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老师维特根斯坦：哲学家给小学生上课，得到了什么？
撰文：斯宾瑟·罗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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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8辑）》，各大书店和网络书店有售。
每一个主修哲学的人终归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靠什么吃饭呢？教书吗？”如果对人文有一种关怀又不太世俗，教书的确不错；可有时候越觉得教书适合自己，就越觉得窝囊。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生不用气馁，因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选择了教书。他两次改变了哲学的面目，还参加了一战的战斗，在战场上异常勇敢，因为这些事情，很多和他并不熟的人写了关于他的传记；另外，他在奥地利的一所山区小学里教了六年的书。他的传记作者一般都觉得他去山区教书挺蹊跷。人们总说他那段时间是去“北大荒”了。（瑞·蒙克写的传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中就用“北大荒”来形容他在山区教书的日子，而后他回到哲学研究的阶段蒙克给了一个“起死回生”的章节标题）
维特根斯坦决定去小学教学的时候，他基本已经被公认为活着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从剑桥大学开始，一直到他做工程师和士兵时期，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写一本叫《逻辑与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的书；这本书不仅是相当严谨的分析哲学作品，而且给很多人带来了一种近似玄秘的体验（a mystical experience）——包括维特根斯坦自己。在这本书里，他声称自己解决了哲学范畴内的所有难题。这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意思必须能看得见的理论”（“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也就是讲，人说的话必须能描述现实中的事物，能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图像，才能有意义。有实在意思的句子必须能反映一个图像。书中最有名的结论就是：如果一句话不能像图像一样反映物件之间的空间关系，那么这句话就毫无任何意思。传统西洋哲学里的大多数内容，包括伦理，宗教，只要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无关的一系列论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都是胡扯。所以，否定了西洋1000年的哲学传统之后，维特根斯坦做了他该做的事：收拾收拾行李去一所小学干正儿八经的工作，教孩子拼写。
1919年左右，刚刚过了30岁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道德上是一个失败者，迫切地想改过自新。他放弃了家里留下的巨额财产（分给了兄姊，并且在法律上彻底防止了自己以后再获得这些财产的可能），离开了他们宫殿般的家（那座房子其实就叫“维特根斯坦宫殿”），出去找实实在在的事情做。他觉得实实在在的事儿能让他从悲观中解脱出来，让他活得有意义。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选择在山区小学教书，托尔斯泰的故事里农民的生活有一种浪漫情节。维特根斯坦的家人却很困惑。他的姐姐赫尔梅娜告诉他，他去教书就好像是用高精度的工具去开板条箱一样。维特根斯坦回复她说：
你就好像是隔着隔音玻璃看屋外的人一样，你搞不清窗外的那个人到底是在和狂风拼博还是自己双脚站不稳。
1920年，一年的训练后，维特根斯坦在特拉滕巴赫的一所小学里开始任教。特拉滕巴赫是一个农业工业各有一点儿的小村子，在维也纳南面的山里。维特根斯坦起先还收到了某城镇小学的聘请，但他觉得那个镇子城市味儿重了点。（镇里有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喷泉）
维特根斯坦在特拉滕巴赫给人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印象。之前他找工作时用了假名，结果被别人发现了，所以在特拉滕巴赫的时候，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当地人知道他是有钱人家出来的人。但是他的日子却过得极为穷苦：晚上在学校厨房里睡觉，晚饭就吃一些可可和燕麦，做饭的锅他也从来不洗。村里的成人对他不太信任，但一些学生对他的印象却不错。50 年后，一位传记作者去拜访特拉滕巴赫的时候，碰到了维特根斯坦以前的学生，那些学生还都记得维特根斯坦上课时所讲的内容。这些内容很激发人的好奇心，比如一位学生记得课堂上讨论的“谎言的矛盾”（克里特岛上的人说所有克里特人说的话都是谎言）。
维特根斯坦的教学受到他广泛兴趣的影响，他和学生展开了一种“以动手项目为主”（Project-Based Learning）的学习模式。他们设计了蒸汽机，设计了房屋，还根据这些设计制造了模型，解剖了动物，用维特根斯坦从维也纳带来的显微镜对动植物进行了观察，他们一起读了文学故事，在星空下学习了各个星座。此外还一起去了维也纳，维特根斯坦的姐姐赫尔梅娜正好在维也纳有一所学校，他的学生和他就住在了赫尔梅娜的学校里。那次出行光是到特拉滕巴赫附近的火车站他们在山林里就走了12 英里（19 公里）。在这条山道上，维特根斯坦还问学生们各种植物的名称，看他们记不记得课堂上学的内容。回来的路上也是徒步走了这条山路，不过回来路上他们是午夜后走的这条路。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们讨论了各种建筑的风格，还特意去寻找了他们学习过的机器，在学校里他们做了那些机器的模型，在维也纳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机器。另外一个学习项目最终成为了一本拼写用的字典，而且这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与哲学论》以外发表的唯一一本书。这本他和他的学生共同起草完成的字典曾在奥地利的学校里被使用。
他对他学生的期望非常高，学生们功课的标准经常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特别是数学方面。维特根斯坦让他所有的孩子学习算数和几何。一些孩子学得很好，也因此很喜欢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姐姐曾经看到学生争着回答他的问题，为了能抢到回答的机会，有的学生甚至攀到其他学生身上。维特根斯坦每到一处，总能找到少数非常喜欢他的学生，在课后，他常单独给这些学生开小灶，辅导他们。这些学生大多数是男生，他的女学生似乎不是那么积极，也许因为维特根斯坦给女学生设定的标准和男学生一样高，而镇里其他人却从来没有对女学生有这样的期待。
