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华 腾讯研究院策划中心负责人、《互联网前沿》执行主编
我第一次看《瞬息全宇宙》时，只觉得被人推上了一辆过山车：洗衣房、港普、华人家庭、杨紫琼的拳脚功夫、跟番茄酱一样喷射的鲜血，一齐从耳朵、眼睛和脑子里呼啸而过。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元宇宙”这个2022年最热门的科技概念，但故事的题材不但与高科技八杆子打不着，甚至可以说很传统：它讲述了一个华人移民家庭的故事，杨紫琼扮演的女主正在遭遇一场中年危机，父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几近失能，丈夫已经悄悄准备好了离婚协议，女儿在出柜的边缘摩擦试探，全家赖以为生的洗衣店经营陷入税务危机、随时可能关张。这是典型的戏剧手法，一开场就把所有人陷入一场危机，然后似乎一切都不会变得更糟。就在这时，女主发现自己在另外一个维度里肩负有拯救世界的能力，于是，电影真正涉及“宇宙”的情节才就此展开，女主穿梭在多个平行宇宙里，去拯救女儿、婚姻、人类和摇摇欲坠的虚无感。片中两颗圆滚滚的石头彼此偎依，象征着片刻的和解和大团圆。但直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看懂了电影的全部，但我确信接收到了一些强烈官观刺激，那些都仿佛来自日常的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刻骨铭心：你面对地铁中扑来的人浪、你扶着方向盘看着前面一望无垠的红色尾灯，你把日历一页页撕去却觉得全无意义，你面对屏幕的许多个日夜把眼睛揉来揉去，你看一眼窗外羡慕起那只扑腾而起的喜鹊，它唤醒了你在轻于鸿毛和千钧一发之间的纠结、脆弱和疏离。深入骨髓的科幻感是来自人性深处的幽暗，而不是由银色金属、深蓝背景、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架构出的太空感，也不是那种由齿轮、电路图构建的廉价类人机器。
《瞬息全宇宙》最终斩获了七项2023年奥斯卡大奖，不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东亚家庭故事，而是身处不同文化的大部分人总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东西：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的工作、心猿意马的中年夫妻、观念冲突的两代人，是目不暇接的新科幻，更是香港功夫片的回光返照，在每一个平行宇宙里都有拳脚相加血肉模糊，最后走向和解，亲情战胜固执，友爱稀释仇恨，就像吃完了麻辣烫再来一碗冰粉，为持续两小时的打斗降降热血的温度，回归生活的温良。影片所传递的无奈和无力感，多数学者将之归咎于现代化的必然代价，也即在技术飞轮驱动下，人逐渐从技术的发明者变为辅助者，人的主体性被增长的离心力甩到九霄云外，这是对灵长类动物的一大酷刑。电脑会卡、会宕机，人也会。
早上坐地铁时，我经常会路过一家便利蜂，然后会买点吃的，那家店不大，常常只有一个人值守，其实也不是守，而是真的像一只小蜜蜂一样忙忙碌碌。
从顾客的角度看，便利蜂是社恐者的天堂，你可以不用跟任何人接触就实现购物的闭环，不是网购胜似网购。哪怕是点热食，多出的流程不过是从店员手里接过带着微波炉温度的食物。从中关村最早的闹市店到五环外的郊区店，我看到了“效率”在家连锁便利店的生长，店里自助、屏幕、摄像头越来越多。直到那个长得像电线杆子的巡店机器人在店里移动时，我对效率这件事终于产生了些许负面情绪，一来它确实常常妨碍我去货架取东西，虽然可以理解它时常需要去识别哪些货架需要补货。二来谁希望在购物时被一双眼睛在时刻盯着呢，虽然我们在网购时各种偏好也被系统捕获，但那毕竟是一种无痛数据失窃，比起盯着你的许多个摄像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天，这家店忽然有两个店员。一个操着包邮区口音的老店员考问另外一位大约新来的员工：红薯热多少秒？10秒还是50秒。对方没答上来，老员工说50秒，但这些都是熟的，你只要弄热了递给顾客，别让它是冷冰冰的就行。我对预制食物并无恶感，甚至觉得是卫生合格的保证，我有一位朋友甚至只愿意吃标明热量的包装食物，反对任何天然食物。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居然第一次在这家店听到两个店员在说话，仿佛在无人区徒步碰到隔壁部门的张三李四。越来越智能的便利店也折射了数字时代另类冷暖：当店员顾不上和客人寒暄或是尬聊，主要精力都在完成来自系统的指令：地板有污渍、饮料货物需补货、你有一个新的外卖订单。那个穿梭在货架的机器人，我想店员可能也不喜欢它，它不是同事胜似同事、不是老板胜似老板，它给他派了没完没了的活儿，甚至还讲不了个笑话修补彼此的关系。
麦当劳流行的时候，西方人批评麦当劳的流水线作业矮化了人类价值、助长了低技能劳动力大军的扩张，甚至批评整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麦当劳化：追求速度、标准化、科层化，生产流水线化，尽可能让一切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这样做的好处我们今天仍在获益：各行各业的效率越来越高，甚至立等可取成为一种标准，延时、等待都意味着重大商业过失。但弊端也很明显，快速的背后是必须标准化，必然的同质化，被认为会扼杀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在今天叠加了更多新技术的超级便利店里，算法正在成为那个老大哥，作为劳动者的打工人、工具人的烙印只会被打得更深。一个由算法排列的货架短期内可能会带来更高的销售转化，但一个由人来排列的货架会有不可预知的惊喜。
