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科医生的亲述：2年内，4位亲人离开了我…… | 医本好书
作者：巴德·肖（Bud Shaw）
本文内容改编于中资海派《医生的告别》，授权医脉通独家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巴德·肖（Bud Shaw）
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塔兹的得意门生 世界顶尖医疗中心的创始人及前主席 誉满全球的期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创刊人
医本好书：一部属于医生的生死哲学
2012年8月，妻子的祖母和父亲在十天之内相继离世。一个月后，我的第二个继母也得了白血病，她比我父亲年轻25岁，是严格的禁酒主义者。几个月后，在离圣诞节只有4天的时候，她也去世了。第二年夏天，我父亲也因为心脏衰竭去世。
他们都患了不治之症，我们放弃他们的生命似乎也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病床前照顾他们一些时日，直到他们油尽灯枯。
妻子的祖母一直住在医院里，在7月份最后一个周日的早晨，她中风了。护士发现她时，她躺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说不了话，右边的身子也动不了了。
当我们赶到医院时，急诊护士对祖母右臂的瘀伤小题大做，祖母则焦急地看着我妻子，似乎想说些什么。她右脸面瘫，右臂和右腿都动不了，也不能说话，我唯一能看到的是她目光里的恐惧。
“我们给她做了X光检查，没有骨折。我们也给她的肩膀和锁骨这些地方做了X光检查，都没有问题。”护士指着祖母淤青的胳膊说。
护士说她们已经按照中风的治疗方案为祖母做了处理，但是血压太高，甚至打破了她们医院里的血压纪录。我想提醒她们，不过忽然意识到，如果高血压能让中风更加严重，可能会更好，我想，就让她们的失察，成为祖母最好的陪伴吧。
最后，我们决定为祖母采取舒缓治疗，把她转移到临终关怀医院，停掉所有药物，只是每两周为她测一次血压、脉搏和呼吸，如果有人觉得她有疼痛或者焦虑的迹象，便给她注射吗啡或劳拉西泮。
4天后，在我看来，祖母已经不再焦虑，并且再不能睁开眼睛了。我掐了一下她那只没有中风的左手，她没有任何反应。
周一的时候，她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她用力掐我，怎么也不肯动手。我想这只是条件反射，而不是有意识的动作，不过我当时把这个想法保留在了心里，什么也没说。
我打开放在祖母床头柜上的一只手电筒，观察她的眼睛，没有任何反应。她仍然有自主呼吸，尿袋里的尿液也几乎收满，看起来一切机能都正常。
她的瞳孔固定，已经放大，这表明她的大脑可能已经死亡，现在的情况按我看来，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我们不再为祖母输液、喂食，也不给她服用任何维持心脏跳动的药物，我们不给她任何可能导致死亡的东西，但也不给她任何维持生命必需的东西。”那天下午，我和妻子谈到了生命的界线。我们都希望祖母能平静地离去，并且都明白她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能回到她理想的状态。
我们其他人在医院的时候，妻子的表弟却不愿意来医院，我担心他会认为我们是有意不救治祖母，我理解他的感受，这种必须面对的挣扎与矛盾，我见得太多，早就习以为常。
我想和表弟谈谈，分享一些我的经历，但一位姨妈劝阻了我，说那并不会改变他的想法。其实，我并非想改变他的想法，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面临这种挣扎。
日子一天天拖下去，一开始的希望也逐渐变为不耐烦。我记得曾经在面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手术时，是选择放弃还是坚持，两者之间并非有一个明确的界线。但对于祖母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才是最让人痛苦的地方。
当然我也想过，只要给我一支装有氯化钾的针剂，我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把大家都叫来，一起把针扎进她胳膊的静脉，把针筒里的液体注射进去，几秒钟后，她的心脏就会停止。
如此一来，一切就可以迅速收场，我们接着就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但，这属于谋杀。
我第一次出现这种“谋杀”念头的时候，是在为一位病人做肝移植手术，手术已经持续10个小时，我心里犹豫着，该不该拿掉止血钳，让他鲜血流尽，只要拿掉止血钳，不出一分钟，一切都会结束，我们所有人可以去吃早餐，可以告诉他妻子，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位病人在十多年前已经接受过一次肝脏移植，不过他移植的肝脏也衰竭了，现在他需要再移植一个肝脏。手术开始后，我发现他腹内的所有组织器官都与瘢痕组织纠缠在了一起。
手术每向前推进1毫米都无比困难，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没办法绕开那些动脉、静脉和百转千回的肠子，无论我切了什么，灼了什么，扯开了什么，撕裂了什么，我都要停下来修复那些东西。任何一个环节有延误，都可能导致来不及做肝脏移植。
