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四大家族与战时金融体系
演讲人：吴景平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也许胡适并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但是近代历史，由于缺乏客观的审美距离，一直在被不断地误读和修正。真实的四大家族与战时金融体系是怎样的？宋子文是盘剥民脂民膏的窃国大盗还是鞠躬尽瘁的基督徒、政治外交家？他是政治裙带关系的权力受益者还是不卑不亢敢于辞职勇退的务实之人？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他们同时作为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精神构造是怎样的？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2015年7月15日，东方历史评论在淞沪会战战场旧址举办了一次沙龙，带您走入抗日战争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
以下是沙龙第一部分文稿整理，明日将继续推送沙龙第二部分“日本如何争议南京大屠杀”，欢迎关注。
主持人：王冠楠，《东方历史评论》读书会负责人
王冠楠：非常感谢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能够拨冗来参加我们东方历史评论的沙龙。我们今天所在的杨树浦地区就曾经是淞沪战场的一部分。在当时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杨树浦地区被摧毁了60%，而今天这里已有新的楼盘拔地而出，我们也过上了现代的新生活。今年是战胜法西斯胜利的七十周年，也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各地都在纪念。东方历史评论一直致力 推动以历史的、审美的、批评的眼光来思考历史和现在的关系。
感谢今天很多东方会的会员和理事能出席，感谢不少出版社的朋友来捧场，我也很高兴看到由于东方会的资助我们的东方历史奖学金的获得者也坐在下面听我们闭门沙龙。现在我们就有请钱晓华先生为我们东方历史评论在上海的第一个闭门沙龙做开幕致辞。
钱晓华：非常欢迎大家来。我只是东方会所有会员的一个代表。我本人十分喜欢历史，其实我是学飞机设计的。我们现在是站在淞沪战场上，当年国军攻击日本人的基地虹口。我觉得回顾历史非常重要。东方会是企业界的朋友一同做的，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创办的东方历史评论和历史学人都是品质很好的刊物，也受到大家欢迎。今天请到著名的吴教授和程教授来讲抗战，谢谢大家。
吴景平：
各位朋友下午好。三十年前我的博士题目就是关于宋子文的研究。在80年代如果说研究宋子文，别人会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允许呢。我90年到复旦历史系工作之后，分别开设了外交史，金融史，这些年又开了近代中国人文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等等，前前后后不同的十来门课，其中相当多的课都与今天的情势有关。第一，抗战史，讲近代中国史不讲抗战是不可能的，第二，金融史，从我学习开始就已经有很多重要金融问题，比如四大国有银行，国民党法币金融圈的破产。所以当主办方提出说希望我谈一下战时金融体系和宋子文时我觉得是有眼光的。我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我的研究与各位共享，并期待各位待会提出问题。
在国民党革命历史上，宋子文曾经有过非常辉煌而重要的经历。最早在1923年他就是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英文秘书。孙中山先生让他担任中国第一个名称叫中央银行的机构， 1924年他在 广州任中央银行的行长。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名叫国民政府。这样从1925年，严格意义上到1948年，当时以总统府代替了国民政府，但实际上都是国民党政权。宋子文从广州开始就是主管财经的，具体来说就是央行、财政部。他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主修就是经济学。我现在去找当年他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成绩卡，他光是叫“经济学”这个名称的课就修了8门不同的课，可说是专长。这样的专门化程度，就是在哈佛这样的学校，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来。特别是到了1927年1928年，国民党成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从只是在广州、武汉，变为由以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政权，而宋子文则主管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同时，在政府体制中，国民政府施行国府下的五院制，其中最主要的行政机构叫行政院，宋子文则在行政院一人之下。行政院长是谭延闿，后来谭延闿去世之后蒋介石兼职，而宋子文作为副院长主持行政院的日常工作。直接主管的部门就是财政部和央行。
但是到了1933，根据我的研究在一系列的内政外交上，他和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尤其与蒋发生正面冲突。这些年我到斯坦福大学去看蒋介石的日记，蒋在日记里，几乎骂尽了他的手下，我只看过一个人没有被他骂，是陈布雷，其他所有人，包括党国元老，戴季陶啊都被他骂。宋子文骂的是最多的。但是对他评价最高的恐怕也是蒋介石。在1933年由于和蒋汪政见不和，宋子文先是辞去了央行总裁，后来又辞去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辞职的亲笔信现在保留在纽约的宋家后人手上。他说，你要剿共剿匪举内战，我不同意，这件事情害你害我害政府，我不能干，你另请高明，我不做了。到了抗战爆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淞沪会战，那时的宋子文在政府内没有实际的职位，央行总裁辞去了，财政部长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辞去了，他有的职位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在银行里面排第二号，可是在政府里面不是的。宋子文有虚的头衔，国民政府委员，每年或半年开会可以去参加，层次比较高，没有决策权，更没有主管权，宋子文是以这样的身份迎来抗战的。而这样的状况持续到1940年6月，蒋介石派他去美国，申请美国援助，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他担任外交部长。也就是说从1933年到1941年整整八年他是被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晾在边上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宋子文来管财政部管央行，蒋介石要钱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样的一个人和抗战时期的金融会是什么关系呢？
