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作家冯唐翻译的《飞鸟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直斥其是对经典的亵渎，也有读者调侃这是文学翻译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袭击”。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在冯唐译版的诗集中，低俗不雅的句子令人侧目；而诸如“我会给你新生哒”这类网络语言更不鲜见。 且不说隋唐时的佛经译介，自严复在《天演论》的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个字遂成为译事楷模，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信”指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随意增减原文的意思；“达”指译文要通顺明白，符合所译语言的语法及表达习惯，而不拘泥于原文字词；“雅”则指译文要有韵味，尽量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意趣。三者或不可兼备，但至少应做到与原文对观，“其义无不达”。 此后，虽有“直译”“意译”之争至今未绝，但即便允许对原文做适当增删调整的“意译”之主张，亦不能扭曲原意，并十分强调对原作意境的传达。典型的例子如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由是观之，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了。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好客（hospitable）”译为“骚”，皆违背了原文的本意；随意的粗口和网络词汇，更是将泰戈尔营造的意境彻底毁弃。《飞鸟集》的近十个中文译本里，公认以郑振铎译本为最佳，读者在批评冯译本的时候，也往往引用郑译本作为对比——“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但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细细品读冯译本，也有人找出不少优于郑译本之处。然而翻译毕竟有着严格的规则，肆意地将自身的风格凌驾于原作的气韵之上，甚至不惜为此篡改原词，才最终导致了舆论的一致差评。 有人说，翻译家的工作是一种再创作，有一定的自由度，此言不虚；但这种再创作与作家的创作并不相同，作家的创作可以“从心所欲”，翻译家的再创造却要做到“不逾矩”。翻译，其实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这副镣铐是束缚，也是成全；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责任。 被誉为“当代翻译理论之父”的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有一条最著名的“等效原则”：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则用更通俗的比喻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就觉得一个文学翻译家，主要就是做原文作者同译文读者之间的一个桥梁，这个桥梁要做得宽阔、平坦、容易走。”翻译的作用是沟通，“译者”二字，就等于和读者签订了一个契约，承诺尽力将读者送至原作的境界。倘若译者自我膨胀，甚至随意改变路线，一心只图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境界，那已经违反了翻译的职业准则了。 上世纪90年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译《红与黑》时，将法文“mourir”（死）译为“魂归离恨天”，不料引起争议，《文汇读书周报》还曾刊登文章，指出这种译法加入了不属于原文的因素，值得商榷。前辈学人，严谨若此。如今，如冯唐者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 翻译一行，积弊久矣。译者缺乏自觉，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这个概念从源头上就未厘清。比如林纾，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误认为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他将西方小说译为古文的过程中改动尺度之大，也成为不少译者擅改原著的依据。而实际上，林纾根本不通外文，他只是将别人翻译的句子改写成古文，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当今我们所定义的“翻译”之列。 而行业规范的缺失，也加剧了这一状况。出版社往往为了追求名人效应带来的销量不顾质量，或为了降低成本雇佣没有经验的学生兼职，导致翻译市场泥沙俱下。在翻译难度大、利润薄的文学翻译界，这种现象尤为严重。部分出版社纵使有心在翻译环节严格把关、提高品质，也缺乏具体的判断和实施标准。 回到《飞鸟集》，道理同样如此。冯唐有展现自己风格的自由，也不排除有人就喜欢这种风格。但是，卸下了镣铐、随心所欲的翻译，终究已不能称之为翻译。有关部门与出版行业应当负起责任，制定出有效的行业规范，进一步明确“翻译”一词的内涵。当译者自由发挥过度、逾越了规范的制约时，则必须在封面上注明“编译”或“译写”之类，以示区别。而对于已有数种经典译本在前的名作的再度翻译出版，则更应慎重。而一个人，如若没有修辞立诚的胸怀，既不能超其文之美，亦无力追其义之信，还是趁早打消做翻译家的企图吧。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4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