北京今春第一场沙尘暴来之前，最后一个跟我讨论ChatGPT的是一位播客嘉宾。这位嘉宾是哲学硕士，毕业十多年在北京干过所有文科生都向往的高收入工种，但在大流行的第二年失业了，不久他做起了兼职骑手，每天玩票性地送三四个小时闪送、外卖。受到这种职业反差的刺激，一如《瞬息元宇宙》的戏剧设定套路，我约他录制了一期播客。和许多来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他在好多个行业摸爬滚打之后，也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倦怠和迷茫。节目中，我让他给自己所从事的一些职业按照十分制打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外卖员九分、记者八分、公关五分。我们还谈到了人的异化、主体性消失这些哲学问题，但我最后再次想到了“麦当劳社会”这个问题，他认为外卖员这份工作唯二的缺点是挣得少点、没有长期规划，但其他都是优点——没有错综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没有老板同事去应对、没有难缠的客户，没有没完没了的OKR，每一个订单完成，客户关系也到此为止，同时账户上也立即有报酬到账，这种及时奖励的设计策略，迎合了几乎所有人性弱点。但，外卖员这份工作不正是标准的麦当劳式的工作吗？系统给你指派订单，建议路线，同时你还有“自由身”的幻象，在一个类似DAO（分布式自治组织）的海市蜃楼般的组织中按劳分配。他也意识到这种算法的囚笼，他也提到了他反抗算法的努力，比如尽可能地少接外卖单，因为会好几单串在一起派给外卖员，同时要求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让他感觉到一种压迫。他尽可能地多接闪送，单价更高，而且通常不需要串联多单。但他依然给这个笼子打了最高分。所以，我们不能指摘社会学家对麦当劳式工作的批评之矫情，它确实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我们。他甚至主动地提议，我们聊聊ChatGPT吧。大概在早更的一个多月前，我和同事尝试把内嵌ChatGPT的notion应用在工作流中，就已经发现了它的强大之处，可以把六七百字的几段略显零乱的文字变得极有条理，还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为这些文字构建积极或者消极的基调，这种感觉很像你在自助咖啡机的屏幕上勾选美式、拿铁、摩卡，然后所需要的就是等待品评。和自动咖啡机一样，经由ChatGPT处理的文本，文通字顺，但总感觉比不上专业咖啡师的手冲、哪怕是挂耳，矫情点说就是灵韵。
在世的语言学大师诺姆·乔姆斯基也批评ChatGPT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系统无法进行真正的思考和道德思考。虽然这些系统能够生成出新颖的输出，但由于缺乏对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区分、缺乏对语言复杂结构的理解以及缺乏对道德原则的推理能力等问题，它们无法保证这些输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乔姆斯基在近期与另外两位作者联合发表的一篇名为《ChatGPT的虚假承诺》文章写道“它们要么过度生成（同时生成真相和谎言，同时支持道德和不道德的决定），要么生成不足（表现为不对任何决定表态，对一切后果都漠不关心）。鉴于这些系统的非道德性、伪科学性和语言无能，我们只能为它们的流行而感到哭笑不得。”但机器的使命并不是成为人类的高仿版。虽然机器学习和人脑学习模式迥然不同，但在胜任一些工作方面的效果却殊途同归，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假以时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本任务的处理可能会更加娴熟，大概率将改变知识生产的面貌，届时，你只需支付一定的会员费，就可以像传说里的孩子对着阿拉丁神灯说出自己的愿望，你在对话框里输入任务，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那一刻，改变的不仅仅是搜索引擎、办公软件。就像过去麦当劳对独立餐馆、便利蜂对传统夫妻店的横扫，那时的白领，就像便利店里的店员，终其一天都在等待老大哥派单一样等待ChatGPT出结果，昔日被认为是高技能劳动力代表的工程师、程序员、分析师的工作，相当一部分可能会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届时的人们将如何避免陷入无用阶层、如何重塑人类的主体性、寻求人之为人的意义？我知道的只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不是所有回答，都可以称之为答案。本文选自第61期《互联网前沿》。本期杂志主题为：“别慌！ChatGPT人工智能及将来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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