抗战爆发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让宋子文重新出来管财政、金融。蒋介石本人，出身于保定军校，日本政务学堂，可是与宋子文这样出身西方著名高校，并系统完整学习过管理政府、尤其财政经济金融商业的知识的人，是不能相比。但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国民党的政权是打出来的。孙中山生前也是，他上了很多当，希望能通过议会道路获得革命成功都没有成功。最后是生前已经启动了叫北伐的国民革命，但是天不假以时日，1925年3月就去世了。以后的国民党人是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蒋介石是国民党自己部队的带兵人，黄埔军校校长。当时国民党军队最开始就是学生兵，黄埔军校学生组成党军，他是党军总司令。后来党军改名叫国民革命军，包括其他军阀的军队，但是其中占了最强第一军就是黄埔军校学生，是党军。这些人是从北伐、剿共、到抗战都发挥了军中之军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国民党政权是靠这些人打出来的，那么谁带他们，他的政权就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夺取了政权之后，后来无论是军阀混战，冯玉祥、阎锡山，都是靠蒋介石带兵去打。共军在井冈山革命也是蒋介石带兵赶出苏区的。当然这不是革命的历史，是反革命的历史。但是国民党政权的巩固是靠军队战争和带兵的人。所以虽然蒋介石地位有所起伏，但抗战爆发时，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党政权和中国的维持要靠军队，要靠坚持抗战的人来领导。是谁？只有蒋介石。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主张和的。另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一年前3月份已经脑溢血去世。所以虽然有种种意见，但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是抗战爆发之后体制上安排下来的。这个体制规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可以对党政军做一体化的统一指挥，这还不够，宣布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对凡是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都由这个会议来决定，而这个会议的主席就是蒋介石。而当时国民党的中政会主席，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政治局的第一把手，党的第一把手，汪精卫，只能做国防军事会议的副主席。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
到了1938年三月底四月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说，我们的上海丢了，北京天津沦陷，南京陷落，我们如何守住武汉？结论是我们要实行统一制。我们要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怎么让他成为领袖，我们宣布，国民党要设立总裁，国民党的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曾经称过是总裁的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称作总理的人也有一个人就是孙中山。1924年国民党宣布我们设总理是孙中山先生，到了1938年，我们设总裁，蒋介石。总裁的权利就是以前总理的权力，个人可以否定全党。党章写的很清楚，总理个人可以否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可要求复议，即使表决通过，也可以要求重新表决。中央委员会任何最后的决议必须总理做。现在这些权力落到总裁蒋介石手上。抗战时期虽然蒋介石是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会议主席，总裁，好像和金融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体制已经设他为最高决策人。尤其到了1939年，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明确规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可以个人命令所有政府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同时宣布成立四联总处理事会，理事会可以代替每一家银行做决定。后来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做代理主席，1944年做正式主席，1948年又作为国民党政权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
