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四年，北京禁烟还有这些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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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豪华吸烟区、王源餐厅吞云吐雾……2019年6月1日，北京实施“最严控烟令”4周年，在经历了诸多负面事件的冲击后，北京控烟成绩单似乎蒙上了一层阴翳，控烟检查合格率94%的数字背后还有很多盲区，无论是餐厅还是写字楼，这些仍留有烟草“栖息之地”的盲区未来如何有效控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01
合格率94%
5月30日，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市控烟示范单位已达646家、无烟示范餐厅459家。四年间，北京市成人吸烟率由2014年的23.4%下降为22.3%，吸烟人群减少20万；二手烟暴露率从35.7%下降到20%，下降了15.7个百分点，减少二手烟暴露者280万。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共监督检查各类控烟场所37万户次，发现不合格单位23369户次，总合格率为94%。
2015年6月1日,有史上“最严戒烟令”之称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彻底叫停所有烟草促销活动。条例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
据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四年以来，首都文明办组织全市900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持续在2300个公交地铁站台开展控烟宣传活动。1.5万名控烟志愿者深入重点场所开展控烟宣传、指导，总服务工时达到105万小时。
不过，北京控烟依然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据北京卫生监督员介绍，由于公共场所人员流动性较强，很难在接到举报后迅速赶赴现场查处。目前，北京市各公共场所按照类型分给各由各委办局管理，例如写字楼属于房管局，网吧、歌厅属于文化委，餐饮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都是高发场所。而卫监所主要负责处理控烟投诉和舆情。
控烟难就难在“量大”，上述卫生监督员表示，朝阳区卫监所一年接到的投诉不少于5000条，但所内的卫生监督员不到一百人，且都属于兼职，“我们没办法在接到投诉后马上出去查，特别是晚上，值班人员的精力只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明星受到的关注多，容易找到，普通市民抽烟后走了，很难寻找”。该监督员表示，公共场所若有人抽烟，旁人或店员投诉，他们赶往现场后，相关人员往往已经离开。
张建枢也解释称，目前在控烟工作中，北京亟须更多控烟志愿者参与今后的工作。“卫生执法人员仅有1000多人，他们还有其他卫生监督工作，对于数百万烟民，经过培训的控烟志愿者是生力军，他们可以参与到控烟队伍中，进行宣传、劝阻等工作”。他进一步表示，王源事件是个好的例子，显示出所有市民都开始具备控烟意识，用好所有平台来实现公众场所无烟。
02
谁来负责
不过，王源吸烟事件折射出北京市控烟依然存在盲点。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姜垣认为，王源吸烟事件中，餐厅的负责人应该对吸烟管理不利负相应责任。
其实，关于控烟一直有存在争议：在餐饮场所的封闭包间吸烟，是否算作在公共场所吸烟？对此张建枢表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这样的室内环境应做到百分之百无烟，没有法外之地，更不该存在争议。在餐馆包间，吸烟者的亲朋好友、餐馆服务员在包间使用期间都可以出入，仍是公共场所，如果餐馆使用中央空调，烟雾还会随空调扩散。
在谈及餐厅等公共场所的禁烟状况不理想的原因时，中国控烟协会高级顾问、资深控烟专家许桂华表示，导致这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部分烟民的法律意识欠缺，自律性不强。二是一些经营场所的业主社会担当不强，担心劝阻吸烟会影响客流量。”许桂华说。
此外，她还称，受二手烟危害的人维权意识不强，执法人数少、力量弱，这些因素同样制约着控烟条例的落实。然而，吸一支烟只需要几分钟，可能在举报过程中，吸烟的人就已经离开了，或者吸烟的人太多，不可能一一点到，这样的举报有用吗？
张建枢表示，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处罚原则，是重单位，轻个人，主要问责单位的管理，可以拨打12320举报单位管理不到位，由此从源头上解决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吸烟问题。
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恩泽介绍称，目前，北京控烟主要是采取公众举报和执法人员检查两种方式，卫生监督部门对于违反控烟条例的吸烟行为作出处罚，处罚金额从50元到200元不等，违反控烟条例的行为，卫生监督部门现场就可以做出50元的处罚决定。
市卫健委数据显示，《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12320热线共受理控烟相关服务66213件,其中投诉举报50126件，投诉举报前三位的场所为写字楼、餐厅、娱乐场所，分别占投诉总量的40.3%、24.5%、9.8%。
03
博弈烟草税
烟草危害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后果，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在控烟道路上，烟草业干扰着控烟决策，这些障碍正在制约控烟总进程。在一些观点看来，当一个国家的烟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时，控烟会影响烟草的相关产业、行业，特别是烟草业的税收减少。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卷烟总产量约占世界卷烟总产量的30%，同时烟草消费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卷烟产量也从1978年的6000亿支/年增长到2018年的23356.2亿支/年，可见烟草行业存在巨大的市场和利益链。
“烟草带来的税收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危害却是长期的。现在有很多研究认为烟草经济已经是负的，也就是烟草导致的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过它的税收。”姜垣介绍称。
提高烟草税收与烟草价格被誉为各类烟草控制政策中最为有效的工具。2015年5月10日起，中国开始提高烟草税，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仅在2015年当年下降，自2016年起卷烟支付能力又开始持续增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郑榕教授表示。
然而，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全国控烟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提高了烟草税，但是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增加，卷烟变得越来越“便宜”。50%的吸烟者购买1盒卷烟的花费不超过9.9元。城市为10.0元，农村为8.4元。据此推算，购买100盒卷烟的花费占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与2015年相比有所下降，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不降反升。
卷烟支付能力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仍有较大空间来提高烟草税与烟草价格。郑榕呼吁，中国应考虑持续定期提高烟草税以促进烟草控制和公共卫生。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也会削弱税收和价格手段对烟草消费的控制力。“改变当前烟草价格普遍低廉的供给现状是关键，这一举措对于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来说尤为必要。”郑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