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熊易寒:数字技术如何服务未来都市圈和未来社区 | WeCity专家观察
第七次人口普查是中国在站上“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前夕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本次普查揭示了一系列与城市关联的人口现实，包括人口分布、结构、质量情况。从人口分布角度看，人口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集聚、都市圈发生迁移、中部地区面临发展危机；从人口结构角度看，劳动力减少、养老育儿成本增加；户均人口跌破到3人以下，大量单身、丁克使家庭结构发生改变；老龄化程度加深，抚养比快速上升，相较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老龄化进程更为迅速；从人口质量角度看，不同城市群年龄人口结构不同，导致投资价值、消费潜力、土地财政潜力、未来税源不同。例如，长三角地区老龄化严重，趋向于金融化、服务化；大湾区人口净流入好于长三角，年轻人多，代表消费力、科技创新潜力。
这些关联事实对于城市研究者们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不仅反映了十年间中国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的历史，更提示我们思考在新的人口格局下，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将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出了哪些要求？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期，数字技术又能为此注入何种新价值？
带着这些问题，腾讯研究院访谈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教授。
主题：七普背景下，城市数字化转型与治理现代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新路径
关键词：七普、城镇化、城市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超大城市治理、移民和政府治理、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城市竞争力
徐一平（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城市是有机生命体，城市人口是这个生命体的动力源。因此为移民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城市新移民将对城市、特别是城市群非中心城市、都市圈的非核心城区提出哪些新的需求和挑战？
熊易寒：城市新移民是最具活力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通常流向机会更多、收入更高的地方。一个城市对移民的吸引力越大，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往往就越高。城市新移民有不同的层次，主要包括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劳动力移民，还有一些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移民一方面为城市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譬如，移民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特定的区域往往会集聚特定的人群，在城乡接合部，很多街镇都出现了人口倒挂的局面，即外来人口的数量超过了户籍人口，这就对以户籍人口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新移民对于城市总体上是一种利好，虽然也会给城市的治理和服务造成一定的压力，譬如治安、交通、公共设施等等。具体而言，不同层次的城市所受的影响不尽相同，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受益更多，因为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市，尽管流量逐步有所下降；县城作为较低层次的城市，由于房价相对便宜，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相对完善，成为相当多农民工的置业首选地，这部分人主要在大城市工作，但他们的小孩、老人往往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县城的公共财政又比较贫弱，如何应对新增的公共服务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徐一平：面对“流动人口”内部的差异性要求，不能把其等同于弱势群体或者某一类群体的平面化画像。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流动”，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定居。户籍制度需要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相适应。如何解读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和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呢？数字技术能否发挥什么价值？
熊易寒：当前的户籍制度确实不利于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需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一直在微调，譬如居住证制度、积分入户制度，这些制度安排都是试图提高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适应性，可以把这些改革视为一种“补丁”。更根本的做法应当是，把户籍制度转变为人口登记制度，主要是用于人口统计和城市发展规划，使户籍与社会福利松绑，这样一来，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就转变为对移民的服务。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涉及很多的制度安排，户籍制度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重要制度都是基于户籍制度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基于计划经济和“人口不流动”，而当下的中国，“人口高频流动”、“人户分离”是一种常态。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人口的实时动态检测，通过对人口、交通、通信、消费等大数据的分析，城市政府可以摆脱对静态人口登记数据的依赖，对辖区内的实有人口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信息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国家的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从而降低户籍制度的重要性。数字技术可以作为人口登记的辅助工具，提高人口统计与公共服务的精度，但数字技术并不会直接冲击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的绑定关系。
徐一平：在老龄化和开放三胎的背景下，未来社区的主要用户是谁？如何建设老年人和儿童为中心的有温度的智慧社区，将社区打造为促进邻里间人格化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媒介？
