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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张楚《野象小姐》

2016-10-23 张楚 小说月报

我喜欢县城的春天。或者说,我喜欢春天里的花朵、艳阳和风雨。看着花瓣从花萼底部飘落,只恨此春不常驻。我也喜欢跟朋友在春天喝酒,常常醉掉,出了酒馆细雨淋面,感觉自己也变成了风。于是知道喝的不是酒,而是春天无处不在的气息。


但那个春天,我们几乎没有喝酒,也没有结伴郊游,更不用说去海边钓黑鲷海鲫。朋友的妻子生了病,本来是常规体检,到了市里做复查时直接就进了手术室。乳腺癌。她是个开朗美丽的女人,可因为手术和化疗,变得忧郁多疑。我们都盼望着她早日康复。然后如我们所期盼的,她真的病愈。等我们一起吃饭喝酒,夏天已经来临。在酒桌上,她笑着摘掉假发,给我们看她的光头。她不知道,有没有头发,她都一样美。那天她心情很好,还给我讲了很多住院期间的事。包括遇到的医生、护士、形形色色的病友,以及那个胖得让人惊讶的女清洁工。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她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可我仍能察觉到她的嗓音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高低起伏,在凝噎无语处,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饱含着热泪。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经过这个春天,我们都知道她的坚韧和她的美一样强大。


胖清洁工的趣事,在我脑海存留下来。无数个瞬间,我曾构思着如何把这女人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年冬天,我去秦皇岛,晚间和哥们儿去酒吧。当那个钢管舞女郎上场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是个犹如大象般庞大肥硕的女人,她涂抹着紫色眼影,套着深黑纱裙,在钢管上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她稳稳地站在舞台上向大家飞吻。我仔细盯着她看。从她眼角被粉底遮蔽却依然密密麻麻的皱纹看,她大抵三四十岁的样子。


于是豁然开朗,就有了《野象小姐》。写作过程中,我想起许多往事,不光是关于朋友妻子的,还有关于我自己的。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黑暗伴随着白昼,没有绝对的爱与恨,也没有绝对的丑与美。这个道理多年之前我就明白,现在体味无疑更深。在创作过程中我试图让自己变得客观些、淡然些、粗粝些。我觉得这符合叙述者的身份和心境。可当“野象小姐”在电视里朝着镜头傻笑时,我的心仍然抽搐了一下。于是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老,对写作也没有厌弃和绝望。


前几天和一评论家哥们儿聊天,他谈到“厌倦”这个词语。他说,写了这么多年评论,真的不想写了,觉得没有意义。我跟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有终极意义的?没有。所有的文明、科技、道德、文学,对洪荒宇宙、对时间而言,都微不足道,都等同于“无”。可对于地球上的“我”、“我们”——这些卑微天真、热爱文学的生物而言,唯有写作能让存在感凸显。在白驹过隙的年华,留下让我们曾经为之唏嘘、为之流泪的文字,可能是爱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也是证实我们确实存在过的最好方式。


说完这些话,我们都沉默了。我们都知道,唯有沉默之时,方离神灵最近。


最后,再次感谢《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你们的深情厚爱让我总是心怀忐忑。唯有不断创作,才能消弭这忐忑吧?我想说,我爱你们,就像我爱整个春天。


——张楚:关于《野象小姐》


短篇小说《野象小姐》,作者张楚,原刊《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责编徐则臣,《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选载,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野象小姐(短篇小说)



文│张楚





我曾经想过跟宁蒙离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二次。


“你都闹几天了,还有完没完?”宁蒙慢慢揉着我的肩,“别这样。听我的。”


向来都是他听我的。他手劲更大了。他有双灵巧的手:会煮正宗的韩国大酱汤,会在海礁上钓乌贼,会修进口摩托车,会折纸鹤,会接烧断的保险丝,会组装淘宝买来的古怪书橱,还会用刻刀在橄榄核上雕菩萨……


我说:“别碰我。”


他不说话了,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樱桃核。他用樱桃核雕了十八罗汉。


我默默走到窗边。楼下是停车场,一位老人被担架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急匆匆奔往门诊;还有个全身用白床单紧裹的人,被号哭着的女人们连拽带搡地塞进一辆红色面包车。他们的身形那么小,那么扁,仿佛沙漠里被热风吹向天空的沙砾。哪天都有那么多人进来,又有那么多人出去。他们都明白,这里是鬼门关。


“中午想吃啥?”他从后面搂紧我,商量着问道,“清炖乳鸽好吗?”


我转过身看他。这么多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他醒着还是睡着,我曾无数次细细打量过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人。他的鼻子还像以前那样挺耸,鼻毛修剪得干净整洁;嘴角微微上翘,那颗土橙色的痣静趴在唇边,像粒干涸的苍蝇屎。除了眼角的两条细浅皱纹,他一点都没老。


“只是随便聊聊的……”他喃喃道,“能有什么狗屁事?”


我盯着他的瞳孔。我一直没有跟他提过,当他说谎时,他的瞳孔就会骤然胀大。


“好了,”他压着嗓门说,“别没事找事。他们回来了。”


我掸掉他试图攀缘上我肩膀的大手,我什么都不想说。这些日子,我早习惯了仰躺在病床上,目光像夜航飞机的翼灯在黑暗中不停磷闪。房顶上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有时,我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人剪影般贴在屋顶。这个婴孩蜷缩在圣母马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饱满多汁的乳房。





他们散步回来了。


他们是我同房的病友,安姐、华妃、翠翠和她的男人臭脚。


安姐照例没说话,蜷在病床上听单田芳的评书。华妃则打开电脑戴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甄嬛传》。她说已经看过三次。她让我们管她叫“华妃”,而不是教师证上的名字刘淑芳。翠翠呢,让臭脚给她按摩,不时发出一两声野猫般的喵叫。


“你儿子很久没来了,”华妃摘掉耳机,愣愣地瞅着安姐说,“该给他打个电话了。”


“他忙,”安姐慢条斯理地说,“在北京混,等于光着屁股滚刀刃。”


华妃叹息一声,转身问我:“美人,脸拉得比丝瓜都长,有烦心事?不妨说与姐姐听。”


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不怎么喜欢她。“都晌午了,你还没给本宫请安,本宫以为你眼里没哀家呢。”


华妃咯咯地笑。她跟游戏里那只愤怒的小鸟长得一模一样,嘟嘟脸,小噘嘴。“你的头发还没掉,”她说,“不过再做两个疗程,也变灭绝师太了。”她戴着顶假发,假发箍在圆滚滚的头上,像胡乱编织的劣质草帽。她还在“草帽”上插了排熠熠闪光的发簪,说是弟弟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上买的。