手术就这样继续了将近五个小时后，我接到电话，说去取新肝脏的团队半小时后降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已经来不及了，我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做好缝合新肝脏的准备，否则新肝脏便会坏死，我必须另辟蹊径。
我继续快速地做着手术，但还是在不经意间戳穿了病人那人体中最大的静脉血管，如果我不立刻堵住那正在喷涌着血液的口子，不出一分钟，病人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新肝脏很快准备好了，我暂时补好了血管破开的口子，取出旧的肝脏，我相信只要把新肝脏的血管全部接上，病人的失血问题也会被控制。但是事与愿违，接入新肝脏后的整整三个小时内，我们不停地烧灼、缝合、包扎、等待，再烧灼、缝合……
最终，我还是想办法把病人腔静脉的裂口补好，虽然缝得不完美，但应该能支撑住，可就在我准备缝接胆管时，一波深红的血浪冲出床单边缘，血流到了地板上。
我知道肯定是哪里的血管又破了，我再次夹上所有需要夹住的血管，深吸了一口气，心想也许是时候放手了。只需要拔掉腔静脉上的止血钳，并放任不管，我就可以走出房间，找到在候诊室里等待的家人，等他母亲说一句：“哎，至少他等到了肝移植的机会。”
我站在那里，闭着眼睛，手放在止血钳上，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半截身子踏进了坟墓。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最少还得再忙上五六个小时，才能让他安然离开手术台……
拿掉止血钳？！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但是，我没动手，我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我感到脖子上的脑袋无比沉重，鞋子里灌了血，脚趾间又麻又黏。此时，主任大声喊道：“我不欢迎任何不在意生命的人！”
于是，我们马不停蹄拉开肋骨与肌肉，拨开十二指肠与结肠，吸干净血，好让主任看清缝针的地方，好让他施展拳脚，救人性命。
没多久流血被止住了，前前后后，我们在这个病人身上工作了23个小时，我们准备收工时，他身上已经干爽一新，肝脏也开始分泌胆汁，肾脏也开始排尿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手术后和病人家属谈话的任何细节了，只记得，大约一个月后，这位病人出院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即便希望看似非常渺茫，即便在其他战场已经偃旗息鼓、鸣金收兵的黑暗时刻，我们总是能奋战到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绝望的概念即便没有被完全地抹除，也已经被彻底地改写了。
巴德·肖所回忆的医疗前线生活，是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山峰，更是他们无法体会的高压与焦虑。他所有的呼吸与思考都被医疗工作占据，家庭关系遍布淤青，第一任妻子离他而去。他总是担忧得太多，而睡眠却太少，还在中年时罹患焦虑症和淋巴癌。
他第一次与恩师斯塔兹（肝移植之父）合作，就被灌输了“相信生命”的信念。斯塔兹对每一次手术的成功都无比执著，始终会因为病人在手术中死去而怒不可遏。然而手术台上的胜利缓和不了巴德更深层的忧郁。他无法与重获新生者握手，这会让他想起那些因等不到器官而死去的病人。他还不禁思虑，即使病患这次幸存，他们仍然可能以千百种理由死去。
回首过往的手术失误，巴德难掩哀伤；回忆起曾极力抢救但仍然死去的病患，他似乎不再臣服于斯塔兹的生命信条。他逐渐意识到，医生及时、准确的判断不是病人的免死金牌，他们的生命质量也不依赖于医疗的精确把控。有时候，对病人的陪伴和爱护胜过对病情执著和精准的控制。
《科克斯书评》
透过医学专业人士的洞察，肖博士的精美文章描写了他对人类脆弱性的清醒认识，以及科学为了弥补这种脆弱性而实现的进步。这是一本令人振奋的杰作，能够深深吸引有抱负的医生以及那些担心高风险手术的病人。
马克·冯内古特（Mark Vonnegut）
美国儿科医生和回忆录作者
美国著名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代表作《五号屠宰场》）之子
肖博士的写作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能够深入骨髓，直指人性，直击心灵。我向你们强烈推荐这本书。
保尔·A. 拉吉瑞（Paul A. Ruggieri）
医学博士，《一个外科医生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urgeon）作者
作者肖博士的回忆录讲述一个有着超人业绩的男人的独特人生之旅。他的坦然让我哭泣、欢笑、畏惧和欢欣，让我思考生活的真实意义。我一读起来就废寝忘食，手不释卷。技术和内心深处的关怀给患者生的希望和未来。
珍妮特·布罗威（Janet Burroway）
美国著名作家，获 1970 年普利策文学奖提名
肖博士以启发性的视角观察人类现状，对于什么是关怀以及为什么要关怀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李·古特基德（Lee Gutkind）
文学杂志《非虚构文学》创始人，非虚构文学教父
一部描写外科医生和外科手术的佳作。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穿着温暖、真诚，直接且悲情，有趣且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