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负人类纪的哲学家：纪念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2020）

走向负人类纪的哲学家：

纪念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2020）

Bernard Stiegler

据国际哲学学院（IIP）宣布，法国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于2020年8月6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年4月1日生于法国埃松省伊夫特河畔维勒邦（Villebon-sur-Yvette，Essonne）。1978年-1983年，因持械抢劫入狱5年，期间开始进行哲学函授学习；1993年，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德里达；2006年，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创立研究与创新学院（IRI），并出任院长。此外，斯蒂格勒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也曾任职于贡比涅技术大学，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等，并任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4.1-2020.8.6 )

斯蒂格勒被认为是“继德里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理论家，也是有关数字技术影响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曾受弗洛伊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西蒙栋、德勒兹、德里达等哲学家影响，其思想主题包括：技术、时间、个体化（individuation）、消费主义、消费资本主义、技术融合、数字化，教育以及政治与人类社会的未来等。

迄今为止，斯蒂格勒的主要著作有《技术与时间》（三卷本，1994、1996、2001）《象征的贫困》（两卷，2004）《新政治经济学批判》（2009）《自动化社会》（2015）《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2016）《意外地哲学思考 : 与埃利·杜灵访谈》（2018）《南京课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 : 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等三十余部。

斯蒂格勒教授的意外辞世令人震惊、悲痛，以下为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师生的图文纪念，借以表达悼念之情！

纪念贝尔纳·斯蒂格勒

写于斯老师过世之后

▲ 陆兴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非常独特地，在今天的今天之中，在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今天，只有通过错失，也只有通过这一（！）错失，接受这一错失，而且只是作为那一有待作出的延异的新阶段，在和自从所谓的人类世之后”，[1]我们才能活着，在死中活，到冥界去用一些活，来换出另一些活，用梦，有时用疯狂；大数据平台和那八十亿部手机，是我们的地狱，穿透它，我们才能往下活…..。

[1] 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Open Humanities, 2018, p.226.

陆兴华与斯蒂格勒，中国美术学院

人生就是一门自我花费的技术

▲ 张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今天早上，8月7日，星期五，这是我新冠后第一次离沪外出，从离开家门坐上出租车起一路上都有点兴奋。可当我赶到在虹桥火车站候车时，忽然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布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教授于昨天去世的消息，我顿感非常震惊，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由我的同事和朋友陆兴华教授发起和主持的一场与斯老师讨论当下现实的zoom会议里，在乡下度假的他还在既虚拟又真实的数码技术的世界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所以，这个消息难免让人在意外中震惊不已。

最早知道和认识面容清矍个子瘦瘦高高的斯老师，还是兴华兄的介绍。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冬日的夜晚，兴华邀请斯老师来同济做讲座。在同济综合楼的阶梯形的黄房子报告厅里，斯老师紧紧裹着一件领子竖起来的黑色呢子大衣，不时很响的吸一下鼻涕，在令人瑟瑟发抖的寒气里介绍他有关技术和反熵的反人类纪的思想。因为听讲的人不多，报告厅又像电影院那么大，惨白的灯光又昏暗朦胧，所以更是让人感到有一种后技术世界的数码般的凄凉与荒寒，让人觉得已经提前进入负人类纪。而这样的难得的情调，当然也与同济综合楼这幢号称是高科技的绿色建筑不无关系，据说这个二十多层的玻璃幕墙楼房非常节约能源，空调夏热冬凉，主要靠人体自我调节大楼的温度，可谓是上海的著名的反熵建筑。但很显然，作为反熵思想家的斯老师对此不以为然，讲座一结束，就迫不及待的要离开这个具有假模假样的高科技的技术物，想去酒吧里喝一杯暖暖身子。

斯蒂格勒与张生，南京大学哲学系

那天斯老师在讲座中提到了巴塔耶，我很感兴趣，可是因为那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讲座结束后就没有再和他还有兴华一起去泡吧，在制造熵的同时得到反熵的顶峰体验。直到后来斯老师去南大哲学系做系列讲座，兴华拉着我一起去看望他，才有机会在南大旁的小饭店里和他聊了巴塔耶。他对巴塔耶的思想很着迷，但他着迷的并不是巴塔耶的越界思想，而是对巴塔耶的花费思想中所蕴含的哪种反熵的观念比较感兴趣。他和我都同意巴塔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作为地球上当下能量最为过剩的美国，应该无偿的把自己的财富分发给世界上那些需要的国家，及时放电，以免在这个熵增的世界里因能量爆棚而自我毁灭。但美国却对此不仅没有危机感，反而近年来拼命积聚能量，变得过剩又过剩，熵增再熵增，似乎已经离毁灭不远了，可遗憾的是，斯老师再也看不到美国之后的可能的演化了。