我们四个,前后脚动的手术,化疗时又安排到一个房间。一个疗程六天,出院休养二十天,再到医院化疗……我觉得我们还真是有缘,这是第四次了,还从来没有拆过帮。我觉得她们就是那群既让我讨厌又让我无法厌弃的穷亲戚。


翠翠嫌臭脚按摩时手重。华妃说:“臭脚要把你掐死了,就让野象嫁他,反正她还是黄花闺女。”


翠翠嗲声嗲气地说:“小点声华妃。她来了呢。”


野象真的来了。我们听到了她咚咚的脚步声,即便在略显嘈杂的楼道,她的脚步声也那么铿锵响亮。我们仿佛看到她那两条肥壮的巨腿正艰难地、迟缓地挪动,水缸般的腰身上,一绺绺赘肉随着悲壮的步伐前翻后涌。为了让心脏跳得安稳些,她会暂时放下手里的扫帚、簸箕和墩布,在狭窄昏暗的楼道里叉腰站立片刻,然后趿拉着四十四码鞋子的大脚又开始咚咚地敲击地板,直到地板发出砖头摩擦毛玻璃般的呜咽。说实话,我还真的从未见过这么胖的女人。我觉得她一只胳膊就能将我举起来扔到月球上。


“把你们的矿泉水空瓶通通给我,”安姐说,“记住,踹扁了再给我。”


我恹恹地说:“宁蒙,怎么这样没眼力见?”


他一直拿手机打游戏。他嘿嘿笑了两声,将床底下的塑料空瓶扒拉出来,用手捏扁,这才讨好似的笑着问我:“野象来了吗?”





野象是医院的清洁工。她好像在这里干了很多年,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医生、护士、护工,包括那些耷拉着嘴角、满面愁容的老病号,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她总是套件紧绷着巨乳的蓝色罩衫,走起路来仿佛杂技团的一头慵懒大象。我不晓得她绰号的来历,为何叫野象,而不叫大象、家象?在我印象里,大象是种笨拙温和的动物,像所有的食草动物一样,它们铺满褶皱的眼睛总是让我想起终年卧床不起的肺结核病人。野象除了扫地、拖地板、打扫厕所,还收集空瓶。后一项是医院明令禁止的,她总是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有矿泉水瓶吗?“矿泉水瓶”四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时,她灰蒙蒙的眼珠瞬息明亮欢快起来。后来熟了,她连话都不用讲,只是吐着舌头晃我们两眼,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伸出,重重地摇一摇,我们就赶快将空瓶偷偷递给她。我们闲得无聊,后来在安姐号召下,都将瓶子直接踩扁,这样就不用野象挪动她沉重的大脚了。“你们真是好人,”她买了个宽甸西瓜送给我们,逼迫我们每人吃了四五块,“以后我就把袋子放在你们屋了。”


她将空瓶都藏进尿素袋。原来她打游击战,今天将袋子放在男厕所,明天将袋子放在女厕所,还曾将那个鼓鼓囊囊、散发着浓烈化肥味儿的袋子悄悄塞进医办室的衣柜。现在好了,她把它踢进安姐的床底。下班前她会扒着门框小声喊:“宁蒙,宁蒙!”宁蒙稍稍一愣后,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电梯口,从十楼坐到一楼,绕过收发室跑到停车场。野象换完衣服,就将尿素袋从楼上直接扔下。她不去练射击真是可惜了,那个袋子在空中飘游几秒钟后会稳稳落在宁蒙脚边。她搓搓蒲扇般的大手,朝我们挥一挥,瓮声瓮气地说:“再见啊,美女们。”


我们一般都是化疗六天,六天后出院。我们不在时,别的病号肯定不如我们这样心肠软。我感觉她对我们格外亲近,忙完自己的活儿后,通常来我们病房闲聊。她总是倚着门框斜站着,如果护士来量体温,只能从她的胳肢窝下钻进来。她最喜欢跟安姐聊天。安姐脾性好,不像华妃那样老是逗她。


“你为什么不去当举重运动员?”华妃说,“真可惜了这副好身板。”


“我小时候很瘦的,”野象貌似羞赧地舔舔嘴唇,“我那时最想当的是体操运动员。真的,我做梦都想在平衡木上做狼跳和屈体后空翻。”


华妃拉着脸说:“幸亏你没练体操。一跳上去平衡木就塌了。裁判除了给你零分,还要让你赔器材钱。”


“你说得没错,”野象哀伤地说,“像我这样的穷人,还真赔不起。”


“人穷就穷了,志可不能短,”安姐说,“你也就是胖点,可大眼睛双眼皮,也算个漂亮人。你就不能穿件像样的衣服?浑身总是股剩饭的馊味。”


“可不是嘛,”野象像在反问我们,“我怎么总是股馊味?真冤枉死我了。我特爱干净,一个月就洗一次澡呢。”


我突然想起,店里的剩货里有条孕妇裙,等下次化疗时顺手带过来。“哎呀妈呀,真是送我的?”她眨着厚眼皮盯着那条碎花裙,半晌才忧心忡忡地问道,“能……能把我套进去吗?”我说肯定没问题,本来是个很胖的孕妇订购的,可后来她流产了。“太好了,我真喜欢这颜色,一朵朵的喇叭花,喜气洋洋。”我说那不是喇叭花,是郁金香。她咧着大嘴笑了,“我喜欢郁金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花儿就是郁金香。”


等她穿着那条布满郁金香的孕妇裙来上班,我们都惊呆了。她做了新发型,茂密的头发像温水泡开的方便面一条条耷拉到肩上,嘴唇是狰狞的猩红,脖子上戴了条贝壳项链,连脚指甲也染成了紫色。


“你谁啊?”华妃说,“世界选美小姐到医院来做公益活动吗?”


野象笑得连隐藏的大金牙都龇出来:“真的漂亮吗?”


“那当然,”华妃说,“要生在唐朝,还有杨玉环什么事?”


“就是裙子有点短,”安姐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穿双长筒丝袜,就更耐看了。”


“中午我就去买,”她喜滋滋地说,“华联超市这几天正打折呢。”


我没料到她走过来,一把将我揽怀里,她身上是浓郁的花露水味。“太谢谢你了。”良久她才将我松开。我有些尴尬地瞟着她,她说,“等我有钱了,请你吃牛排。”


那天,医生、护士、病人都像看怪兽般看着她在楼道里拖着两条粗腿晃来晃去。见到熟人都会大声地打招呼,人家瞥她一眼,她就迫不及待地说:裙子漂亮吧?我妹给我买的。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郁金香!人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她一句,她就嘴角喷着唾沫星子问,有空瓶没?有的话给我攒着!


