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云：从“纠结的哈佛校长”到“996”的骗局 | 教授游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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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孙金云副教授上学期带队复旦EMBA同学赴美东游学，将观察与思考聚焦在“领导力”。小管将“老孙走马东海岸”系列小文整理成上、下两篇，以“教授的游学日记”形式与大家分享。
今天是第一篇，关于哈佛校长的故事以及哈佛全球领先的领导力研究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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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的哈佛校长
哈佛一直是宗教、政治和商业精英汇聚的地方。为什么它能够培养如此多的精英？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领导力”的培养。
说到美国名校，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定是哈佛。哈佛的校徽以三本打开的书为背景，书上的字母拼在一起组成了拉丁文单词“VERITAS”，意为“真理”。然而，究竟什么是“真理”，其实仁者见仁。
从最早的清教徒逃离英国来到北美，在波士顿成立了哈佛学院，他们就确立了这个校训，但当时的解读充满了宗教色彩。事实上，仅仅七年以后，这个校训就被改成了“荣耀归于基督”，直至美国建国后才改了回来。在上一季文章中（老孙走马东海岸之“一根筋”的大学）我曾经介绍过，哈佛校友中涌现过一大批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亿万富翁。结合校训的变迁，我们可以窥见：哈佛一直是宗教、政治和商业精英汇聚的地方。为什么它能够培养如此多的精英？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领导力”的培养。
哈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损失惨重的火灾，那是1764年10月的一个夜晚，“哈佛楼”（图书馆）意外起火，“哈佛”先生捐赠的250本藏书善本焚烧殆尽。然而，一位名叫John Adams的学生却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纠结。原来，大火发生前的当天下午，John在哈佛楼里读《基督教针对魔鬼、世俗与肉欲的战争》这本书，因为书太好看了，他想要一气呵成看完，竟然偷偷把这本书带出了学校。于是，这本书便成为哈佛捐赠的所有图书的孤本。John经过仔细权衡，决定把书还回去。
我想，校长当时是悲喜交集的。到底如何看待这位同学的行为？如果参照校规开除他，后续再有偷书的同学，谁还敢还回来？不是俗语有云“浪子回头金不换”么？但是如果不开除他，校长就违背了校规，那是不是变相鼓励了更多人无视校规？这样的决策情境是典型的悖论型决策，真让校长纠结。
最后的结果是，当时的哈佛校长Horry Urquhart当面感谢并表扬了John Adams，然后再果断地把他开除了，校长把一件事情分割成了两个独立的事件来处理，该表扬就表扬，该惩罚一点也不手软，维护了校规的严肃性。后来，这位John同学也很争气，重新攻读了法理学，曾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出谋划策，传承了哈佛的精神内核。
哈佛在领导力的研究和培养方面一直是全球领先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Michael Tushman在两年前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兼得的领导力”，指的就是那些特别擅长处理这种悖论情境的领导者。这类领导者不会将两种选项简单对立，看作“非黑即白”；与此相反，他会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而是通过一系列阶段性的方法实现二者的兼得。貌似对立的两种选择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是相互连接和渐变的（请各位主动脑补道家的太极八卦图）。
十几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的武亚军教授连续多年跟踪研究任正非的领导风格，将之总结为“悖论整合”。华为自己也表达过，任正非的核心领导逻辑叫做“灰度”思维，即避免简单追求极端，而要适可而止，两者兼得，这与Tushman的观点惊人的相似。
从研究的角度，以上情形适用于一个比较新的理论，叫做“双元理论”。双元理论强调对矛盾情形的调和与兼得，而双元领导力正是三种体现形式之一（另外两个分别叫情境双元和结构双元）。具备双元领导力的人，总是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选择最佳的平衡点来处理矛盾和冲突。
中国的道家强调，“阴阳相生相克”、“福祸相依”，认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应该追求一个极端，而应关注其变化。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强调不同力量之间的中庸、和谐。这些思想根植入东方的企业，使得其行为带有浓重的折衷和兼顾的文化色彩。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NielsBohr）在谈到自己的科研成就时曾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多么奇妙的悖论。现在我们有了进步的希望。”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公当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搁置分歧，渐进发展，矛盾自然就化解了。所以，双元领导力不是“捣糨糊”，而是大智慧！
哈佛的一个校门上，内外两侧各挂了一个猪头的形象。我猜这跟八戒没什么关系，但是何寓意，众说纷纭。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警醒，作为卓越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智慧，不然和“猪头”有什么区别？
最后，请大家猜一个谜，是关于哈佛的三个谎言。许多人都知道哈佛校园内有一个打卡拍照圣地，就是“哈佛”先生的铜像，上面刻着“建校者”和“1638”的字样。然而那个铜像却隐藏了三个谎言：第一，约翰·哈佛本人并非建校者，而是当时最大的捐赠者；第二，哈佛大学建立于1636年；第三，更加狗血的是，当时没有这位大神的照片，所以，就找了个帅哥做样子弄了个铜像，刻上了哈佛的名字。不会吧？难道贵校校训不是“真理”么？为什么这三个谎言能够持续到现在？
你，知道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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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的骗局
儒家讲“仁者爱人”，实际上西方的学者同样强调“仁”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力特征，在塑造企业文化中的重要性。