斯老师很关心技术对人的影响，他也因为把哲学引入对技术的系统的思考而构建了自己别开生面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技术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技术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自从人成为人的那一刻起，技术就成为人的存在的方式和本质，而斯老师的努力足以启发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谓功莫大焉。

斯蒂格勒代表作《技术与时间》三卷本

按斯老师对巴塔耶的描述，人生的价值大概就在于反熵，就在于自我花费。生命是一场奢侈和过剩，我们偶尔来到世间，本来就是一次多余的循环，同时命中注定要毫不吝惜的抛弃这意外得来的生命，所以，或许，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于生命的长短和客体化的多少，因为从出生的那天起，不管是否愿意，花费就已经开始了。而今天的哲学家的工作，可能就是学会和掌握这门自我花费的技术吧。

在熵增中，高铁在江南的大地上运行，这是一个没有阳光的阴沉的夏日，车窗外是大片的绿色的稻田，叫不出名字的树木，闪亮的小河，池塘，还有连绵不绝的高压电线，灰色的犹如埃菲尔铁塔一样的高压电线塔，我用手机的备忘录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文字，感觉似乎斯老师并未离去，似乎随时可以出现在zoom，不，因为在美国的无耻的网络管控下zoom已经在近日终结了中国地区的服务，我们可能只好在国产的某个内循环的会议室里冷静且理智的见面了。

感谢技术！斯老师说得对，技术既然是毒药，也一定是解药。

2020年8月7日匆就于国产高铁上。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伪命题？

——作为斯蒂格勒思想起点的《技术与时间1》

▲ 郑兴，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出版于1994年的《技术与时间1》是法国学者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作为技术哲学家的奠基之作。但是在这部以“技术”命名的著作中，斯蒂格勒却花了大量篇幅的来讨论“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对他来说，要讨论技术问题，首先要重新厘清“人”的定义，在一思考中，不能简单将“技术”设定在工业时代以后诞生的技术类型，也不能只将针对“人”的考察局限于现代人。斯蒂格勒的策略是，借助于人类学的资料将他的思考一直延伸到人类诞生的早期，进而再借助于德里达等当代学者的理论视角返观当下的技术问题。

勒华·古杭（Leroi-Gourhan，1911–1986）

斯蒂格勒通过援引法国人类学家勒华·古杭的著作指出，四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就开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了。需要指出的是，开始学会使用石器这样的原始工具，并不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技能，是因为“人”先学会了直立行走，它带来了整个“人”的上半身正面区域的重组，决定了上半身两个极点之间的新的关系，进而带来了一连串的进化：手从爬行的功能中解放了出来，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呼唤“工具”——一种移动器官——的诞生；面部从衔取的功能中解放出来，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面部表情，以及随后而诞生语言。属于手的工具和属于面部的语言构成了同一机制的两极。大脑在其中发挥作用，但不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它仅仅是整个身体机制中的一个部分，是整个机制的进化带来了大脑的进化，大脑的进化是这一进化的受益者，而非决定者。先有了手和脸的有机联系，才随后有了大脑的进化。因而，是一种新的“机动性”（mobility），一种新的时空关系，而非一种新的智能，决定了从猿类向人类进化的关键一步（南方古猿已经是“人”，虽然他们的脑容量很小，但是因为直立行走，他们的脑结构组织已经和猿类根本不同）。

概而言之，一切开始于双足行走，手被解放，进而有了工具，进而更加有了语言的诞生。这是一种独属于“人”的“运动”，这一运动使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在手”这个范围之内，“工具性”恰恰是手被解放出来之后的后果，是一种“朝向自身之外”的运动，这种“解放”，作为一种“外在化”，决定了“人”的诞生。从“外在化”开始的一刻，作为一个生命体的个人，就不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身体而活动，他必须借助于工具(也即“义肢”)而活动。人的诞生有赖于技术的“助产”（maieutics）。是工具，也就是技术“发明”了人，而不是人发明了技术。或者说，是人在“技术性”地“发明”了工具的同时，也“发明”了他自己。诚然，技术诞生于人之手，但“人“同时也被“技术”所“发明”。“义肢”的历史就是人被“发明”的历史。因此，我们看到，在斯蒂格勒那里，“义肢”，从“人”诞生的开始，就已经是“人”的一部分了。“工具性”从“人”诞生之初就内在于人的身体。“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别的生命体，就在于，人本身就是一种“义肢性”的存在，也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斯蒂格勒强调，一是，“义肢”并不取代任何东西，不取代任何本应在先存在继而又被丧失的东西。二是，“义肢”并不是人类身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本身就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构成。它不是人的手段，而是人的目的。

