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药神：曾花百万保命，如今拿命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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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身为北京高校的博导教授，治癌花了一百多万元后，他选择走上试药之路。“那些风险，远远比不上体内的癌细胞膨胀速度。拿命试药，不试命也没了。”
作者|李华良
来源|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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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癌症花了一百多万元后，53岁的微生物学专家谢教授选择了另一条路——成为新药临床疗效试验项目的志愿者，俗称“试药人”。
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目前仍承担着重要的教学科研工作。但他已三次病危、手术约三十次。
“我已带肿瘤活了9年，这在肝癌患者群体中即使不能说是奇迹，也算是很少见了。”7月13日下午，枯瘦的他再次走进北大肿瘤医院地下一层的影像科。他不需要排队挂号，就诊单子交给窗口后，很快就被安排在手腕静脉埋下一个针头，准备注射显影剂、拍片子。
这是他入组试药的第217天，用药11次，已评估5次。
“根本不会考虑风险，能活命的机会十分难得”
2017年10月，谢教授在线上报名，参加针对“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的亚洲晚期肝细胞癌受试者的随机、双盲、III期研究”。临床协调员约他到医院，与医生、药厂代表等人协商。
商谈、审核至少三次，他才签了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书提到，受试可能“导致您的免疫系统攻击您的正常器官和组织，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有些副作用可能变得严重或者危及生命，有时可能会导致死亡”，其他副作用还包括皮肤瘙痒、皮疹、关节疼、发热等多项。而“申办者应对参加临床研究的受试者提供保险，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的受试者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
对这些风险、副作用、补偿，一再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谢教授表示“毫不在意”。晚期癌症患者能有机会参加国外最新药物的受试，“根本不会考虑风险，能活命的机会十分难得，再说那些风险也远远比不上体内的癌细胞膨胀速度”。
也是在绝境中，河北省唐山市的杨先生让父亲加入了试药队伍。
2015年，他69岁的父亲确诊慢性细胞淋巴瘤，在唐山本地医院化疗，一年花费十多万元。后来医生介绍他带父亲到北京协和医院，入组参加临床试验，吃上国内还没有的药，“每次吃一个月，吃完到北京检查，一吃还真管事，效果是真的很好”。
临来北京前，老人“浑身大包，跟子弹一样，肚子上很多疙瘩，全身都是淋巴瘤，又疼又痒，生不如死，很多地方都挠破了”。病情恶化至此，“一家人都觉得没希望了，都在准备后事了”。到北京试药，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入组试药8个月，医生告诉杨先生，这种药对他父亲有特别好的治疗效果，老人也没有感觉到副作用。
“吃药、检查全部免费，每次来医院都给予绿色通道，父亲维持得这么好，真的觉得很幸运。”杨先生说。父亲又多活了好几年，他很高兴。
父亲试药的消息跑得特别快，杨先生的手机几乎天天接到患者询问：我也想参加试药，去哪儿买药。他打听到，这种药国内还买不到，如果到国外买，一个月大概3万块钱，“自己的经济条件是绝对买不起的”。
杨先生把医院联系人的电话告诉了他们，但大多数患者不符合条件。“医院要求很严格，条件苛刻，比如病历资料要特别全，现场还要检查，病情符合要求，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父亲的病情正好发展到药物需要的阶段。”
