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的创业与投资？

“中美贸易战”打完没？

似乎还在继续。6月15日，美国将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具体商品清单。

毫无疑问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值得关注的话题——表面上是贸易之争，实际上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之争。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

那么，贸易争端最终会以何种方式解决？中美贸易战会对双方带来怎样的伤害？两国科技企业会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影响中美双方的创业与投资？

纪源资本GGV996节目邀请到了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关于黄亚生教授：

黄亚生教授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任教，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他同时也是复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南大学荣誉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商务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他的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获英国《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

他是一位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也是最早登录TED Global的华人之一，2011年他受邀在TED演讲《民主政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Does Democrac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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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进程：

3月2日，美国根据232调查，宣布对多国开征钢铝关税。

3月23日，美国发布声明称暂时豁免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钢铝关税。

4月4日，美国出台针对我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

4月5日，特朗普威胁将对我国1500亿美元出口商品收关税。

5月19日，新华社公布中美贸易磋商联合声明。

5月29日，美国白宫发表就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的声明。

6月1日，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取消暂时的钢铝进口关税豁免。

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来华访问，商讨经贸问题。

……

GGV996：黄教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家都很关心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掀起贸易战，目标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您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黄亚生：首先，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与大家分享，当然，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但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具体来说，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是从经济层面来讲，宏观经济方面，根据计算口径的不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有所差异，但目前的共识是，美国对中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尽管规模可能没有美国宣称得那么大。微观经济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特朗普认为存在知识侵权问题，我个人认为贸易战不是处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问题的最好方式。

另外，这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安全问题，关于老牌强国如何对待新兴强国，尤其是在政治、社会、价值观等各方面存在根本差异的两个国家之间，这是前所未有的。像之前的苏联，我们知道其实苏联也在发展科技、物理、生物、化学等各个领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GGV996：微信，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微信……（笑）

黄亚生：对，他们的确没有微信，不过那时候的中国也没有（笑）。中国和苏联的关键差异在于，苏联从来没有把科技用来发展经济，而是主要用于国防，所以苏联的经济发展很不好，苏联在发展经济方面投入了很多，但是收获甚少，这就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差异。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确应该担心中国。

我们看波士顿和旧金山，主要有科学家、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这三个中国都有，而且数量很多。虽然总体来看，这些资源的相对比例在中国不高，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有很大的绝对数量资源，这很重要。

GGV996：所以，你认为这就是中国制定产业政策的原因吗？

黄亚生：说到产业政策，其实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用政策解释，但也应该承认，麻省理工学院从联邦政府拨款中受益匪浅，虽然并不是专门为贸易顺差设计的。这就牵扯到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也就是先依靠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然后专注贸易，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优势，这是美国担心的。

GGV996：对于我个人来说，有一间事情印象很深，就是中国政府经常拨款用于发展某项事业，这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就比如腾讯、阿里巴巴这些企业，政府其实都投入很多资金，企业投入的只有一小部分。像特朗普说的，中美之间有5000亿美元贸逆差。

黄亚生：其实无论是特朗普说的5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还是3500亿美元名义逆差，从根本上讲，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由储蓄率的差异推动的。如果美国不跟中国产生这么多贸易逆差，也会跟其他国家产生这样的贸易逆差。相对于储蓄率，你消费了那么多，所以从理论上讲就需要借款。中国刚好相反，即使跟美国没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也会跟其他国家出现这种情况。

GGV996：所以，中国也可以增加消费。

黄亚生：可以这样来讨论，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消费？他们的储蓄率又为什么那么高？这可能跟社会安全体系有关系，但这是国家内部问题，就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讨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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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对谁伤害更大

GGV996：那你认为，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哪一个的伤害更大？

黄亚生：我个人认为，对中国伤害更大一点，这是完全从经济层面来判断的。中国在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等领域有优势，而这次贸易战美国针对的就是这些高科技行业。我们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都是大豆这类农产品，是补充性产品，中国人用大豆来做豆腐、豆浆等，当然，北京人用来做豆汁。

对中国的另一个影响在于，农产品是通胀的核心部分，中国承受不了通胀，这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另外，中国出口对美国的依赖远大于美国出口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中美贸易全部取消，美国大约损失1500亿美元，中国大约损失5000亿美元。

但很多时候，贸易战事关政治。民主国家的民众对于痛苦的容忍度较低，而中国人虽然也可以感受很多痛苦，但不会表达出来。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强烈得多，他们对GDP存在误解，中国的GDP总量很大，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只是处在世界中游水平，而真正重要的是人均GDP。

GGV996：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当年出国的年轻人现在都想回到中国，他们想做贡献，也想赚钱。中国科技公司之所以发展那么快，一部分原因应该也是吸引了这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

黄亚生：这是好事，我很赞赏年轻人的激情与抱负。但我认为，我们有时候需要冷静和谨慎，不能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中国农村还有很多没有接受教育的儿童，社会面临很多挑战。年轻的科技人员想着赚钱没关系，但思考如何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也不错。

GGV996：中国在贸易战中用到的大豆和猪肉显然是瞄准了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这是否明智？美国人会作何反应？

黄亚生：在特定情况下，这应该是明智的做法。但我觉得（虽然我的感觉不一定准），这次未必管用。特朗普并非传统的政客，他的支持者未必非常了解他们真正的经济利益，所以这次单纯计算经济利益未必有效果。我认为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忍耐力比较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支持率在贸易战期间反而是增长的，两党在这方面的一致性也比以前更强，就连民主党也支持某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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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GGV996：黄教授，对于这次贸易战，中国的普通民众有怎样的反映？

黄亚生：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投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四十，远低于主要经济体。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应该降低投资，增加消费，还要实现健康的出口增长。