可以说，技术即人，技术的出现就是人的出现。但是，从十八世纪的卢梭到二十世纪的很多其它当代学者，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往往有一个潜在假设，就是将“义肢”——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视为一种“外来”之物，将“义肢”和某种预设的“本原身体”对立起来，但是，斯蒂格勒的思考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因为在他看来，义肢早就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未受“工具性”影响的“人”。“人”本身就是伴随着工具性的诞生而诞生的。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技术”。在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的技术类型纷纷涌现，人们也热衷于谈论技术问题，尤其热衷于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这一类型的命题，但是，从斯蒂格勒的视角来看，这一类型的问题从设问的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斯蒂格勒建议我们，把批判指向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而非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自说自话的概念推演。

斯蒂格勒指出，今天的“义肢”身体，尤其是人的“知觉”和“关注”经历了一个“语法化”(grammatization)的过程，即一种“身体流动的离散”——祛除身体知觉原有的连续属性，使其分离化、单位化，从而成为便利于种种“装置”去加以处理的对象。这种“语法化”是出于资本获利的需要，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剥削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今天的人们的身体被工业化的“义肢”所捕获而进入“无产化”的过程。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身体被“征用”，其目的在于构建在一种新型生产和流通的周期——“短周期”（short-circuits），而这一“短周期”最终是为了资本服务的。受制资本流通的需要，流水线越发的自动化，产品越发复杂化，为了最快地获得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些产品不断提升更新换代和淘汰的频率，一切为了促进新一轮的“消费”而生产。生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循环，即从投资，到产品报废，到新产品上市，这个过程必须越来越快（我们从今天手机越来越快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中即可见到）。“义肢”的负面后果，不在于“义肢”本身，不在于“义肢”带来了身体层面的受侵害，不在于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的“纯粹”身体的丧失，而是在于，“义肢”被纳入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成为今天的人们被“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重要手段，而这一新的“无产化”——“知识无产化”——早已比马克思笔下的“无产化”更进一级。它不只是表现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智能手机到底是“如何诞生”的，也即人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产的知识”，更加表现在人们被剥夺了“生活的知识”，今天，工人们乃至更多人的私人生活已经被整合到这样的秩序之中，试问，离开了智能手机，我们的生活，购物、餐饮、交通、社交等等，还能正常运转吗？

斯蒂格勒与西蒙栋

▲ 张艳，同济大学哲学博士

斯蒂格勒是我们当代最为集大成的技术思想家。假如说，此前的技术理论家们还都有比较明显的流派之分，那么斯蒂格勒可以说是将各个技术理论的流派都糅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批判性视角。他不仅继承了工程学流派的西蒙栋、现象学流派的海德格尔，还引入了人类学流派的勒鲁瓦·古兰等，提出了对技术概念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全新思考，揭示了生命-技术之间一体化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反思如今的网络技术、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启发。相信随着当今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它同资本控制更为隐秘的结合、以及对我们当下生活更加无孔不入的渗透，斯蒂格勒的思想在今后会“发酵”出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法国哲学家西蒙栋（1924-1989）

从我的研究对象西蒙栋出发来看，斯蒂格勒是西蒙栋思想殷切的捍卫者、阐发者和传播者。他对西蒙栋的评价颇高，认为西蒙栋成功克服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胡塞尔意识哲学残余，并直接促使他形成了他思想中最为核心的“第三存留”概念，从而把“技术物体”提到了哲学史中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同西蒙栋一样，斯蒂格勒也将技术看作是一种超越于客体工具物的存在，它是人类的心理-社会整体的浓缩，是能够揭示人类整体存在状况的“症候”。因为技术始终都是属于我们文化网络的关键组成，因而我们必须，也唯有通过穿透技术这一中介才能够真正解救我们已然被超级工业所毒化的自身。他援引西蒙栋的个体化理论，认为我们应当不断地去重新进行个体化过程，也就是将周围的技术环境变成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环境，在技术-心理-社会持续互动的网络中建立良性的关系形式，并提出更具有创造性的、同技术环境重新整合成全新系统的可替代性方案。