战时蒋介石没有有关金融的头衔。但我们来说说另一个人，孔祥熙。孔宋蒋之间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宋家有三姐妹，大姐宋霭龄嫁给了这位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了送中山先生，三妹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所以宋子文是三位了不起的人物的舅子。孔祥熙外号哈哈孔，HH孔，总是说yes，宋子文则会说no。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孔祥熙也是学有所长，是欧柏林和耶鲁的毕业生，虽然学化工矿业，回国后很早开始处理实业，曾经担任美孚石油华北区的总代理。但是后来参加革命，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任工商部实业部长，当然这个职位重要性和宋子文差很远。到1933年蒋宋之间关系闹僵时，蒋介石找不到人，就找到孔祥熙。孔祥熙说可以，宋子文留下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宋子文扔下央行总裁，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都拿下了。既生瑜何生亮。孔宋之间就是瑜亮情结，两个人都是留美出身，成为连襟，又在政府中先后出任行政副院长，管财政和中央银行。抗战爆发后，按理说有这样的人在，没有宋子文说话的分，但1937年2月份孔祥熙受国民政府委托去参加当时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前后几个月，反复来往美国和欧洲，不在国内。然而战争已经打响，蒋介石心中认为没有人能镇得住战时的金融市场，挤兑和外汇市场紊乱，如何是好。需要一个人与上海的银行业有紧密沟通，有长期联系，能带领银行业度过难关。不然财政部次长副部长都不受欢迎。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宋子文和抗战爆发的一开始的几年关系非常密切。
下面来说一下当时的金融体制。中国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是上海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后来1907年有了中国政府银行，户部银行，后曾改名为大庆银行。到1912年民国元年名称改中国银行，从此之后名称没有改变。宋子文是1935年担任了这家老牌的政府银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中央银行资格比较老，1924年在广州，南京时期1928年。交通银行是1908年当时在邮船部下面，政府的交通部门为了电报轮船铁路通讯等等，当时意义的交通投资而设。这四家在抗战爆发前地位是逐步上升的。一开始无论是央行还是谁都不行。借着国内局势变化，1935年四家银行通过政府的整合，把全国银行界的投资总数至少60%全部拿下。另外还成立了两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都是在抗战爆发前期建立的体系。但是即便如此，更多还是一般的银行，有名的有北四行南三行，上海还有几十家大银行，还有更多的钱庄。抗战爆发之后银行金融机构的情况就是这样。
货币制度就比较复杂。民国之后，中国的钱是银本位。银两和银元两种。到1935前所有银行发行的钞票都叫兑换券。这张纸的价值在与，它写着，凭票即付多少银两或者多少银元。因为有这样的承诺，所以不用担心发的钞票太多，银的准备很充分。这个制度于1935年被废止。因为走私严重，大量白银外流，因此重设法币制度。“法”意在法律的效力。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在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把货币制度从银本位货币改为政府银行发行，可以强制流通不受限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得了。战争爆发后，政府印钞票可以调动各种物资，但是政府仍有承诺，白银不再是货币，但是纸币以前可以购买银元银两，今天则可以放心到政府银行购买外汇。这叫无限制买到外汇。
抗战爆发之后，白银和兑换券时代已经过去，实行法币制度。不再承诺可以换银元银两，只是说什么银行发行，多少数额，由法律赋予，没有任何限制。这和以前相比的区别在哪里？原先是很多家银行发行货币，谁发行的谁承担责任，现在抗战有打，压力全部在政府银行，即四行，扛起了所有钞票的信用度。现在叫“汇兑本位”。法币与某一种外币的联系的比例就是价值基础本位所在。抗战要维持这样的基础。除了四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银行也在维持法币制度。如果法币发行过多的话，肯定会出问题。一开始政府的问题是怎么样要让一般的银行和钱庄意识到手头的钞票不要轻易发行，要严格控制没有到期的银行存款，若不能控制也要引导，少用现钞，等等。这样做意味着每一家的营业额会下降，但是为了大局不能不这样做。什么人去做，就是宋子文去做。
蒋介石在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就专门写信给宋子文，依托财政部次长徐侃告诉他，请你出面到上海全面负责金融事务。宋子文说着是财政部的事情，我不能负责。蒋说，委屈你了，知难而上。难在哪里？财政部是孔祥熙掌管的，趁他不在来指手画脚，财政部的人，银行的人会听吗？但蒋介石说，只有你能做这件事情。1937年8月1日，宋子文回信给蒋介石，这是财政部长的事情，我不能主管，但我一定会协助。此外，你答应放了张学良，我希望你能兑现诺言。蒋很生气。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子文又写信给蒋，现在总可以放张学良了吧。蒋说不行。这是外话。但是宋子文这个是有情义的，有担当的。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会忘却。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都感到不能打下去。在上海抗战还未结束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就曾出面调停，很多高管和知名人士都认为中国应该接受和谈。宋子文则反对。在台湾我曾发现他很多写给蒋介石的信，说很多人都带话给我说我们要和日本和谈，我是坚决反对的。而孔祥熙则写给蒋介石说，就是因为坚持抗战我们处于被动位置，你说一句话，我们外交部来处理和谈。幸亏有宋子文和蒋介石这样的人，不能接受和谈坚持抗战。