她就是捡空瓶时出事的。


据说那天医院的领导来检查卫生。他们到洗漱间时,发现巨大的白垃圾桶边垂着两条硕腿。走在最前面的是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他盯着让他讶异的粗腿以及箍在屁股上的裙子,半晌没说出话来。后来他上前拍了拍她的腰,野象才缓缓地把头从垃圾桶里伸出,方便面头上粘挂着白菜叶,手里攥着俩空瓶,龇牙咧嘴地问道:“你拍我屁股干吗?”


主任说:“你这样会吓死人的。”


野象愤愤不平地说:“谁家病人这么缺德!把瓶子扔进垃圾桶。扔进垃圾桶也就算了,还要扔进一堆屎里。”


主任往后倒缩几步,紧紧捂住鼻子问:“瓶子不扔进垃圾桶,难道要从窗户扔出去?”


野象拍拍胸脯,喘着粗气说:“不是有我吗?我就是垃圾女王啊。”


主任问:“你收瓶子干吗?”


这倒让野象惊讶了,她用手纸擦拭着污秽的瓶身,慢条斯理地说:“卖钱呗。一个瓶子一角钱,二十个能卖两块钱。两块钱,能从超市买五个橘子呢。”当她说完这句话时,她立马后悔了。她方才发现,这个戴眼镜的秃头男人背后,还站着脸色铁青的护士长。当然,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半个小时后接到解聘通知时,她仿佛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瘫坐在楼道的角落里不停颤抖,偶有病人从她身边走过,好奇地瞄她两眼,她就朝人家龇牙咧嘴地笑笑,鼻翼两侧的眼泪混淆着灰尘,让她的笑容滑稽又陈旧。她像是马戏团里衰老多病、只得躲在牢笼里吃草料的一头大象。只不过这头大象身上,还裹着那条开满郁金香的孕妇裙。





我很长时间没搭理宁蒙了,想离婚也不是无理取闹。上次化疗时我妈一直陪着,我就让他回家了。出院那天我特意炒了几样小菜,开了瓶朋友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红酒,他一个人全喝了。后来他靠着椅背就睡了。他的手机就放在桌边。


我一直后悔看了他的手机。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淫秽不堪,我看了都脸红心跳。最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女人对我们家了如指掌,我们的住址、儿子的姓名、我的工作单位……她甚至知道宁蒙当年追求我时,曾在我家门口攥着束玫瑰枯坐了整宿。按照宁蒙的说法,他从没见过她,是偶然在网上认识的。


“就是空虚,你不在家,闲极无聊扯淡玩儿。”


“天边远吗?”


“远。”


“滚天边去吧。”


他老老实实地去睡书房。


我偷偷哭了一宿。我得的是乳腺癌,两个乳房全切除了。说实话,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从拿到切片结果到躺上手术台,只不过隔了三个小时。宁蒙的表舅是这所医院的副院长。本来床位很紧,主治医生又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但表舅一个电话,主治医生就开车从北京跑了回来。当他手里捏着寒光闪闪的手术刀时,迷迷糊糊的我还能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而现在,我不得不跟宁蒙妥协:“表舅没出差吧?”


他略带惊喜地看着我说:“应该没有吧。”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野象接着上班吧。”


“没问题!”


我看着他走出病房去打电话。我们分居很久了。我曾仔细想过,乳房对于女人的意义,以及对于男人的意义。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后来我在医院的一本破杂志上偶然读到首诗,是个叫巴勃鲁·聂鲁达的智利人写的。他说: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于是我知道,我的乳房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我也知道,对宁蒙来说,他不仅仅是失去了洁白的巨大蜗牛。


“我跟表舅说了,没问题。”宁蒙笑着说,“我们又能看到野象了。”


我们确实又能看到野象了,只不过她现在不敢收集空瓶了。打扫完卫生,她通常蹑手蹑脚地走进我们病房,靠着墙壁跟我们聊天。华妃还是喜欢逗她玩儿。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啊。”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专往枪口上撞。护士长前天就警告我,说这几天检查卫生。可我一看到垃圾桶里的瓶子,怎么都忍不住,就想把它捡出来。”


“粘了屎你也捡?”


“在你眼里有屎,在我眼里是钱。”


“你命好,命里有贵人相助。”


“真的吗?”野象讪讪地说,“吓死我了。你说我要真下岗了,到哪儿找份得心应手的工作?胖人没胖福的。”


“可不是嘛,”华妃摸摸假发髻上的银簪,“还不谢谢你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是大美女找人给你说情,你才没被开除。”


这样,野象第二次拥抱了我。我没有闪躲,而是任她近乎夸张地勒着我。她硕大的、柔软的乳房顶着我的胸脯,让我的眼眶不禁潮湿起来。


“你是个好人。”她在我耳畔嘀咕道,“哎,为什么好人总是多灾多难?”


从那以后,她到我们病房跑得更勤。当然,她很少空手来。我们很快吃到了野象腌制的萝卜条、爆炒的绝辣海螺蛳、新煮的玉米洋芋,以及形形色色从来没有吃过的大餐。比如有次她端了个塑料盒,里面盛着奶嘴般的红色食物。我们的筷子在手里摆弄几个来回,谁都不敢第一个品尝。还是华妃忍不住问:“这是什么?”


野象得意地说:“保密。你们尝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更不敢吃了。野象用筷子搛了一块,强行塞进我嘴里:“吃吧。这是我从荷花坑早市买的猪乳头。老中医不是说过吗,吃啥补啥。”


我们都沉默了。最后安姐说:“难得野象有这份心,你们还愣着干吗?哎哟,味道还真不赖,你们尝尝!尝尝!”华妃瞅我一眼,也搛了一筷子,吧唧吧唧地嚼。安姐说:“你慢点吃。还人民教师呢,坐没个坐相,吃没个吃相。”


我们都知道安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儿子快两个月没来医院,电话也极少打。


她的头发也全掉光了。我们病房真成尼姑庵了。





安姐儿子终于来了。这是个安静的小伙儿,见人三分笑,个子纤细,有点驼背。医生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护士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就问:“你谁啊?”他眯缝着眼说:“您辛苦了,我是安长河。”


安长河手脚勤快,将安姐的桌子擦了,又将我们的桌子全擦了。我们不让他擦,他就尴尬地看着我们笑,我们只好让他用干净的白纱布来来回回蹭着脱皮的破桌面。当他干完这些,他瞅了眼安姐。安姐绷着脸没言语,他就开始擦玻璃窗。我怀疑那几扇玻璃从建院以来就没有擦过。他忙活个把小时,才将玻璃擦得晃人眼。他叉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说:“妈,我明天还要去深圳出差。上午十点的飞机。”


“你有事就回去吧,”安姐说,“千万别耽搁了工作。你现在还是部门副经理吗?”