同西蒙栋有所不同的是，斯蒂格勒始终都是一个深沉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同海德格尔一脉相承。斯蒂格勒曾不断焦虑地提醒着我们，当前已经到了全球性的紧急状态。如果人类不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进步主义的恶化，一旦到达技术的“奇点”，人类智能便能完全超越自身，以越来越“加速”的方式占领整个宇宙，并殖民人类以外的其他所有种群，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第六次大灭亡就将会到来。或许斯蒂格勒正是在用这样一种濒临末世的人类纪景象提醒并警示着我们，唯有在直面死亡的紧迫性之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接近并重新反思我们的生命存在。

时间、器官学、欲望和关怀

▲ 余航，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在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斯蒂格勒一直在处理和德勒兹、利奥塔等人相同的许多重要问题：虚无主义、技术、欲望等等，试图在非人（inhuman）的自动化社会中去发明一种非-非人（non-inhuman）的新生存方式，去找寻技术时代虚无主义的解药。

在《技术与时间》中，受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批判的影响，斯蒂格勒发展出一种原始技术性（originary technicity）的思想，他借鉴安德烈·勒鲁瓦-古昂（Andre Leroi-Gourhan）关于人类通过使用工具而进化的人类学思想，认为德里达提出的“延异”（différance）本身是基于一种生产时间的技术。诸如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字，再到互联网等的外在第三持存，为记忆提供了人工支撑，使意识具有了预存和持存的综合时间的能力。斯蒂格勒由此认为人类的进化本质上与工具的使用密切相关，人类意识和文化与技术密切相关。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勒发展出关于个人、社会结构和技术的“一般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理论。他借鉴并扩展了西蒙东（Simondon）关于个体化（individuation）的著作，认为个人、社会和技术是在相互条件作用关系的过程形成的，这一过程由三个基本层次组成：身心（the psychosomatic）、技术和社会-种族（socio-ethnic），每个层次都处在不断的个体化和跨个体化过程中。

通过对人类发展的原始技术性的思考，斯蒂格勒延伸至对当代技术状况考察时，揭示出当前社会系统和不断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之间出现了一种失调。这种失调导致我们对时间、空间本身的迷失，虚无主义极大侵蚀了当代人的心灵世界，他称之为“象征性贫困”（symbolic misery）。斯蒂格勒随之转向力比多理论来分析他对当代形势的深刻判断。伴随数字技术而强化的消费主义，不断对人们的即时欲望，对斯蒂格勒所称的“短-回路”（short-circuiting）进行满足。这种消费主义的短-回路摧毁了力比多能量进行长期投资的能力，阻碍了人们对“长-回路”个体化过程的关注，人们已越来越无法感受到生命本身的意义。同时，这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社会整体力比多能量水平的下降，斯蒂格勒也认为是当代“能源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需要引起全球的关注。

由此，斯蒂格勒在《关心年轻人，关心世世代代》等书中开始提出一种“关怀”，告诉我们21世纪的重大问题是要去找到一种途径，去放弃当前这种以持续增长的消费为基础的全球技术生活方式，去学习关怀自己，也学习关怀他人，去完成每个人的个体化和跨个体化过程。“关怀，就是去知道既然有‘更好’，也会有‘更坏’，必须要毫不怯懦地与之战斗。”

斯人已逝，死亡是一种自然事实，也是一种生命象征，它将生命展示为一个差异的生成时刻，德勒兹实践了这一生成时刻，如今斯蒂格勒也实践了这一时刻。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而我们要做的则依然是不断去发明，去关怀，去相信有更好的东西。

2020：这个令人悲伤的人类世年代

▲ 陈明宽，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北大学哲学院

斯蒂格勒教授几个小时前离世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离开了我们。这是难以理解的，我在他的哲学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可以证明他的这种离开我们的方式是有根据的，是在他的哲学中有根据的。

斯蒂格勒教授告诉我们生命是值得的。这种“值得”并不是因为生命是上帝赠予的礼物，因此不允许人类对生命进行故意的损坏；也不是因为生命是父母祖先的结晶，因此你不可自私地对生命进行损耗。“生命是值得的”仅仅是因为生命是你的，你是自由独立的，你是能感受到人间之喜悦，你能感受到人世之同情。

但是，这种值得的生命也是十分脆弱的。因为上帝死了，因为不再有超越尘世的信仰，独立自由的人只能孑然一身孤独地直面那无边无际的时间。而且，独立自由的人本质上只是被技术支撑的人。这种独立自由是技术发展所给人们带来的幻象，它是一种虚假的欲望。你认为你是独立自由的，你认为自己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安适，自己一个人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实际上，这只是那些技术和技术物使你显得独立和自由。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缺陷。