谢教授认为，除了病情符合条件，自己对癌症知识和信息掌握得非常充分，也是加分项。
“能入组是很难的，那么多的癌症患者，除了符合病情，能不能准确、详细描述用药感受，也很重要。” 除了那高60厘米、几千页的病历、9年抗癌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发挥了科研的基本功，对癌症的治疗进行深入研究，与医生交流非常顺畅。
“不夸张地说，我现在积累的癌症诊疗知识不比很多医生少，足够到医院的癌症门诊坐诊”。
谢教授当然清楚，这些药在国外的疗效已有证实，但价格很昂贵。能正式“入组”用药，他感到“比较幸运”。
用药其实就是输液，30分钟就能输完。但并非组里每人输入的都是药物，还可能是安慰剂。“比例有33%，试药的患者是不知道的。”谢教授每三周到医院打一次药，每六周评估一次身体状况，包括拍片子、抽血、验尿等检验项目。
虽然是双盲试验，谢教授并不知道输入体内的是药还是盐水，但他凭感觉认为，给自己用的是药。“肿瘤治疗过程中，医生会用CR完全缓解、PR部分缓解、SD疾病稳定、PD疾病进展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我现在属于SD，病情没有迅速恶化，对我来说，就是不错了。”
除了声音嘶哑、比较枯瘦外，谢教授精神很好，不知情的人很难看出他是切掉了大部分肝脏、双肺多发大小肿瘤三十多个的患者。
“对癌症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他们这些癌症患者最近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缘于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火爆。影片根据多年前陆勇代购印度治癌仿制药真实事件改编，讲述患病群体用药难题。2018年7月18日，有报道称，影片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讨论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特别批示有关部门，要“急群众所急”，推动相关措施加快落到实处。
对中国晚期癌症患者来说，国外的最新药物往往都是最后的希望，可这“救命稻草”不是想用就能用得上。
除了昂贵的价格，最关键的是因为需要临床试验申报、审批，走完流程就要数年。而晚期患者的生命，要用月甚至用天来计算。“对癌症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李克强在2018年4月曾明确要求这项工作要进一步“提速”。
《我不是药神》电影截屏。
等不到救命药，有人就会选择海外代购天价药。
谢教授就曾从海外购药，吃过靶向药索拉非尼，5万元一盒，吃了3个月，全自费。吃完以后，药厂继续赠药，“其实这个药有效的几率很低，但幸运的是对我有一些效果，延缓了病情发展”。
2017年，他把自己的病例翻译成英文，发给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医生研判病例，认为诊疗方案对谢教授有效，但因其不能长期在美国，不能“入组”参加临床试验。
而参加临床试验，成为试药人，也是除了海外购药外，患者能用上外国最新“神药”的办法。
一般新药的人体试验分4个阶段。
I期：在健康人群中间进行毒性试验，确定多大量才是安全量；II期：在临床病人身上试验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III期：总结前两期的临床数据，新药可报批上市，然后招集更多病人进行临床试验，以让药物达到成熟的广泛应用；IV期：国外要求做，国内无强制性要求，部分财力雄厚的医药企业会扩大病例来做新药试验，进一步观察药物的毒性和有效性。
美国NCCN癌症治疗指南对于肿瘤治疗也是首先推荐参与临床研究。“因为对癌症患者来说，能够提前使用新药，就是跟时间赛跑。”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分钟就有7人确诊癌症、5人死于癌症，其中肺癌、胃癌、肝癌发病与死亡率最高。从世界范围来看，治愈癌症依然是一大难题，天价抗癌药更是拖垮了无数家庭。
即便如收入算比较高的谢教授，承担治癌费用也是勉勉强强。“进口靶向治疗自费药30多万，以后每年自费药物还需要至少8万元。”谢教授说。