所以，如果现在缩减出口，那么要保持6.5%或者6.7%的经济增长，就只能增加投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银行贷款，通过信贷印钞。所以，家庭消费和出口这两个经济部分应该保持健康，我们需要这两项。作为一名教授，不能对民族主义置之不理，这很危险，因为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的朋友。

GGV996：这只是短期的影响吗？还是会更持久？全球化是否会被某个领导人所影响？

黄亚生：全球化之前曾经被遏止过。一战前的跨境投资占全球GDP比例达到顶峰，之后五六十年都在下滑，我不认为这是短期的。中美关系以前经历过周期性的起伏，但从整体结构上讲，都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了。

因为一方面，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强硬，企业界也有分化。中国方面，民族主义情绪增强，领导力增强，而且中国落实经济改革的速度也不够快。

如果用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指标来衡量经济自由度，那基本是趋平的，FDI的构成更值得担忧。1990年代初的中国的FDI主要来自香港，大约有70%，后来又有日本和欧美等西方企业。现在又回到1990年代的情况，香港又超过了日本和欧美。我不反对香港投资，但我认为另外几个地方的投资可以给中国带来技术和管理，香港的投资似乎没有这些好处。

GGV996：黄教授，你一直在研究中国企业，那你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质量有没有很大的提升？

黄亚生：由于没有数据，所以无法从具体数字上判断管理问题。10年前，我们做的多数项目都跟海外市场有关，之后逐渐转向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报控制、KPI等，从外部导向转向内部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表明中国的公司更加重视管理。

以前中国的私企结构很简单，除了一个老板之外，其他都是员工，那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去私企，因为除了老板之外都是给别人打工的，没有管理体系，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管理成熟了很多，有多级管理层，有高层管理、中层管理等。

这表明，随着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不能单纯依靠关系，还要依靠管理和科技。过去3年，我们中国实验室的科技项目占比达到70%，这些微观指标更能表明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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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的比较

GGV996：你在MIT建立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能否谈谈两者经济发展的异同？

黄亚生：5年前和10年前，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刚刚开张的时候，中国学生在中国实验室，印度学生在印度实验室。现在刚好反过来了，中国学生想去印度实验室，印度学生想去中国实验室，他们对彼此的兴趣更加浓厚。

顺便说一下，我个人对印度经济发展很感兴趣，并对印度发展持乐观态度，虽然印度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是中国的一半，但增长速度却达到中国的80%。

GGV996：现在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看好印度市场，比如阿里巴巴、小米等，那么除了印度，你认为还有哪个新兴经济体比较像中国？你对中国企业向东南亚、东欧、中东等地扩张怎么看？

黄亚生：相对于中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表现，我对它们在美国的表现更加了解一些。跟上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的日本企业不同，中国企业在美国往往独立运营，管理层独立，他们会聘用美国人来负责，不会强制灌输中国的管理理念，这与日本企业有很大不同，日本企业会强加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制度，比如鞠躬等，中国企业从不这样。

GGV996：中国企业有996制度（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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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企业之间的异同

GGV996：对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你认为中美两国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美国科技公司以前以不在东海岸为荣，但现在都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设立办事处，因为需要应对监管问题，政府需要对企业进行监管，并且我个人觉得这并非坏事，或许政府还可以更加活跃一些。

在中国，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初期跟中国政府没什么关系，大都由外资支持，但是他们现在都做到都很大了，像阿里巴巴现在已经涉足金融领域，所以政府干预的程度加强了。

除了这种干预形式之外，中国政府还有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形式，中国成立了官方的风投基金积极投资中国创业公司，美国这种情况不太多，美国政府有对于这些企业有贷款措施。

在中国，政府非常积极参与投资，我不认为政府支持这些早期投资基金有什么不对，因为“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很多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反而希望美国也多一些这种情况。

美国制造业很少，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科技与制造业是紧密联系的，比如在美国的波士顿，你是看不到制造业的，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制造业是无足轻重的，比如软件行业可能不需要制造业，但是像能源、资产设备、半导体，这些行业不仅需要大型制造工厂，也需要小型工厂。

所以对于中国的深圳来说，它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制造业的硅谷。那里有硬件创新，也有山寨文化，当然山寨不仅是copy，还有一些增量式的创新。他们会基于原本的模式，做出更好的产品，这其中牵扯很多技术和制造流程，当然还有消费者的参与。

GGV996：除了制造业之外，你认为中美两国有没有可以合作的领域？

黄亚生：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或许没有美国人那么重视隐私，但具体到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如无人驾驶，中国仍然有很多中低收入劳动力想要转换成高收入劳动力，就需要传统的工业化来雇佣人员。

关于“中国制造2025”，很多人看到的是工业、资本、知识产权，但我看到的是对社会的影响，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对此展开太多讨论，现在MIT也在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GGV996：当时Amazon Go无人便利店开业的时候，很多文章都提到了美国可能有多少收银员失业。中国的无人店开业的时候，很少有文章提到这一点，中国人似乎不太关心。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更多地看到科技进步，看到他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

黄亚生：这可能是由于中美文化差异引起的，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应该多交流，包括个人数据隐私问题以及我们对科技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确实有欠缺。

GGV996：现在有很多海外留学的人回国，但并不是所有的海归都成功了，你认为归国留学生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黄亚生：我认为海归对中国未来发展很重要，但这个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接地气，还有是否要摒弃全球化。实际上，中国不缺本地化人才，缺的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

本期访谈节目英文录音，请点击阅读原文。

 关于GGV996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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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V996"是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HansTung)和投资分析师张睿(Zara Zhang)采访中美创投领袖的英文博客，与SupChina合作出品。嘉宾包括杨致远（雅虎创始人）、吴恩达（前百度首席科学家）、李开复（前谷歌大中华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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