这种缺陷来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爱比米修斯是位粗心大意的神，他负责为会死的族类分配相应的本能以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他分配完了所有本能，轮到人类时，他一无所有了，他把人类遗忘了。为了使人类能够生存下去，为了使自己的弟弟不受到处罚，普罗米修斯欺骗了宙斯，从奥林波斯山上盗来不朽的天火和使用火的技术，人类才能够生存下去。火是人类的第一种技术，它在人类之外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动物的本质是它们的本能，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而人类的本质是技术，是外在于它们自身。人类在起源处就是被遗忘的族类，人类与动物相比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类没有本能。这种缺陷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是自由的，人类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然而，对宙斯而言，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必须受到束缚。宙斯就给人类制造了一个祸害，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这是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一份拥有着一切美好的、能够引起人类欲望的礼物，它是潘多拉。这个礼物是被盗之火的对立面：她是内在的火，她将烧灼人类，她虽没有火焰，但却使人类因疲劳、忧虑和为难而憔悴不已。这种欲望始终是虚假的，但人类却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而追逐这种虚假的欲望。欲望不像本能那样有个尽头，欲望始终追不上的。欲望的尽头会是另一个虚假的欲望。然而，人类又必须依赖欲望而活着，否则人类只会陷入死亡的恐惧和无尽的虚无。欲望是人类的毒药，也是人类的解药；技术也是如此。

于是，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到了今天这个在科学技术支撑下的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力比多经济时代。斯蒂格勒教授伤心而失望地称之为“熵世”，也即“人类世时代”。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世时代，由于知识的被清除和自动化，人类世成了熵大规模地增长的时代。19世纪，生产负熵和知识的手工劳动被无知化的雇佣所取代，即被无知者所取代。无知者被迫服从生产熵的机器，这不仅是因为机器燃烧矿物燃料，也是因为机器标准化的运行流程，导致了雇佣者知识的丧失。不过，19世纪的机器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毕竟还比较低，人类虽然成了不知道“怎样去做”的无知者，但人类的身体器官还能够在流水线上执行某些动作和姿势。

严重的无知化程度仍然会继续加深，人类世中的熵也会继续增长。机器引发了动作和姿势的自动化，大数据和算法等数字技术则可以引发欲望的自动化。欲望的对象本质上也是一个不可计算的事物。然而，数字技术使得欲望也变得可以计算了。数字技术以数字标准对视觉、听觉等感觉进行离散化，并模拟这些感觉形成视听影像等数字虚拟对象和满足这些感觉的商品，以刺激人们真实的感觉。数字技术培养出了心理器官对数字虚拟对象上瘾的记忆和习惯，欲望对象之不可计算的理想性被数字虚拟对象之可计算的理想性所取代。人们执着于现代感十足的数码产品，执着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电影视觉盛宴，执着于受人瞩目、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人们把这种由数字技术所模拟和催生出来的对象当成自己理想化的欲望对象，每当全新的数字虚拟对象出现之时，便自动地认为只要获得了它便获得了真正的生活。

数字技术破坏了欲望，剥夺了心理器官中“怎样去生活”的知识，使人们的生活被数字技术自动化了。离开了数字技术，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他们成了一个短视的、盲目的消费者，成了不知道“怎样去生活”的无知者。欲望在斯蒂格勒教授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积极的面相。然而，这些技术剥夺了人们的欲望，实则就剥夺了人们“生命是值得的”感觉。生命对他们而言，是不值得的了。

斯蒂格勒教授认为，人类世的毒性已经达到其最大的状态。他虽然对人们目前的局势非常担忧，但没有完全悲观失望。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技术的毒性发挥到最大的时候，也正是其药性发挥出来的时候。因此，他一直在构想一种克服人类世的可能性。

可是，2020这个令人悲伤的人类世年代，斯蒂格勒教授以一种他所排斥的方式离开我们，真的是在说人类世无药可救了吗？

希望斯蒂格勒教授是在以苏格拉底的方法告诉我们，毒药就是解药。苏格拉底服下的毒药，在他自身看来正是拯救自己灵魂的解药。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要求克力同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上一只公鸡，说明毒药已经作为解药治好了苏格拉底的疾病，即摆脱了肉身的束缚，使其灵魂得到了拯救。

FRENCH THEORY

法国理论

微信号 : frenchtheory

投稿邮箱：[e-mail]

↙ 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购买 张生《通向巴塔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