他扭过头看着安姐,半晌没有说话。


下午他说出去买矿泉水,结果半天没回。安姐有些坐卧不安。华妃说,你呀,一辈子瞎操心,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膀大腰圆,能出什么事?安姐说,你不知道,这孩子胆小如鼠,八岁了看到螳螂还吓得直哭,真随了他那没出息的爸。华妃说,再没出息,人家现在也是北京人,当了部门经理,出差都坐飞机,你还想怎样?安姐这才有点笑模样,说,他学习确实不错,当年可是咱们市的理科状元。


安长河回来了,窄仄的怀里搂着十来瓶矿泉水。瓶子像金字塔般搭垒得齐整稳当,最上面的瓶口紧紧抵住他的尖下巴。白色衬衣全湿透了,两根肩胛骨突兀地支出来。“我想买些冰镇水,可楼下没有,去了商店,竟比超市贵一毛钱。没想到超市那么远,”他羞怯地笑着,“幸亏我是飞毛腿。”说完他怎么就腾出只手去擦汗,结果在我们的哎呀声中,怀里的矿泉水噼里啪啦地全掉下来,有几瓶甚至滚到了门外。


“你个傻子!没出息的傻子!”安姐突然咆哮起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超市的水再便宜,总共便宜不了一块钱!你腿脚再快,有车快吗?你就不会打辆出租车?”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从来没见过安姐发脾气。她说话向来滴水不漏,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谁都没敢吭声,全直勾勾盯着安长河。多年后我还会记得当时的情形:安长河突然跪下了。他跪得那么突兀,似乎有双无形的手在他麻秆般的细腰上猛击了一拳。他跪着蹭到安姐床边,将头埋在安姐两腿中间抽泣着说:“妈!我没用!没让您过好日子,还天天惹您生气操心!”他狠狠扇了自己俩耳光,“我是个没用的东西!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真是随了那个老不死的!唉,怪谁呢,蛤蟆的儿子不长毛。”


野象不晓得何时进的屋。她张着大嘴看看安姐,又看看安长河,这才迈着粗腿咚咚咚咚地挪过去,一只手揪住安长河的衣领,轻轻松松就将他拎起来,摸了摸他头发,盯着安姐说:“蛤蟆的儿子不长毛,怎么能怪孩子爸呢?”


“那怪谁呢?”


“怪你呗。”


“怎么就怪我了?我在地毯厂干了三十年,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当过市里的劳动模范!”


野象淡淡地扫我们一眼说:“怎么不怪你?你摸摸自己的脑袋就知道了。”


安姐狐疑着摸了摸头,扑哧一下笑出声。我们也都笑了。可不是,她头上可是一根发丝都没有。


“儿子大老远地来看你,摆着张臭脸给谁看?”野象嬉皮笑脸地说,“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安长河是晚上走的。走时他挨个向我们鞠躬,让我们多照顾安姐。那是个伤感的傍晚,窗外的晚霞余光斜射而进,让我们的脸颊都抹了层绯红的光晕。我紧紧攥着宁蒙的手。他粗大的骨节扎疼了我的掌心。


回家时,我让他从书房搬到卧室。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很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吻我的乳房,他的糙手只是犹豫着在那里碰了下就果断挪开。我为他的犹豫有点难过。


更让我难过的事,发生在几天后。


宁蒙请了几个哥们儿到家里吃饭。他和那个女人聊天的事,他们全知晓了,半荤半素地在我面前数落起宁蒙的不是。宁蒙垂着头,一副追悔莫及的神态。他总是忍不住将自己的糗事告诉朋友,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他的心里干净。那帮酒鬼早早喝醉,不到八点就散了场。我带着儿子去街上溜达,宁蒙在家里洗碗。等回来时他正在上网,见到我时他的瞳孔忽就胀大了。我说你跟谁聊天呢?他说没什么,有个老顾客问我们还有没有剩货,想抽空挑件衣服。我二话没说将他从椅子上拽起来,“你陪儿子睡觉去吧,”我虎着脸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他杵我身边,一动不动。


他果然是在跟老顾客聊天。这个顾客我认识,是政府公务员,以前来宁蒙店里买衣服时低眉顺眼的。她丈夫是我们这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娇小娴静的妻子是如何跟野男人调情的。


“多长时间了?看样子是老情人了。”


“你胡扯什么?人家可是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这样,我约她晚上过来。她要是来了,我就杀了你。”


他结巴着说:“我,我,我……”


我用宁蒙的口吻继续跟她聊天。我说,你嫂子还在医院化疗,晚上有空过来坐坐?我酱了牛肉,可以喝点日本清酒。女人很快回信,说等我半个小时,我先洗个澡。


我关了电脑。宁蒙坐在阳台上闷闷地吸烟。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你能想象到她看到我时的表情,嘴张得比河马的嘴还大。“嫂子回来了?我跟宁蒙约好挑几件衣裳,”她反应倒是很快,“你的病如何了?”


我笑着将她请到客厅,然后告诉她,约她出来的不是宁蒙,而是我。她的眼睛就直了,蜷坐在布沙发里,手神经质地揪着丝袜的一根跳线。我说,你没有必要解释什么,我都清楚。怪只怪我生了病,糟钱糟物,他心情不好是难免的。多谢你这段时间陪他说说体己话,让他缓解缓解压力。你看,我头发全掉光了,命不好,可我谁都不怪。


她哽咽着辩解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虽然什么都没有,可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她以后不会跟宁蒙联系了。她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的丈夫。最后她抱住我的肩头小声抽泣起来。


“不会的,”我递给她张湿纸巾,“擦擦眼泪吧,假睫毛都掉果盘里了。”





野象问:“宁蒙怎么没陪你来?”


我说宁蒙的祖父生病了,他陪床呢。


野象说:“你怎么又瘦了?小脸还没巴掌大,我可得给你好好滋补一下。”


安姐这次没来,据说病情有些恶化,转到北京的医院去了。我们打她的手机,七嘴八舌地抢着跟她讲话。她的声音跟平时一样,淡淡地说那里环境不错,等出院了就来看我们。还特意叮嘱翠翠不要老欺负臭脚,叮嘱华妃不要总看电视。翠翠呢,照样整天腻着臭脚,如果说臭脚是匹瘦马,那么翠翠就是一只粘在马尾上的果蝇。华妃的《甄嬛传》已经看到第五遍。她换了顶假发,这次假发上戴了朵粉色蔷薇。“漂亮不?”她细细捻着绢布花瓣,“皇后这个歹毒的女人,怎有我这般天香国色?”