2009年底，确诊巨块型肝细胞癌时，他才45岁。长达12小时的手术后，他身上8x10厘米的肿瘤被切除。“当时大家都判断，95%的可能我下不了手术台。”但手术非常成功，谢教授恢复得也很快，10天就出了院，然后“太投入工作了，对保养身体又有些疏忽，没有复发的概念，每天照样加班做科研”。
2012年5月，他肝内小肝癌复发、并转移至肺部，双肺多发大小肿瘤三十多个。他一度“有病乱投医”。朋友推荐他到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生物诊疗中心，用免疫疗法治疗，“一去就觉得不靠谱，四五个人一个病房，环境很差”，但既然来了，就试试吧。经过四个月治疗，病情反而恶化，他花费了20万元。
四年后，魏则西事件发生，该医院生物诊疗中心被查处，谢教授发现，给魏则西治疗的医生就是给他治病的人。
他还去过几家中医院治疗，吃过不少名医的方子。“有一个名医，6000块钱一个方子，中药我也吃了有一火车皮了。”谢教授遗憾的是，那些名医不是他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神医”，那些号称能“起死回生”的名贵中药也不见效。
2017年10月17日，他肺上的肿瘤发展太快，开始咳血，最多的一天吐血400毫升，病危住院。
谢教授患癌以前胖乎乎的，如今被癌症折磨得体重仅54公斤，说话也很吃力。尽管如此，这些年来他仍带病承担着各类国家级研究项目与横向项目10余项，培养研究生40多人、博士近10名，称得上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因为研究领域微生物与医学相近，谢教授患病后下了很多工夫研究癌症，很多朋友常向他请教癌症治疗的最新情况。“有两个朋友，经过他建议，选择了更好的治疗方案和医院，没有走弯路，恢复得很好。”他妻子说。
就在谢教授讲述自己的治疗过程时，一位陌生男子前来询问。他是黑色素瘤患者，不知道去找哪位大夫、用什么方法治疗最有效。谢教授告诉他，挂号去二楼找某大夫，去问如何注射免疫抑制剂Keytruda，简称K药，帕母单抗。
担心对方听不明白，他还在便签上写下药品名字，“这种药目前治疗黑色素瘤的效果最好”。
在医院，谢教授讲述治疗癌症的过程时，引起了很多患者的关注，一位患黑色素瘤的患者请谢教授给指导去找哪位医生、用什么药。谢教授给他写下了参考意见。摄影 | 李华良
新方法总归意味着新希望
相比之下，河南林州的贾先生则没有杨先生和谢教授的幸运。
2014年10月，贾先生的母亲做了食管癌切除手术，不幸的是，2016年春，癌细胞扩散至肺部。2017年10月17日，医生建议，可以带病人回家了，已没有再治疗的必要。病人身体已承受不了化疗副作用，强行用药会把人“治死”。
主治大夫刘医生的另一个建议是，可以吃靶向药试试，但价格昂贵，平均每月需要上万元甚至更多，自己科室里的农村病人都负担不起。他见过太多人交不上钱嚎啕大哭，也见过兄弟姊妹为医药费大打出手。他经常会提醒家属，要考虑清楚经济承受能力。
在“不想等死”和“没钱”之间，刘医生又提出，可以参加临床试验。在贾先生的理解里，就是做“小白鼠”，并且需要满足很多条件。但新方法总归意味着新希望。
除了医院相关科室的主治医生推荐参与，他查询发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有一个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在网站可以查询到各个疾病类型新药的试验和招募病人的信息。
不少制药公司会委托第三方机构招募参与者。上海捷信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林峰介绍，公司2010年起做临床研究业务，国内的需求逐渐在增加，目前创新药特别多，之前一年几百项，现在一年两千多个临床试验在做，其中最多的是关于肿瘤治疗的临床研究项目。
“参加临床研究，对很多病人也是一个机会，而且能免费用药，但对患者条件要求比较高，有时一百个患者报名，很可能只有一个符合条件。”他说。
这种要求的“严格”，贾先生和家人有亲身体验。
带着希望把母亲转院到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后，贾先生被临床协调员小张告知，需要完整的病历资料和用药清单，以便医生对患者进行全方位预判。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才把2014年至2017年共三十份病历收集齐。医生反馈的任何身体状况和细节，小张都要一一核对，还要跟病人和家属再三确认。其后才上报研究医生和伦理委员会，最终确认身体指标是否符合试药标准。
