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精神科医师作为「医生的医生」对于改善医师职业倦怠及推进医疗文化进步的重要价值。
来源:医脉通精神科
作者:JN
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医生报告存在职业倦怠、抑郁或两者兼而有之,每年约有300-400名医生死于自杀。医疗系统及文化要求将患者放在首位,而医生自己的幸福度(well-being)却常常被无情地忽略,仿佛只要患者安好就够了。
鉴于目前医生本已相当短缺,改善医务人员的健康有助于提高医疗产能,避免不必要的减员,提高医疗质量,最终造福患者。然而,「医者不自医」的现象极为常见,医生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并不足以让我们保持自身健康。此时,精神科医生的价值有望得以凸显。
日前,Keisuke Nakagawa及Peter M. Yellowlees博士于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撰文,介绍了精神科医师作为「医生的医生」对于改善医师职业倦怠及推进医疗文化进步的重要价值。以下简要介绍部分要点:
从专业角度出发,精神科医师成为「医生的医生」实至名归。绝大部分医生所接受的精神科培训极为有限,经常难以觉察到同事甚至自己职业倦怠、抑郁、成瘾及自杀倾向的早期苗头;即便拥有相关知识,出于职业影响、人际关系、团队动力等顾虑,医生在处理自己的这些问题时也是能拖则拖。
相比而言,精神科医师的相关知识则多得多,不仅能在同事个人层面上伸出援手,还能在机构层面上唤起关注,研发行之有效的预防、检测及管理措施。然而过去,精神科医生很少主动「掺和」这些事。
医生自己成为病人时往往都不好对付,很多因素(如喜欢对治疗方案指手画脚)会让医生成为所谓的「VIP患者」,不仅令接诊医生颇为紧张,也容易导致其接受到的治疗偏离标准,如体格检查及药物筛查不完善等。面对同行,作为病人的医生往往不能做到完全诚实,会顾虑个人隐私,还会寻求某些特权……
此时,VIP中的I(Important,重要的)或许应换为Influential(爱支配的)或Intimidating(爱吓唬人的)。患者的很多要求其实是可以满足的,但医患界线也是必需的。面对这种情况,精神科医生拥有一定的优势。
在单位为抑郁、职业倦怠及有自杀倾向的同事提供帮助,精神科医生可能只需要一个电话。遇到危机的同事可能试图在本科室掩盖自己的症状,自我否认,或努力「撑过去」;此时,有个能信任、能说上话的精神科同事意义重大。
对于单位而言,构建一个非正式的「民间」转诊网络,邀请精神科医生坐镇,以提供必要的信息及匿名咨询,可能是将严重问题扼杀在摇篮中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很多医生身边都有看上去很「丧」很痛苦的同事,但又不便或不知如何帮助他们。对所有医生开展幸福度教育,将医务人员的自我照料列入医疗文化的一部分,并针对展现出苗头的同事及时采取行动,可能是有效的回应。这一过程中,精神科医生可以做很多事情。
管理层明确传递及承认职业倦怠的影响,是推动医务人员幸福度文化的第一步,前提是不要责备「出问题」的医生,或觉得职业倦怠是医生自己的过错——证据显示,80%的医生职业倦怠是管理及系统层面的问题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医生自己缺乏韧性或不够坚强。在整个单位开诚布公地讨论幸福度及职业倦怠问题,可作为第一道防线。其他一些方法,包括匿名热线、幸福委员会、清除求助阻碍等也很重要。
医生群体自杀的高危因素及危险征象与一般人群并无显著差异。有必要教育员工了解这些征象,以开展早期预防、识别及管理。一旦发现同事与之前「不太一样」,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如主动表达关心,询问幸福度、建议其寻求专业帮助。可在团队周会、一对一沟通及医学继续教育中定期强化上述信息,以提高认知程度及降低耻感;事实上,耻感是阻碍行动的最常见原因。
有必要就患病与残疾或损害之间的差异开展教育。并非所有患者都存在显著的功能损害,大部分存在精神或物质使用相关问题的医生可以维持看似良好的功能,然而一旦出问题则无法挽回。这一群体应得到充分的关注。
精神科医师可以在推动「医师幸福文化」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指南撰写及相关项目的研发。医生可以成为「首席幸福官」(CWO),参与「医生幸福委员会」,或参与地区性的医师健康项目(PHP),以「兼济天下」。
例如,一些医疗机构设置了医师幸福委员会;相比于其他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或能更好地胜任主席的位置。CWO需要很多不同的技能,但精神卫生领域的临床经验似乎最为有用。
针对医生的培训包括三个层面:一、所有医生均需要更好地照顾自己;二、一些医生可能希望帮助其他医生;三、医生幸福文化的推动及教育。从医学院校、住院医培训到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中,精神科都有望很好地渗透进来,如医学生评估自身职业及选择住院医项目时的关键阶段。
「不照顾好自己是不职业的表现。」这一信息之前很少被传授,但有必要在未来加以强调。希波克拉底誓言全文都在保护患者的权益,但却没有提到医者如何自医,希望未来能在其中体现「医生照顾好自己」的重要性。
此外,伴随着新技术(如电子病历、远程医疗)的不断出现,精神科医生有机会塑造未来的医学远景,如基于对认知及精神进程的理解,设计出创新的用户体验及产品。
如今,针对医生自身健康及幸福度的关注越来越高,为精神科医生提升职业存在感,以及影响机构甚至国家创造了机遇。随着老一辈医生的退休,医生短缺的问题只可能越来越严重;职业倦怠、抑郁、成瘾所导致的医务人员劳动力损失已不再仅仅是医生个人幸福度的问题,甚至上升为国家政策层面的课题。为了在医疗预算有限的背景下创造更多的价值,维持医疗队伍健康、富有战斗力十分重要。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机构层面的进步,但整体医疗文化及实际情况仍远远拖在了后面。精神科医生有机会担任很多重要的社会角色,以促进医疗文化的进步,甚至成为单位、地区、国家水平的领军人物。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医生幸福度提升项目,需要有经验的精神卫生工作者提供指导及专业知识,让投入产出比最大化,改善医疗质量以及让医生群体更幸福。
文献索引:Keisuke Nakagawa, Peter M. Yellowlees. The Physician’s Physician: The Role of the Psychiatrist in Helping Other Physicians and Promoting Wellness. Psychiatr Clin North Am. Available online 1 July 2019. https://doi.org/10.1016/j.psc.2019.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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