宁蒙是两天后来的,我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买了我最爱吃的猕猴桃,剥后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没接,他低着头自己吃了。他沉默的样子让我心疼。午饭后他说出去趟,我没吭声。这时野象来了,她大概刚扫完厕所,满头是汗。我说,野象你有空吗?她瓮声瓮气地说,刚忙完,累劈了。


我从楼上俯瞰着野象穿过停车场,朝医院门口缓缓走过去。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个好侦探,对于她的新职业,她似乎也并不热衷,很快我看到她挺着乳房折返回来,在楼下弯弯腰,扭扭屁股,开始做起广播体操。她的广播体操很惹人眼,除了常规动作,她还将一些奇妙的动作糅合进来,比如高抬腿——如果你看过大象表演,那么我可以说,她的动作比大象还要缓慢优雅;比如龟步,肥胖的双手一前一后地机械戳探,脖颈一伸一缩,同时粗腿弯曲着迈着碎步。很快她身旁就聚了群病人指指点点,她这才整理整理衬衫,将露出的肚脐盖好,一点一点朝传达室方向蹭去。等见到她时,她神神秘秘地将我拽到墙角说:


“我跟他走了两条街。”


“他去干吗了?”


“这傻小子,买了火腿肠和啤酒,喝得有滋有味。”


我点点头。她又说:“宁蒙这傻小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宁蒙是下午回来的。回来也没怎么说话,分给臭脚一根香烟,两个人躲到阳台上去吸。


他们都睡着了,只有我睁着眼死盯着屋顶。房顶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我以前常常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剪影般贴在上面,他蜷缩在马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的乳房。而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瞅瞅睡在简易床上的宁蒙,他的呼吸均匀安稳。我蹑手蹑脚地将毯子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野象。她压着嗓门说:“跟我出来趟。”


我狐疑地跟她出了病房。深夜的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肯定有无数的幽灵在这里飘荡徘徊。他们都是不甘心的灵魂。在医办室的电子秤前,她停住了脚步。


“看好了,我到底有多沉,”她眨了眨厚眼皮悄悄地说,“我要表演魔术了。”


“我眼睛又不近视,”我撇着嘴说,“一百零五公斤。”


她说:“过两分钟后你再瞅瞅,我到底有多沉。”


值班的医生趴在桌上睡了,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走着表针。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我又瞅了瞅电子秤,说:“一百零二点五公斤。”我有点不相信似的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秤,“你捣什么鬼?”


“我才没捣鬼。这是我的秘密。”她神秘兮兮地说,“小时候偶然发现的。”


我搀扶着她从电子秤上下来。她说:“你知道那五斤秤的重量跑哪儿去了吗?”


我摇摇头。她说:“那五斤,就是魂儿的重量。”


我哑然失笑。她翕动着硕大的鼻孔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体重就减轻五斤。”


我说:“胡扯。电视上说,人的灵魂是二十一克。”


“不管是五斤还是二十一克,说明人除了这身肉,还有点别的。”


“那倒没错。”我恍惚地看着她。


“也许,那点别的更重要。这身肉死了,烧了,变灰了,可魂儿还在,也许它一直待在墓地里,也许它随着风到处乱飘。知道不?那些郁郁寡欢的人,就是死后魂儿也整天绷着脸,不受待见;那些快活的人,死了也是快活的,它跳来跳去,在电线杆上跟麻雀唠嗑,在野地里跟田鼠抢麦穗,在马背上跟跳蚤讨论下届的美国总统是谁。”


我只是傻笑。笼罩在光晕下的庞大躯体仿佛不再是那个为了空瓶锱铢必较的人,而是一位肃穆着布道的牧师。她的眼睛那么亮,仿佛有小小的火焰在瞳孔里燃烧。


她又说:“你不要整天攒着眉,像人人欠了你五百吊似的。你运气够好了,虽然是乳腺癌,却是早期。安姐那样才闹心,本来是良性,没想到癌细胞转移了。”


我盯着她重又灰蒙蒙的眼珠,不晓得说什么好,我知道她这是逗我开心,可是我怎么开心得起来。“我没事,我挺好,”我垂着眼睑说,“也许是化疗后遗症,整天疑神疑鬼。”


“你明白就好,”她舔舔厚嘴唇,“不过我得纠正你,人的魂儿不是二十一克,而是五斤。”


“好吧,”我笑着说,“你体重比我沉,魂儿也比我沉。”


回到病房,宁蒙正轻声轻语地接电话。我说谁啊,这么晚了还骚扰别人。他怯怯地瞥我一眼连忙掐掉。我说,把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他犹豫了片刻。我走上前一把抢过手机。他愣了会儿,然后嘴里嘟囔着推了我一把。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动手,踉跄着跌到床边。他慌里慌张地跨过酣睡的臭脚来搀我。我顺势从他手里抢过手机,狠狠朝墙上摔去。


手机破碎的声音在夜里那么响。华妃先醒了,她摸摸头上的蔷薇一惊一乍地问道:“我的妈呀,氧气瓶爆炸了,还是地震了?”


宁蒙低头走出了病房。他没有再回来。如果他在街上冻死了,那么,就让他死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为了屁大点的事动肝火。”第二天中午了,华妃还在唠叨我,“他容易吗?在家里哄孩子,在医院哄你。你就不能让他省点心?”


野象给我带了罐蒜末海带丝,她说滴了好些香油,最是下饭。然后试探着问:“晚上……我请你看演出吧?”我问什么演出?她支支吾吾起来。我看着她扭捏的神态忍不住笑了。她两眼放着光问:“你答应了?太好了!晚上七点半,我在医院门口等你。记得打扮得漂亮点。”


我没怎么打扮,精心打扮的是华妃。她穿了件华美的旗袍,旗袍有点皱,让她瑟瑟地站在秋风里时老忍不住用指甲蘸着唾沫抹一抹,再拽着布料抻一抻。我很好奇她的乳房为何那般高耸浑圆,却没好意思问。“你说,她会不会请我们看歌剧?收音机里说,今晚燕山剧院有黑山歌剧团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但她马上把自己否定了,“野象那么小气,”她用唇膏狠狠地刮弄着嘴唇,“最大的可能就是请我们看场二人转。哎,她向来既俗气又没品位,毕竟只是个清洁工。”


本来翠翠也要带臭脚来,后来华妃对她耳语一番,她才嘟囔着留在病房。见到华妃时,野象有点吃惊,不过也没多问。华妃倒是拉着长音说:“要是看二人转,我这旗袍就白穿了。”


