践经验进行精细打磨，不断发展和优化。我国现有数十个学术组织或协会。笔者建议通过这些平台，形成10—15个大兵团，各自聚焦一两个重大问题，同国民经济规划一样，进行顶层设计，五年一个规划，列出重点课题和预期成果，再与国内学术期刊形成互动，定期刊发专栏文章，传播创新成果。

早期应用语言学研究是外国人的场子，规则由外国学者制定，中国学者想挤进去实属不易。但现在我国的硬实力强大，笔者相信只要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团结一致，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充分发挥我国大协作的制度优势，我国赢得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国际话语权，应该在不远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现代外语》2021年第4期第439—447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作者简介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材委员会外语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亚洲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外语教育研究前沿》主编，System及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编委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兴趣包括二语习得、教师教育、语言政策等。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30余项。出版专著18部、编著8部、教材7部，在境内外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多次获得国家级及各类省部级教学奖项，向国家政府部门提交咨询报告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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