所有人都需要一段艰辛的历程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维特根斯坦觉得好的教育包括了这段历程，包括老师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是谁的过程，其实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段极其辛苦的发现过程。他想通过教穷人的孩子来重新塑造自己，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塑造他人。这些学生的家长却对维特根斯坦的目标没太多兴趣，也不为他的坦诚所感动，所以维特根斯坦一直都和当地人有一些矛盾。在他教书的六年里，他曾在四所学校教过书。有一次，他认为绝对有潜力的一个孩子丧失了学业上的一切机会，维特根斯坦自愿要领养这个孩子，想自己出钱把这个孩子送到维也纳去，但孩子的家长没有同意。
维特根斯坦对学生热情是一方面，他对学生要求也很苛刻。现在很难考证奥地利当时体罚有多普遍，但维特根斯坦不但会因为学生犯错误打学生，而且也会打没回答出问题的学生。这最终造成了维特根斯坦教学生涯的终结。有一次，维特根斯坦打了一个叫海德鲍尔（Haidbauer）的学生，海德鲍尔那时候身体有病，结果被体罚后晕倒了，维特根斯坦把这个学生背到校长办公室之后就逃跑了。一群家长很早就希望学校解雇维特根斯坦，他们一起指控维特根斯坦，让学校召开听证会。最终听证会没有给维特根斯坦定罪，但那时维特根斯坦已经辞职了。很多年以后，维特根斯坦向朋友承认在那次听证会上自己其实撒了谎，为了保护自己。这一系列事情后来被称为“海德鲍尔事件”，在当地人的记忆中存留了很久。
这件事促使维特根斯坦离开了教学职位，但这不是他停止教书的唯一原因。他当老师的时候，对哲学感兴趣的人不断地来拜访他，给他写信。他的书《逻辑与哲学论》影响深远，促使了一场运动的形成，叫维也纳逻辑社群（The Vienna Circle of Logical Postivists）。似乎讨论哲学的社团里专门给维特根斯坦留了一个位子，正等着他回来。
当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并没有延续过去的思路。教过书的他与教书前的他迥然不同，人们称教过书的他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语言只有描述出图案才有用，很多人都争论过是什么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很少有人认为这和他在小学教书的经历有关。可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在写作时不断地引用自己在山区教书时的事例。他的文章《哲学探索》(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一开始是长长的一段关于孩子怎么学习语言的讨论，目的是探讨语言的精髓是什么。有时维特根斯坦很直接地指明教孩子与哲学探索的紧密关系；有一次他写道，在探求一个词的意思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要教小孩子这个词，老师会怎么去教？此外，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写作给人感觉像是坐在课堂里，到处是用祈使句组成的思考练习，好像在读一本教科书里的练习一样。比如说，他在一个地方写道：“想一下我们平常称为‘游戏’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不要回答说‘它们肯定有一定共同之处’，也不要回答‘它们不应该都叫游戏’，仔细考虑考虑为什么这些活动都可以统称为‘游戏’这个词？”
他后期的写作方式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新目标，就是施加实在的影响。他在回到维也纳以后依然觉得哲学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是因为哲学讨论运用的词失去了这些词一开始被使用的环境。但是后期的他已不满足于陈述这个观点。他想影响他的读者，像老师影响学生一样，他想让他的读者放弃一些哲学问题，让他们真实地感到哲学辩论是无意义的。“真正的自我发现是让自我停止哲学思考的发现，”他写道，“让哲学拥有一种和平，不再让哲学被问题所困扰。”
这是他后期写作充满激情的原因，他希望能直接触动他的读者。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让读者直接参与到他所经历过的自我探索当中。如果读者愿意接受这些探索，参与其中思考，那么这些作品可以给很多人带来改变。我觉得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给很多人一种诗人、小说家的味道的原因。这在现代分析哲学家里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他坦白的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有一些人写了不少维特根斯坦教书那些年的事，其中一位是小说家西巴德(W.G.Sebald)。在他的书《移民》中有一个章节叫“保尔·贝雷特”，其中他描述了很多维特根斯坦在山区教书时的细节，比如说，维特根斯坦曾经用沸水煮一只猫，直到那猫皮脱下来，为的就是能让学生观察猫的骨骼。（西巴德在书里把猫变成了一只狐狸）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纽约教了两年中学科学课，很快我就意识到教学比我想象的要具有挑战性得多，特别是在思考上。教学中我不断碰到以前只是抽象了解的一系列问题，现在我需要具体地去描述给学生看，并且解决它们。在一篇没有被发表的文章里，维特根斯坦写道：“任何问题的解释都和训练有关。”这个道理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上教学生“能量”这个概念，我一开始给学生的定义挺抽象，挺模糊——“能量就是一个个体做工的能力”；我开始讲能量表现的几种方式了，一个学生打断了我说：“可是到底什么是能量啊？”很明显她希望我具体指出某个物品或物质，可见的也好，不可见的也好，让我告诉她那就是能量。我试着去回答，可是为了找到一个叫“能量”的物品，我和学生变得更糊涂了。渐渐地，在课上我们不断地去讨论“能量”。有的学生说：“火焰给火焰周围的热量增加了能量。” 有的学生假想说：“一辆车可以比另一辆车拥有更多的能量。”讨论中，学生们开始用自己的经历经验来摸索词的意义，他们不再因为繁琐的概念而迷惑。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在我的课堂上被运用得很多。我的脑海里能想象到维特根斯坦，为了真理，为了明确地解释真理，在学生身边指导学生，让他们看到所谓的哲学问题没必要让人迷惑。
2015年3月5日
斯宾瑟·罗宾斯（Spencer Robins）在洛杉矶教学，他的学生包括孩子和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