野象闷头闷脑地乜斜她一眼说:“穿着旗袍去泡迪厅,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说实话我没想到野象会带我们去迪厅,这辈子我去迪厅的次数屈指可数,估计华妃也是如此。在门口检包盖荧光印章时,华妃出了点意外,她死活不肯让保安保管那把陈旧的瑞士军刀。后来我和野象不得不将她揪到一旁。“这把瑞士军刀是我前夫送的,我一直带身边,要是保安弄丢了怎么办?”华妃噘着嘴说,“没准他们看着好,自己就私藏了。”我跟野象好说歹说,她才恋恋不舍地把军刀递给保安,又逼着人家打了一张欠条。


里面的人真多啊。野象给我跟华妃找了两个座位,又给我们点了饮料,然后悄悄离开了。华妃坐在高凳上,不时抻拽着旗袍袖口。谁也不会料到,我们是两个没有乳房的女人。


“太吵了,”华妃说,“简直比学生出操还吵。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像我们一样的人。”


“我就知道,这笨女人根本不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好地方。”


“我挺喜欢这儿的。”


“喜欢个屁,一群乌合之众。”


野象很久没回来。我跟华妃就傻傻地盯着那群跳舞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分不清是男是女的人。“你想喝啤酒吗?”华妃问,“我以前一斤老白干不在话下。”我说这里的酒很贵。她不屑地瞥我一眼,“瞧你那小家子气。”


我们就喝起了啤酒。我很久没喝了。我记得以前没意思了,就跟宁蒙在家里喝酒。他喝不过我。想到宁蒙时,我的酒就喝不下去了。


“我的乳房漂亮吗?”华妃嬉笑着问,“是不是很性感?”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戴了什么玩意儿?”


她说:“你不知道吗?医院食堂的白面馒头,蒸得又圆又大又软。哎,我真是皓腕高抬身婉转,销魂双乳耸罗衣啊。”


我们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着,场子的灯光忽暗下来,人群也静下,然后光柱尾随着音乐摇摆到一根钢管上。我们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根明晃晃的金属钢管旁,站着一位超级肥胖的女人。她有一头蓬松的栗色头发、一张宽阔猩红的嘴巴以及两只大力水手才有的臂膀。她身上裹着件镶嵌着无数金属箔片的黑纱衣,站在那里,仿佛美艳的菲律宾女佣。


“她她……是野野象吗?”啤酒沫沿着华妃的嘴角流出来,“她疯了吗?”


“是她。”我抚着胸口说,“我们最好先溜到那边,防止她从台上跌下来。”


可我们都没动。我们看着野象随着音乐开始扭动她肥硕的臀部,看着野象绕着明晃晃的钢管风姿绰约地抛媚眼、抖乳房,间或微微抬起她大象般的前腿。她或许以为她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平衡木上做狼跳或霍尔金娜后空翻?当我看着她双手艰难地握住钢管,左腿直立,右腿和左腿劈成九十度角时,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厉害啊,”华妃咂摸着嘴说,“我们给她加油吧!野象野象,宇宙最棒!”


我就跟她扯着嗓子喊起来。可我们的声音太小了,很快就被全场疯了般的口哨声、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淹没。如果没记错,野象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双手托住乳房,双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劈叉。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为何不双手撑地,好让粗圆的膝关节有个更稳妥的支点。当她面色潮红地站起来时,我看到她的黑纱裙被撕扯开一角。她缓缓地从舞台上走下来时,有人伸手去摸裸露出的大腿。她满不在乎,在明灭的霓虹灯下,穿过涌动的人群朝我和华妃一点一点挤蹭过来。


“一晚上四百块钱,”野象得意地喝着啤酒,“我可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舞者。”


我跟华妃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开心吗,大美人?”她的鼻孔还剧烈喷着热气,“没想到妹妹有这一手吧?这个迪厅的老板邀请了我三次,我才赏脸光临呢。”


我敬了她一大杯喜力。我确实很开心,却也无比难过。我突然想起她说的那个灵魂,那个随着野风流浪、在马背上跟跳蚤聊天、或许重达五斤的灵魂。





对于那天晚上的迪厅之行,我跟华妃都保持了沉默。翠翠一个劲儿地盘问我们到底看了什么精彩演出,后来华妃撇着嘴说:“无聊得很,就是赵本山的徒子徒孙们演二人转。”


野象见到我时,杵着墩布羞涩地笑了。我朝她伸出大拇指,她咧着大嘴扒拉掉我的手,瓮声瓮气地说:“记得下次给小费哟。”


可是一个人时,仍然会想起宁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怎么让宁蒙先回来了?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要不我下午就过去?我说不用了,这里有很多姐妹,还是让宁蒙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吧。再说这是最后一次化疗,两天后就彻底出院了。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回家后静养就行,以后定期检查。华妃也要回县城了,那件旗袍她穿了好几天才肯脱下来。翠翠就更高兴,他们家的栗子今年收成不错,她还极力邀请我们明年春天去山上看栗子花,据说万里飘香。我们还约定,以后有空了互相串串门,毕竟住院住出来的好姊妹,是同患过难的。可我也清楚,只是说说而已。那天我看报纸,那个总是戴着墨镜的香港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常遇到些人,他们在特定的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记忆深刻,然后他们就消失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说得没错。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野象说请我吃牛排。那家餐厅我知道,是快餐厅,以物美价廉著称。我在那里坐了良久,她才气喘吁吁地从门口进来。让我惊讶的是,除了她自己,还有个男孩。那个男孩坐在轮椅上,远远地就朝我招手。


“叫阿姨。”野象对孩子说,“阿姨是医院里的菩萨呢。”


男孩只歪着头笑,嘴角不时流出涎水。野象掏出手绢麻利地擦掉,这才跟我面对面坐下。


“这是谁家的孩子?”我忍不住悄声问,“他得的什么病?”


野象好像并没有听到,而是继续挺着腰板耸着巨乳有板有眼地点餐。等服务员离开,她才小声说道:“他生下来时难产,结果头部受损,得了脑瘫。除了不会走路,他什么都懂。乖乖,给阿姨背首唐诗。”


男孩抬起下颏,将小手老老实实地背到身后,开始有板有眼地背诵起《静夜思》。他大抵背过很多遍了,背完后他佝偻着掌心定定地瞅着我,野象赶紧往他手心里塞了粒奶糖。


“是你亲戚家的孩子吗?”


“不是,”她久久地盯着我,“他是我儿子。”


我一时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据我所知她还没有结婚。我斟酌着问:“孩子的……父亲呢?”