不凑巧的是，贾先生母亲“心电图的结果是心肌梗死待排”，如果心脏真有毛病，这个药不能吃，怕病人撑不住。为证明心脏没毛病，临床协调员要求老人去爬楼梯，而且不能被搀扶。
“看着她佝偻着上身一点点向上挪动，我想哭，这还是当年那个推着独轮车卖菜，一天走几十里地的妈妈吗？”贾先生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强撑着爬了四层楼，心脏过关了。
李医生和协调员把临床试验详细讲解了一遍。贾先生他们也没听懂，只问了一个问题，啥时候能吃上药？
2017年10月21日，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母亲，做了多项问卷调查后，在知情同意书和另外几份文件上，歪歪扭扭地填写上了自己的名字。10月底，老人终于拿到要试验的药，但家属并不知道是“真药”还是“安慰剂”。
老妈终于成了小白鼠，贾先生说。但吃了两个疗程后，试验带头人给出的用药疗效评价为疾病未获控制，不良反应耐受力极差。
“即使没有疗效，只当是来医院免费体检了。”贾先生母亲说。确实，从血液化验再到几项CT和骨扫描检查，以及生物标志物检测，若是自费，花销都要上万了。
10月23日，一位已试吃半年药的老人告诉贾先生父亲，刚吃药时血压升高、手脚脱皮，并伴有非常严重的乏力，副作用比较大。父亲知道，只有吃到真药的患者，身体才会出现这些不良反应。
李医生曾告知，如用药两个疗程不见好转，不排除吃到的是安慰剂，或者即便是真药，但没有效果。如果是这样，就会停药。贾先生父亲很激动，能有一个真实案例，消除了很多疑虑。“老伴若吃了真药，或许能把她从小鬼儿手里抢回来了。”
11月起，贾先生母亲在家吃药，周期是21天，连续吃半个月药，停药一周，吃完就入院复查。
老汉几乎每天都要问：手上脱皮了没有？老伴手脚脱皮出现在第二个疗程，老汉欣喜若狂，坚信吃到的是真药。但病情并没有出现任何好转迹象，一天天变差。
李医生告诉贾先生，“即便吃的是真药，但身体太过虚弱，承受不了药物的副作用。真药可以产生有效反应，但真药的不良反应也能吞噬病人。”
就在贾先生母亲开始试药的那个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的决定，鼓励国外新药更早阶段就进入中国开展临床试验，鼓励国外新药率先在中国获批上市，简化审批流程，对具有临床优势的药品积极给予优先审评支持。
“以前国外做过一期的，有可能在国内就不用再做了，直接从二期，或者三期做起。” 林峰说，国外已上市的新药，没做过中国人群或亚洲人群试验的，还要再做。
贾先生母亲的临床试验，在两个疗程后终止。老人在2018年2月5日去世，5月21日，协调员联系贾先生，发放参与临床试验的交通补贴和抚恤金。
而制药公司用于一个受试者的费用，几十万、几百万都可能，最多的可能到千万，需要十多年的用药、观察和评估。林峰透露，“一个三期项目，两到三个亿人民币成本。算下来在一个受试者身上投入至少是一千万，但病人感觉不到，因为有些钱要给到医生和医院。”
贾先生从医生那里得知，对于他母亲这种晚期食管鳞癌转移患者，临床数据显示，95%以上的病人在用药后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和其他类型的肿瘤患者横向比较，疗效还是比较低。
所有的临床试验受试者和家属，都希望用药时被一视同仁——就像常规治疗那样。实际上，很多人都把肿瘤的临床试验和常规治疗混淆了。数据显示，69%的新药在完成第二期的临床试验后只能废止。只有31%的新药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上过关，开展大范围第三期试验，进一步验证药物的效果，并与常规治疗做对比。
三期试验过后，最终获得批准上市的药物只有可怜的9.6%。而从药物的研发到试验过程，财力、人力、时间都花费甚巨。这也是靶向药昂贵的重要原因。
即便是谢教授这样的高收入群体，也难以承受其重。2017年，他任教的大学曾发起捐款献爱心的倡议，希望全校师生与谢老师共渡难关，共创生命奇迹。10月，他们已经为治癌支付巨额费用的谢老师，走上了免费的试药之路。
“拿命试药，不试药命就没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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