在哈佛的历史上，有过几位特别有个性的校长，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了。这位校长虽然祖上三代都是老哈佛，但他自己学术研究却做得不咋地，在竞争哈佛的化学讲座教授时落选，被解职了。1863年，29岁的艾略特一怒之下，跑去欧洲调研学习，看人家的大学都是怎么管理的，他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教育管理上的天赋和兴趣。艾略特回美国后，适逢美国各个大学“去神职化”管理变革，1869年初，他发表了两篇关于“新型教育”的文章，竟由此被哈佛的改革派请回担任校长，要知道那一年他才35岁。
艾略特校长战斗力相当强，在哈佛大学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仅影响了哈佛大学的一切，而且使哈佛成为美国一流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创办了文理研究生院，创建了全国第一所研究生商学院，哈佛医学院的规模也成为全国之最，他还开创了哈佛的“选课制度”，大大扩充了课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条件学习。艾略特校长说，“学校怎么可能知道每个学生想学些什么？尽管提供最好的课程，让他们自己决定吧！”这位校长一生经历了各种挑战，可以说树敌无数。艾略特到75岁离开校长岗位，整整做了40年哈佛的校长，创下任期最长的纪录。
左图：Charles William Eliot
右图：Drew Gilpin Faust
图源：Harvard.edu
与战斗力强、擅长大刀阔斧改革的艾略特不同，还有一位校长也是个性十足，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福斯特校长其实2018年刚刚退休，在位十年。福斯特最大的特色是敢于向传统挑战，追求平等。她从小就敢想敢做，十岁的时候为了呼吁黑人拥有上学的权力，给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写信，还得到了回复。后来大学期间，参与游行和呼吁平等的谈判，成为追求平等的先锋。做了校长以后，大幅增加对学生的补助，让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哈佛，要知道那可是在遇到金融危机、哈佛的投资收益大幅下降27%的背景下。就像她当选时对媒体说的“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我就是哈佛校长”。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导力风格。这么说吧，领导力和领导之间是有区别的。在现有的领导力研究中，包括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愿景型领导、授权型领导、战略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等等。
当我们在讨论某位领导者的时候，由于人的复杂性，他/她身上可能具备某种或多种领导力的特征。比如，艾略特可能是由20%愿景型领导+70%变革型领导+10%交易型领导力特征组成的，而福斯特则可能伦理型领导力特征更加多一些。正因为如此，每位领导者都是复杂的，学者们才可能就某类型的领导力特征进行提炼和研究。
在中国企业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种十分鲜明的现象，即一位“一把手”的领导者往往会对应塑造某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实际上，领导力和企业文化之间的确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比如董明珠仗义执言对应着格力强大的执行力；任正非行伍出身对应着华为的狼性精神；刘强东……算了！
以台湾学者郑伯埙为代表的华人学者们提出了将威权、仁慈以及德行整合在一起，具备鲜明东方文化特征的“家长式领导”。尽管在学术界依然有争议，但对于熟悉中国企业实践的人来讲却十分形象。我与陆亚东教授正在共同研究的“主心骨式领导”，则从另一个侧面试图提炼那些在企业里长期担任掌舵人尤其是创始人的领导力特征。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周易•系辞上》）。这些掌舵人的一言一行，正是企业文化与精神的“枢机”。这两类研究都关注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仁”。儒家讲“仁者爱人”，实际上西方的学者同样强调“仁”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力特征，在塑造企业文化中的重要性。尽管根据霍夫斯蒂德的文化五维度测量，中美在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也有共通的地方。
数据来源：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模型看中美文化差异，赖红玲 、王电建，2012
2018年1月《哈佛商业评论》刊登过哈佛商学院教授Boris Groysberg等人的一篇文章，阐述了领导力与企业文化之间的适配关系。作者在文中描述了八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风格：关怀（关注和相互信任）、目的（以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为例）、学习（以探索，扩张和创造为特征）、享受（乐趣和兴奋）、结果（以成就和胜利为特征）、威权（由力量，决断力和勇气定义）、安全（规划、谨慎和准备）、秩序（专注于尊重，结构和共享规范）。这些风格根据其反映独立性或相互依赖性（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灵活性或稳定性（对事物变化的反应）的程度而融入形成一个“整合的文化框架”。
资料来源：Boris et al, 2018
这个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当战略和领导力一致时，强大的文化推动积极的组织结果，而强势文化在与战略错位时可能是一项重大负担；二是在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组织必须更加敏捷，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
网络上对于“996”的讨论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尤其是马云和刘强东分别含蓄地表态“趁着年轻要努力奋斗，当年自己就是这么奋斗过来的”这样的论调。
此类观点看上去很有煽动性，也的确符合他们创业时的特征。然而外部环境在变化，早期的做法此刻未必适宜。其次，作为创始人或拥有股权的核心骨干与只有较低固定薪酬的员工相比，在激励结构上是不相容的，一切抛开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只谈愿景和拼搏的呼吁都是在消费年轻员工的青春和激情。第三，这样的做法仅仅是整合文化框架中诸多选择之一，作为面向未来，希望组织能够更加具有创造力的领导者，一定会把对员工、对顾客的仁爱与关心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不是无休止的体力上的加班。
所以，无论东西方，“仁”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力特征！
最后，福斯特校长还创下了另外一个纪录，她是唯一一位从未在哈佛读过书的哈佛校长，那么校委会为什么这么坚决地选择她呢？
教授简介
孙金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创业管理、中小企业战略。
教授的“游学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