就是这样的宋子文接下了整顿上海财政金融的工作。这个事情做的好是财政部、央行的功劳，记不到中国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的帐上的。但是如果做差了，也怪不到宋子文，因为不是负责人。而宋子文则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非常谈得来，就如何协助政府达成了共识，然后把这套办法推广成非常时期的全局政策。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时国民政府要发行五亿元的公债，当时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孔祥熙不在，宋子文作为中国银行董事长担下了这个任务。作为劝募公债委员会的会长，个人出了五万元，他的上海办事处出了14万元，整个中国银行出了壹仟万元，中行系统加起来两千万元。逼着央行、交行出资买爱国公债。到1937年7月底，五亿元公债之中已有两亿元得以达成，等孔祥熙回来接受这一功劳。中国银行实际上是最有钱的，比央行的资金都多。因为底子厚，长期商业运营，货币发行量、流通量都很大，业务非常大，影响也大。中国银行在抗战爆发之初是应该为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做出贡献，当时确实是这样。现在可以看到中国银行的档案，一笔一笔都是，政府要求我出资多少，买德国、苏联的军火，英美货物，等等，都是中国银行在买单。后来我们向美国借款，美国说，你要借两千万可以的，给我七百万元美国的债权，再加美国的金融市场上过硬的证券来给我做抵押。这个只有中国银行能拿的出来。蒋介石当时这样说，子文兄，宋委员长（航空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宋董事长先生，说很多好话。但我就想，你叫别人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不让宋子文直接做财政部长，孔祥熙不行你来嘛。蒋介石“有委无任”。这还是宋子文愿意做、能够做、做得好。
让我们说说外汇问题。中国的货币法币是靠买卖外汇，法币放心可以买到外汇，才能放在手上。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可行，可是在战时，尤其是上海燃起战火就出大事了。大家都要把纸币去换成外汇的时候政府就撑不住了。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外国银行，都感到撑不住。根据档案记录， 财政部长孔祥熙打报告给蒋介石，说中国银行不听话，政府基本要买一些进口品，按几十美元来申请，现在他们一出手就几十万几百万美元，通过汇丰银行放到市场上去了，我叫他说话他都不听。蒋介石很生气，曾经要求宋子文，你既然这么有钱，那你告诉我，现在中国银行到底有多少钱？出口办到外汇有多少？侨汇多少？用这样的语气接连五个若干质问宋子文。党国的最高领袖竟然这样对一家银行的董事长说，你有多少钱？你准备怎么样？很奇怪的体制。就好像习近平跑过来问一家银行行长，告诉我你有多少钱？你用了多少钱？笑话。孔祥熙跟宋子文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指挥不动的，只有中国银行懂外汇，所以孔祥熙把蒋介石搬出来。而蒋介石也习惯这样了，从广州时期到现在，蒋介石不断的要求，子文兄给我二百万，子文兄给我三百万。他也不想想，你只不过是一个军队的领导人，怎么可以这样命令财政部长呢？只想着，我是党国最高领袖，抗战最高领袖，我命令中国银行给钱付款。中国银行不经过政府卖外汇，要回答为什么。后来宋子文写了两千字的回信，（宋子文很忙的，写五百字都不容易），说我抗战以来，究竟什么时候用钱都是请示财政部长，你去问孔祥熙。后来蒋介石服软，说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委屈你了。可是这就体现了他们之间有冲突的地方。蒋宋关系之中，宋子文就是这样没有名分，但是要干活。
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的两个国家力挺中国的汇市。汇通、麦加利高调进入中国宣布支持中国的法币，和中国成立共同基金。这个是宋子文谈成的。可是谈成以后，孔祥熙支开宋子文，另外派人签字。不过第二次协议的签署是在美国1941年，宋子文在场得以签字。抗战时期能够让英美出面维持中国法币制度，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英方就曾经要求让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才肯出资。而蒋介石也憋着一口气，说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宋子文做财政部长，不容他人干涉。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要成立四联总处。宋子文，蒋的大舅子，做过孙中山的秘书，首任中国银行行长，首任央行总裁，首任财政部长，现在孔祥熙虽然是央行总裁财政部长，却指挥不动。而对于这个情况，蒋很着急。若央行、财政部不听指挥，货币政策怎么办？蒋在1935年决定要在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上设立总行长，由财政部部长来担任。这个写在日记里没有公布。抗战爆发之初，财政报告上说中国银行购买外汇，蒋就很气宋未请示，一定要把所谓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握在手心。董事长不能自己来做，还是宋子文，钱永斌，但是要作为一个机构下面的从属。四联总处的董事会主席可以代替每一家下面的银行做决定，所以要成立四联总处。以前认为四联总处是要对小银行加强管理，但是小银行资金少又不能发行钞票，而四大银行都可以发行钞票而且流通面非常广，发行的多，用的就多。再加上外汇方面中国银行是第一把手。所以蒋介石一定要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压下去。这就是成立四联总处的真正用意，大量档案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无法在官方文件上得了台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做的高度集中是要整合官办企业，国营企业，国营金融机构。一个国家不能政府四家银行都在发行钞票，所以到1942年宣布集中发行。当时宋子文人在美国，中国银行的伙伴为政府收回发行权向他诉苦，宋子文说，这是应该的，应该为国家做贡献。他身在美国华盛顿，是十分清楚的，国家没有了，还有你中国银行吗？国家没有了，中国银行还能有独立发行权吗？国家亡了，中国银行还能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吗？今天第一步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制度，虽然业务受到很大冲击也在所不辞。所以非常合作的把经营权和发行权全部交给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按照宋子文的个性，前前后后都不可能，但是这个时候他做了。由于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
8月22日（周六）晚，东方历史沙龙（第65期）将在北京举行，嘉宾为姜鸣、王鼎杰，主题为“中国的‘甲午病’与日本的‘甲午梦’”，点击下方“阅读原文”了解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