她灰蒙蒙的眼珠更暗了,“他没有父亲。”她的牙齿咬噬着厚厚的嘴唇再次重复了一遍,“他没有父亲。”


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扭头去给孩子擦涎水。我思忖半晌方才嗫嚅着说:“认识你这么长时间,野象野象地叫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嘿嘿地笑着说:“我姓鲁,我叫鲁叶香。你叫我叶香就好了。”她有些羞涩,“我还没结婚,叫叶香小姐也成。”


孩子能自己吃牛排,他用刀叉有条不紊地切割着牛排,仿佛是个技艺精湛的厨师。“我常带他来,”野象目视着孩子说,“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过……”


那是顿难忘的晚餐,野象和她的儿子总共点了四盘七分熟的牛排、两份水果比萨和六个冰激凌。她本来还想点一瓶红酒,可是被我拒绝了,她也就没再坚持。她儿子饭量委实不小,她时不时地抚摸着他焦黄稀疏的头发,犹如一头疲惫的母象爱抚着一头羸弱的、永远只能坐卧的小象。他的眼睛和她一样大,只不过瞳孔亮晶晶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野象。宁蒙早晨来医院接我时,野象还没有上班。已经是秋天了,我在家一心一意拆洗衣物棉被,然后将阳台晒得满满的,连阳光都射不进来。我曾经接过华妃的电话,她说她去上班了,如果再见不到那些可爱的孩子,她肯定会得抑郁症。快立冬时,我还接到了安长河的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安姐已经过世了。过世前她给我们病友每人留了份礼物,等有空了,他会专程开车送过来。我握着手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眼泪流个不停。我已经很多年没流过眼泪了。


我跟宁蒙还是老样子,整天说不上一句话。他开始接些活计,专门给人雕刻佛珠,或者将檀木手串卖给摩托车俱乐部的哥们儿。尽管报酬并不丰厚,总比游手好闲强些。有天晚上他的左手不慎被刻刀割破,血流满了手背,我慌忙翻找云南白药和纱布,帮他细细包扎起来。当系好最后一个丝扣,他突然用右臂抱住我的腰,喘息着将我硬生生地按到沙发上。他的力气还是那么大,让我不禁眩晕起来……当他的嘴唇犹豫着亲吻上我扁平的胸部时,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摩挲着他短短的头发。灯还亮着,我茫然地盯着屋顶,屋顶上有条裂璺。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个孩子的模样,蜷缩在马利亚的怀里,满脸的焦灼不安。


等宁蒙睡下,我简单冲了个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很少看电视,可是那天我拨到市台的广告频道时,再也没有换台。那是一则不停滚动播放的痛风广告。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对着镜头傻乎乎地说:



我得痛风三年了,双膝疼痛、僵硬、肿胀积水,蹲不下去,站不起来,上下楼还得斜着身子走,每个月要靠输液和吃药控制病情。由于病情恶化,医生建议我置换关节,在这焦急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在台湾的联谊会上通过战友知道了蚁王痛风舒胶囊……



接下去,无非是通过吃胶囊痛风得到根治。为了验证医疗效果,女人还扭起了东北大秧歌。她的四肢如此庞大笨重,舞动起来犹如一头灰扑扑的大象在音乐声中滑稽地起舞,舞着舞着她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一下。


说实话,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


作品与创作谈收入《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贺绍俊:以文学的方式看世界


为张楚的小说写评论总让我犹疑不决,因为要找到评说的路径是比较困难的。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李敬泽在讨论河北的四位作家时就说道:“他(张楚)的小说,很多人看出了好。但十几年来,他从未被充分地评说和阐释。”“当我们还没有一套体贴细致地分析人的内心生活和复杂经验的批评话语时,张楚的小说就只能是被感知,然后被搁置。”我不敢说我已经有了一套阐释张楚小说的批评话语,但我不愿掩饰我对张楚小说的欣赏,而且尤其欣赏张楚的特别之处,因为他的特别,你很难把他的小说与各种类型的小说对应起来。也许正是这种特别之处,确定了张楚小说的价值。那么,即使我们觉得还没有一套合适的批评话语,也不妨碍我们先把他的特别之处指出来。我甚至认为,从特别之处入手,恐怕就会寻找到与他的小说相匹配的批评话语。


张楚的小说多半是写他生活的小城镇,因此也有人称他的小说是小镇小说。小城镇的确给张楚带来了幸运的东西,这种幸运倒不是小镇的生活和小镇的人物,而是小镇的文化语境。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城乡冲突成为社会普遍的矛盾,城市和乡村作为两极,都处在现代性大潮的风口浪尖。而小城镇就像是一个中间地带,张楚处在这样的中间地带,便可以使自己更加冷静,不至于被时尚所缠绕,也不至于为功利而焦躁。当然,并不是凡生活在小镇上的作家都能保持这种心态,一个作家如果很在意时尚和功利的话,即使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也会感到焦躁不安的。张楚却能够保持冷静的姿态,从而可以充分利用起中间地带的优越性,这多少还与他至今仍是一名业余作家而且他满足于业余作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要知道,张楚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也许最初是爱好文学,便在业余时间尝试着写小说,如今他写小说有了影响,但他仍是一名公务员。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文学体制,大多数很有前景的业余作家都被吸纳到了这个体制内,成为了专业或准专业的作家。一般来说,作家们希望自己成为专业作家,可以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文学上,但专业作家难免受到体制思维的影响,无形中改变了自己的文学追求。一个专业作家,会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而一个业余作家,更会把文学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存在的方式。张楚就是这样一位业余作家。也就是说,他从公务员的生活中并不能获得精神的满足,于是他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文学的天地。他在一篇小说中写到一名公务员,这个公务员有着别样的精神生活,他形容这是一名“有个性的公务员”。我觉得“有个性的公务员”完全是张楚的自我画像。他的个性体现在他的精神与他的生活并不重叠,他的精神寄寓在文学里面,这必然带来他的孤独感。我从他的小说中能够感受到这种孤独,这是一种高贵的孤独。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卡夫卡,卡夫卡不也是一名小小的公务员吗?卡夫卡当然也是一名业余作家,而且卡夫卡未尝不是因为孤独而写作的。或许张楚的写作与卡夫卡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两位业余作家的孤独感所生成的文学却不一样。卡夫卡的孤独感带来的是一种绝望,而张楚的孤独感带来的是超脱、澄澈和纯净。这显然与两位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有关。说到底,小说其实是作家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


