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国家通常沿着族群断层线而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多样化的人口，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都仍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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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译版前言
该书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2019年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2019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引进、翻译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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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于瑞士北部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小镇就在德国边境的南边。这条边界时而沿着河流而设，时而在它的北面蜿蜒，有时则环绕着被瑞士土地包围的德国领土的小飞地。
因中世纪小公国和教会辖地的拼凑而出现了锯齿形边界模式，这些小公国和教会辖地后来合并为两个相互间没有打过仗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而正因为相互间没发生过战争，因此两国间没有形成在欧洲其他地方常因战争而造成的更为明确的边界。
青少年时，我们会在莱茵河撑着木制平底船溯流而上，寻找一片没有树木的河边陆地生起篝火，在那里我们会烤鸡或烤猪肩扒，用吉他弹奏鲍勃·迪伦的歌曲或巴萨诺瓦的曲子，并痛饮装在大玻璃瓶中的廉价基安蒂葡萄酒。
有时我们听到有人在树林中破林而行朝着岸边走去；我们不确定我们在哪国的边境，不得不等到看见边境卫士的制服，才能确定他是瑞士人还是德国人。这些边境卫士经常来与我们小聊一番，但从不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莱茵河瑞士一侧留下的地堡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不同的过去，但伴随我们成长的国界似乎相当无关紧要。
在许多方面，瑞士境内的族群界线也是如此。当瑞士青少年思考政治时，从来不与居住在该国不同地区的讲法语的、讲德语的或讲意大利语的人之间的关系相互关联。如果我们在比利时、加拿大或西班牙长大，那肯定会有所不同。
在中学时，我们经常就女权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进行争论，这样的争论有时非常激烈。后来，诸如托洛茨基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嬉皮基督教团体等出现在高中的知识领域范围——但没有人关注族群认同问题，当然也没有人认为任何重大政治问题与我们共同的族群背景比如讲德语的瑞士人等有关。
报纸上充斥着有关最近选票结果的故事——瑞士是个直接民主国家。但是在族群政治方面却没有太多报道：没有一个政党声称代表三个族群语言群体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可见的政治运动可以让讲法语者或讲德语者围绕一个共同的事业集合起来，而且每个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中央政府的一位部长必须被轮换时，语言群体之间的整体平衡会得以维持。
有时候，全国的选举投票会按语言上的分野而聚集——讲法语的人们通常比讲德语或意大利语的各州在投票时对政府更友善、较少反移民、更为欧洲导向，这时往往会引起关注和抱怨。但是，下一次投票通常会以不同的结盟方式分散这样的局势。简而言之，在瑞士的政治舞台上，族群差异并不重要。
我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一旦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了解，即全球范围内有如此多的斗争和冲突与族群的政治有关，它就显得令人疑惑。是出了什么问题让比利时讲佛兰芒语的群体和讲瓦隆语的群体总是在“掐对方的喉咙”？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怎么可以将天主教徒视为应由警棍控制的二等公民？德里纳河将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本土分开，为什么波斯尼亚的塞族人要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加入他们在德里纳河以东的同一族群兄弟？在神志清醒的人中，谁会认为像种族隔离这样的制度，即像内部殖民那样由少数白人民族统治多数黑人的制度可以被证明是合理，并且还是有效的？为什么其他人不愿简单地像瑞士人那样正常处理族群间的差异？
后来，这个相当天真的困惑由更为系统地寻找答案所取代。作为一名人类学学生和后来的社会学学生，我想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能跨越族群界线而汇聚在一起，在国家层面的政府中给予大小不等的群体以政治代表权。为什么另一些国家没能达到类似的包容性安排，而是——极端而言——走与南非的种族族群统治（racial ethnocracy）相似的道路？为什么还有一些国家，像比利时，沿着族群断层线（ethnic fault line）而濒临分裂？为什么更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早已陷入冲突和战争？一个国家是否会像瑞士那样，不同的群体自愿地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或者是否像南非那样，某个群体通过征服，曾在历史上统治其他群体，这是因历史而形成的问题吗？抑或这是一个民主问题？瑞士或印度长久的和平选举记录能否解释为什么少数群体在国家层级政治中拥有发言权？
这种智识挑战使我为此忙碌了20余年，通过跨越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及通过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大样本统计（larg N statistics）到细微历史案例研究，我对之追根溯源。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 著
叶江 译
格致出版社2019年10月
这样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学术专著，我希望这本专著是现在已成为四部曲的最后一本。本书解决了前三本书中未解决的一些难题。在《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族群冲突》（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s，2002）一书中，我认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原则——政府应该以由民族来定义的人民而不是以上帝或王朝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族群（ethnic）、种族（racial）或民族（national）边界的含义。这本书还概述了为什么国家建构在一些国家（比如在瑞士）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在伊拉克）则失败了的假设。《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随着这一炭笔素描而描绘出完整的彩色图景。
第二本书不再像第一本书那样关注宏观政治问题，转而探讨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绘制各自的民族、族群或种族的边界。《制造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 Making，2014）分析了在追求认同和权力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如何相互协商，以确认哪种族群、种族或民族的类别应被视为相关的和合法的。不同类型边界的产生，取决于这些个体的人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的差异，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就谁应该被归为哪一类人达成一致。它们（这些边界）或多或少会在政治上比较突出，或多或少会涉及歧视，或多或少会导致各种相似的文化，并会持续数代人或快速消解。
第三本书《战争的波浪》（Waves of War，2013）回归宏观政治的讨论，其中的一些论点都已在第一本书中大致概述过。《战争的波浪》一书使用新收集的覆盖了整个世界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数据集，详细地展示了过渡到民族国家确实是一个易于发生战争的过程，而反对族群政治不平等的斗争解释了为何会如此。然而，该书仍然没有提问，为什么一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不平等，以致这些国家更容易发生战争？这是由《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来解决的难题。
本书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起，试图帮助理解社会的全部历史复杂性及其在全球的多种表现形式。作为作者，我们经常互相争论，这是相当尖刻的学术世界或许不可避免的特征，在这样的学术世界中，我们最为激烈地不同意那些讲着相同理论和方法论语言的人。
但是，我们仍然形成某种集体的努力：从我们自己的斗争、愿景和希望中脱离自己，更广泛或许更全面地理解将人类推向不同方向的多种历史力量。在过去的20年中，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可以找到坚如磐石的经验答案的越来越小的问题，从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中逃离到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中，或者到社会世界必须提供的准实验的罕见环境中。关注那些宏观历史进程且敢于在各种背景下进行比较的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通过向年轻一代学者展示关注宏观历史的承诺尚未用尽，从而为重振这一知识传统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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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探讨了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安德烈亚斯·威默在书中综合运用三对案例比较分析和全球大样本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志愿性组织的发展、国家供应公共物品的能力、语言多样性等变量进行了深入探讨，将国家建构聚焦在一个缓慢、代际的过程。威默比较了瑞士和比利时，指出志愿性组织的早期发展如何强化了国家构建；比较了博茨瓦纳和索马里，阐述公共物品供应如何将不同的政治选区团结起来；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证明共同的语言空间如何帮助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政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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