熊易寒：社区的主要用户当然是全体居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只不过老人和儿童与社区的关系更加亲近，更加紧密。老人在社区公共生活中更加活跃，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闲暇，也对社群生活也有更高的需求，他们对社区的嵌入性要远高于年轻人。
建设以老人和儿童为中心的智慧社区，需要在社区公共空间上多做文章，譬如适老设施、社区食堂、社区花园、社区活动室、社区图书室等。公共空间要按照促进社会交往的原则来设计，一把干净舒适的长椅、沙发，或者可供多人共享的圆桌，实际上就是一个邀请：“我可以坐在您的旁边吗？”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往往第一步最难，因为害怕唐突，害怕拒绝。城市社区的邻里之间是一种介于陌生人与熟悉人之间的独特关系，一方面他们是陌生人，互相不知道姓名和底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一些共同利益，他们的物权之间存在关联。但只要有一些“助推”的因素，邻里之间的互动就可能促成人格化的社会交往，譬如小区里的儿童乐园，可能让人们迈出人际交往的第一步，形成有名有姓有温度的交往，而不是基于职业身份或匿名化的社会交往。
智慧社区其实并不必然促进人格化的社会交往，甚至有可能降低人格化交往的需求。试想，一个由人工智能来“照料”我们的社区，人们还有多少动力去寻求他人的帮助？智慧社区应该是让数字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人工智能、数字化治理只是替代了“人工”，并没有替代“人”；智慧社区不应该减少带有情感、带有温度的人际互动，减少无意义的简单劳动，增加有意义的人格化互动；人们从私人空间走进公共空间，进行非功利性的社交。这些活动看起来像“浪费时间”，但恰恰是共同体的真义所在。把一切时间金钱化、功能化，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如果你愿意为你的邻人“浪费”一些时间，愿意跟他们一起“虚度光阴”，这才是共同体的表征。智慧社区可以协助人们更加合理地分配公共空间和社区资源，让邻居们既不用排队、拥挤，也不会过于孤单，形成一种“轻熟”的邻里关系，在自由与私密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徐一平：虚拟公共空间（如社区微信群）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公共空间在社交功能上有何区别？可否互相取代？未来的趋势有何期待和担忧？
熊易寒：很难简单地说，二者到底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虚拟公共空间需要实体公共空间的支撑，譬如说社区微信群，如果邻里之间仅仅是通过微信群进行互动，那么很难形成紧密的社区团结与社区认同；一些邻里关系比较友好、紧密的社区，往往有相对频繁的线下互动，比如亲子活动、自驾游、邻里团购、节假日聚会；否则社区微信群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一言不合就退群。在某种程度上说，虚拟公共空间其实就是实体公共空间的一个镜像，如果生活中我们都是一张冷漠脸，在微信群里很难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当然，反过来，虚拟空间也会对实体公共空间产生影响，有助于我们迈出邻里社交的第一步。
徐一平：信息化技术会增加社区内部的人际联结，还是会进一步消解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需求？
熊易寒：我认为信息化技术是中性的，到底是增加社区内部的人际联结，还是进一步消解邻里之间的社交需求，取决于信息化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如何被应用。
徐一平：您认为智慧城市应该更有温度，建议市民参与智慧城市的共建。具体路径是什么呢？
熊易寒：市民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实际上也是“人民城市”在微观层次的一种体现。智慧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驱动力应该是人民的需求，技术只是一种赋能工具，让城市政府更精准地识别市民的真实需求，更高效地满足市民的需求，帮助我们实现需求与供给的优化匹配。市民的参与可以防止技术剑走偏锋，也可以增进人民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获得感”，否则你做了很多，但市民感受不到，因为所得并非所需。
徐一平：社区的治理和服务怎么更好地和城市级的治理和服务形成一个无缝的链接联动？
熊易寒：真正意义上的“无缝链接”是不可能的，“无缝”是一种理想状态。城市级的治理和服务与社区层面的治理和服务不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城市不是社区的简单相加。有很多事件都是跨社区甚至跨行政区的，这就需要有效的协同整合。城市的规模一方面带来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也带来系统化风险，在城市里，风险更容易扩散和放大。一网统管就是实现社区与城市无缝衔接的一种尝试，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以“四早”（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为目标，全力推动实现“五最”（在最低层级、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本，解决最突出问题，取得最佳综合效应）。
徐一平：城市巨系统如何提供精细化的政府治理？数字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熊易寒：城市巨系统要提供精细化的政府治理，需要“人民城市”的价值驱动与“智慧城市”的技术驱动。以人民为中心，城市才有动力提供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服务；实现数字化转型，城市政府才能通过城市体征把握城市问题、识别市民需求——这需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快速分析；需要化繁为简，以简驭繁，用相对少的体征来为城市有机体、生命体画像。人民城市解决公共服务动机问题，智慧城市解决公共治理与服务的能力问题。对于城市治理来说，价值驱动和技术驱动缺一不可。
专家介绍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近期主要关注城市化、中产阶级和社会治理。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行政管理》、《开放时代》、《社会》、China Quarterly、Security Studies、Citizenship Studies、Eurasian Geography and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著有《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中文版2010；日文版2018）、《你中产了吗》（2015）、《平衡木上的中国》（2016）、《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2019），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
https://sirpa.fudan.edu.cn/info/1145/3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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