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那年高考时！听胡大一教授讲述——那些年，那些事 | 心路医路

作者：胡大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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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那年高考时

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的成长经历并不算太顺利，那个年代考大学特别讲究阶级、讲究一个好的出身。而班里学习非常优秀的同学连续两年没有考上也正是因为不具备这个条件，这让一向认为自己“出身不好”的我感到很气馁。

小时候我很贪玩，不肯努力读书学习，那时候对于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并没有任何想法，我觉得能上大学，特别是能去北京上大学，是当时的梦想。

虽然出身不好在当时让我倍感压力，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刻苦学习、全力以赴。我利用各种业余时间跑到旧书店查找历年高考题反复演练。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是当年河南省的高考状元，更是北京医学院录取分最高的一个学生。高考之后我很担心自己的出身会影响录取，直到后来遇到河南招生的李观钦老师，他当时是北医基础部负责招生的老师。录取工作结束之后，他到我家看望我，他说在录取过程中对我的争议很大，但他觉得这么高分不录取也是非常大的遗憾。可想而知出身问题对当年的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出身问题在填报志愿时我选择医学，可我觉得我并不适合学医，我喜欢外语，想当老师，母亲想让我当律师，但因为出身原因，我怕我喜欢的学科不好录取，所以就选择了医学。感谢比较开放、民主的父母，也没有苛求我一定要学什么，尊重我自身发展的意愿，因而成就了我的医学事业。

过硬的基本功，是医生不可或缺的

医学是一个需要实践的学科，在从医的道路上，我常告诉我的学生们，只有在危重患者床边度过几个不眠之夜，才能在抢救患者过程中学会为患者服务。

我做学生期间经常下乡做医疗实践，后来又带着医师班的学生到农村实践。那个年代不是抢救心肌梗死，而是抢救痢疾、肺炎、哮喘等疾病患者，尤其抢救那时候在农村工作的患者。在生产大队，我经常自己为患者打点滴，时常不能控制点滴的速度，后实践出16滴是1毫升，8滴是半毫升，12滴是2/3毫升。在那种条件下，不可能给自己配个护士，让她在夜里数点滴的数目。有时在抢救患者过程中需要阿司匹林，如果阿司匹林过量就会出现不良反应。这个时候无法稳定患者情绪，因为患者处于躁动状态，医生无法兼顾输液。

我当时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二是为了给患者节约医药费用，在心中暗暗给自己定下目标：夜班抢救的患者，如果不清醒绝不交给白天当值的医生。基本上我要一夜不眠地巡视病房，从给患者洗胃到打点滴，一旦患者出现阿司匹林的不良反应或异丙嗪用了之后出现因大脑皮质兴奋产生的躁动，全程都是自己监管。我觉得我这段成长经历特别宝贵，是现在医生经历不到的，这正是现在医学教育和医疗需要改革的原因。

那时候没有CT、核共振成像、超声，最好的设备是心电图，所以我们大部分就靠基本功望、触、叩、听基本功。如果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根本不可能看病。现在的设备越来越好，可医生都不用听诊器了，这很容易出现问题。当时我们国内的医生基本功是好是坏根本没人管，所以我到美国之后，最感兴趣的就是“五指学说”，大拇指代表最重要的，也就是问病史和患者的情感交流，其余4指分别代表望、触、叩、听。

患者双眉紧锁时肯定有焦虑情绪。有个40多岁的患者支架断裂，他和我谈话期间眉头紧锁，经过治疗后展开笑颜，这就说明我的“双心”服务到位了。多年行之有效、成本低、无创伤的检查手段是心电图，这是目前解决临床问题最好的检查手段，但很少有医生重视，上来就让患者做造影、做CT检查，最后是成本高的磁共振检查等，所以基本功全都荒废了。

一段独有的印象深刻的经历

我还有一段印象深刻的经历是很多其他专家没有的。我于1965年入学，是读着毛主席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六六指示”走进北京医学院的。当时，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1967年兴办农村医学系，我响应号召到承德最偏远、最困难的几个农村办学，如平泉、宽城，后来到兴隆之后又参加周总理派的医疗队到甘肃，最后到阿里。我是从生产队农村最基层的村医做起，尽管我是所谓的北医最高学府的学生和医生，但是我有12年的时间是在中国最基层、最困难的地方做最基本的工作，和赤脚医生一起采药、办土药房和土手术室，改水、改厕所。后来又到甘肃的那个老鸹池，那里的牲畜和人是同喝一池水，因此有很多传染病流行，因为医疗条件很差，我就上山采草药，加工之后再为患者治病，有时候和赤脚医生一起互相用自己的身体练针灸，针灸我们都是自学的，所以在基层我算是全科医生、真正的赤脚医生。那时候我还在阿里办过2年的卫校，培养当地的藏族孩子，共30个人，除了2人因为干部借调回到拉萨以外，其余20多人都在阿里一干就是30余年。

这就是我扎根基层的独特经历，加上我母亲这么多年对我潜移默化的熏陶和传承，我既有医学的基因、也有我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历练。我的工作目标是想把康复做好，把预防做好，最后是走基层，帮助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再到县里、农村讲医疗课、做义诊，为基层医生做培训，以后工作10年或20年，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从不愿意去搞浮夸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头衔，最终大家记住的是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所谓的官职。回忆我母亲生前和记者讲的一段话，她说：“人要对社会有用、对他人有用，事儿不在大小，坚持做”。我会一直按母亲所说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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