我非常欣赏张楚的短篇小说,就因为他在创作中努力寻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方式,坚持以文学的方式看世界。他曾说过他是把文学作为宗教来对待的,因此他的文学方式更倾向于纯粹性。张楚的写作让我想起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纯文学。有人极力鼓吹纯文学,有人驳斥说从来没有纯文学,因为文学的内容总是关乎社会、关乎人性的。我认为纯文学应该有,但纯文学不是沙龙中的咖啡和鸡尾酒。张楚的小说绝对不是咖啡和鸡尾酒,他写的是底层生活,写的是小人物。然而张楚是以纯粹的文学方式去处理底层生活和小人物的,因此,他的小说就有了纯文学的品质。有人在评论张楚的小说时感到难以归类,他的小说分明是写底层生活,却明显不同于所谓的底层写作;分明写了小人物的苦难生活,却明显不同于苦难书写。这就在于,他是以文学的方式去书写底层生活,去体验小人物的。如果以张楚的小说为例,来回答什么是纯文学,那么就可以说,纯文学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支曲别针,是阳台上可以看见星空的天文望远镜,也是嚼碎后可以止疼的出租房院子里自然生长的野薄荷。《曲别针》和《夏朗的望远镜》都是张楚的代表作,曲别针和天文望远镜在这两篇小说里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起到了一种提纯的作用。《野薄荷》(《江南》2013 年第 1 期)中的野薄荷同样如此。《野薄荷》写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女孩苏芸,她在步行街上站柜台,因为心肠热,成为步行街上最有人缘的一个人。她的人缘后来却被男人利用,她变成了一个拉皮条的人,终于她伤害到了她的好朋友丽梅。她以为躲避几天就能解决问题,最终她遭到了丽梅的报复,丽梅找人在她的额头上纹了一只母鸡。作者的叙述既不是道德化的,也不是社会性的。他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最后让野薄荷的意象覆盖一切,侉子老婆将薄荷叶嚼碎涂抹在苏芸的额头上,她似乎就不那么痛了——是的,一个好的文学意象也是能够止疼的。


《野象小姐》典型地体现了张楚小说的纯文学品质。小说发表在 2014 年第 1 期的《人民文学》上。这篇小说写的自然也是小镇上的生活和人物。小说的场景是医院的一个病房。病房里住着几位患有乳腺癌的病人,她们一起接受治疗,也成为了朋友。但她们还不是小说的主角,主角是医院里的一名清洁工,她“走起路来仿佛一头杂技团的慵懒大象”,因此她们都叫她野象。野象努力讨这个病房里的女人们喜欢,这是她讨生活的重要方式。她想尽办法多挣几个钱,比如她借清洁工的方便到处搜集矿泉水瓶。野象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文学形象,张楚在他的调色板上调配出最丰富的色彩,要把这个形象描绘得无比生动。她爽朗、乐观,有些粗野,却不乏女性的心细;她的嘴很甜,却不让人生厌;她显得俗气,却在该文艺的时候也文艺,该浪漫的时候也浪漫;她很现实,但她内心同样藏着梦想,更重要的是,她的经历也许就是一本书,有悲伤,有痛苦,有激情,有辛酸,但张楚并没有把这一切呈现出来,他只是掀开一个角,让我们发现里面藏着这么多的东西。张楚是在野象小姐请“我”吃牛排的时候掀开这个角的,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野象小姐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傻儿子,野象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他没有父亲”,一句是“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过”。这两句话就把一切都概括进来了。毫无疑问,野象小姐这个人物的丰富性是足够作家来挖掘的,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也可以从社会批判的角度。但张楚忽略了这个人物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内涵,他看到的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组合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显示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或许张楚的灵感就是从“野象小姐”这个意象触发的。野象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庞然大物,是粗壮的、野蛮的;小姐给人们的印象则恰恰相反,应该是纤弱的、乖巧的。将二者组合起来竟成了一个奇异的文学意象。这个文学意象还衍化出人物上的对比性设计:野象小姐耸着巨乳,而她清洁的病房里都是被割掉乳房的女人。乳房对于女人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样的对比性设计可以引发读者很多遐想。因为野象小姐虽然耸着巨乳,她的生活却失去了女性的色彩;病房里的女人们失去了最具女人味的乳房,仍摆脱不了女性的生活烦恼。这里面包含着多少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但张楚只是点到为此,他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这便是文学的方式。在张楚看来,社会问题也好,道德问题也好,都比不上一个生动的文学形象更重要。张楚喜爱野象小姐这个人物,他要把他的喜爱传达给我们,这就是他写这篇小说的理由。我们从小说中获得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有什么作用呢?张楚在小说的结尾告诉了人们。结尾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野象小姐在做痛风广告,“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犹如一头灰扑扑的大象在音乐声中滑稽地起舞,舞着舞着她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一下”。然后,小说主人公很郑重地说:“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每一个成功的文学人物形象,都是我们在凡俗生活里遭遇不到的“最动人的笑容”。


(2014年刊于《名作欣赏》)







中篇小说专号


隐疾__裘山山

(选自《作家》2016年第6期)

命悬一丝__尤凤伟

(选自《北京文学》2016年第6期)

山顶__王 棵

(选自《人民文学》2016年第8期)

老海__李金波

(选自《十月》2016年第4期)

春心__荆 歌

(选自《时代文学》2016年第7期)

阵亡__尹学芸

(选自《当代》2016年第4期)

驯牛记__陈集益

(选自《文学港》2016年第8期)

一百块大洋__邓宏顺

(选自《湖南文学》2016年第8期)

榻榻米下的秘密__光 盘

(选自《广州文艺》2016年第7期)

胭脂路__欧 曼

(选自《芳草》2016年第4期)



《小说月报》2016年增刊4期中篇小说专号,2016年10月出刊







中篇小说


一九四〇年的屠夫__胡学文

(选自《芒种》2016年第9期)

苏黎红小姐__阿 袁

(选自《北京文学》2016年第9期)

六个凶手__李师江

(选自《福建文学》2016年第8期)

橙红银白__旧海棠

(选自《收获》2016年第4期)


短篇小说


谁在我的镜子里__范小青

(选自《天津文学》2016年第9期)

回乡__南 翔

(选自《作品》2016年第7期)

寻找__秦 岭

(选自《飞天》2016年第8期)

革命者__朱山坡

(选自《芙蓉》2016年第5期)

“家史”与“国史”的讲法(评论)__曹 霞

刺桐__周李立

(选自《江南》2016年第5期)


开放叙事


死者__孙一圣

(选自《人民文学》2016年第8期)

在黑夜里凝视黑夜(创作谈)__孙一圣


封二专题


作家现在时:阿 袁


《小说月报》2016年第10期,2016年10月1日出刊,总第442期









小说月报2017 小说可以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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