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他们的诞辰日，但我们真的了解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吗？
两位经济巨匠竟在同一天生日，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但也或许是一种必然。上天或许在冥冥之中就要告诉我们，经济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只是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按照星座学说，6月5日出生的人属于双子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无拘无束，对万事怀有永无止尽的好奇心，性格和思维神秘多变，让人很难捉摸。尽管星座说多有牵强附会，但上述关于双子座的描述用在本文的两位主角——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身上，却也恰如其分。
斯密于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寇克卡迪（Kirkcaldy），而凯恩斯则于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两人的生日前后正好差了160年。根据玄学的观点，同一天出生的人很可能会有类似的生活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在这两个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们最终都成了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斯密被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而凯恩斯则被誉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但在很多人眼中，这两个出生在同一天的人却又如此不同——斯密被认为是一位坚定的自由经济的捍卫者，而凯恩斯则被认为“革了斯密的命”，让政府干预取代自由放任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虽然斯密和凯恩斯都早已作古，但他们的“幽灵”却一直在经济学界游荡。一旦遇上重大的论战，他们的理论、观点、名言警句就会被重新搬出来，他们的名字则会被贴上标签，成为响亮的口号。“拥抱亚当·斯密”、“埋葬凯恩斯”……这些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文句很容易抓住我们的眼球。不过，当我们对这些标签化的口号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真的了解这些口号中的主角究竟主张些什么、反对些什么吗？我们要“拥抱”的究竟是哪个亚当·斯密，要“埋葬”的又是哪个凯恩斯？我们究竟有没有拥抱斯密的条件又究竟有没有埋葬凯恩斯的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单从经历上看，亚当·斯密的一生可谓是单调而乏味。除了幼年时有一次被吉普赛人绑架的经历之外，斯密的整个生命历程几乎就是波澜不惊：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岁时转入牛津大学。毕业后执教爱丁堡大学，随后又返回母校格拉斯哥任职。1759年因出版《道德情操论》而在学界闻名。1764年辞去教授职位，担任私人教师，同时游历欧洲。1767年辞职回乡，投入《国富论》写作，并在九年后将这一传世巨作发表。1787年出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三年后安然辞世。
和一般的名人不同，斯密十分在意生活的安宁，拒绝一切不必要的纷扰。为了安宁，他不仅拒绝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之上，甚至回绝其终生挚友休谟嘱托，拒不为其整理出版遗作。终其一生，斯密都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没有结婚，无儿无女，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但正是这样一位在生活上极为沉闷无趣的人，却在思想史上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说到斯密的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的经济学。尽管在熊彼特等人看来，斯密的理论鲜有原创性，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坎蒂隆、贝卡利亚、杜尔阁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出处，但即便如此，斯密对这些知识系统化、体系化的努力，应该是前人所无法相提并论的。可以说，在斯密之前，很多经济学的思想虽然已经存在，但它们更像是散落在地上的珍珠，而斯密则把这些珍珠串成项链，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品。从这个角度看，斯密获得“经济学之父”的桂冠应该是实至名归。
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从两个问题出发的：国民财富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们的来源又在哪儿？在当时的欧洲，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理论：
一套理论是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套理论认为，金银等贵金属是衡量国民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贵金属。由于除了直接开采之外，贸易是获得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为了增加本国的国民财富，就必须积极鼓励出口，同时不鼓励、甚至限制进口。
另一套理论是所谓的“重农主义”（ Physiocracy）。这套理论宣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认为源于土地的自然产品才是真正的国民财富，主张只有农业劳动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进，就不应该将力气花在贸易上，而应该更多关注农业的发展。
而在斯密那里，则给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第三种答案。他认为，国民财富既不是重商主义者唯一关心的金银，也不像重农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仅仅来自土地。在斯密看来，生产性劳动的创造物，都应该被视为是财富。虽然这只是一个定义上的修正，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财富观是具有革命性和破坏力的。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工场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工业革命也在悄悄的发生，但无论是在“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的世界观里，这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产出的物品竟然都连财富都算不上。显然，至少在舆论上，这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环境下，斯密扩大了财富的定义，就相当于给这些产业正了名，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那么一个国家又需要采用怎样的方法提升其国民财富呢？在斯密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显然的：既然财富源自于生产性劳动，那么劳动的效率，以及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就是决定国民财富产出的两个关键因素。
在《国富论》中，斯密首先从劳动的效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劳动生产率入手开始了讨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在斯密眼中，分工显然是所有因素当中最关键的那一个。在《国富论》的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地讲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给出了或许是经济学界最有名的制针厂案例：如果让一个人独立制作扣针，那么或许一个人一天不能制作出一枚，但如果将制针的工序分开交由多人完成，那么一个人一天平均可以生产的扣针就可以达到四千八百枚。尽管这个例子十分简单，但它却充分地向人们道出了分工的威力。
一旦有了分工，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就会获得大规模的提升，更多的新财富就会被生产出来。这些更多的新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外，还可以被用来进行投资，用来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有能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如果斯密的分析到此为止，那么这套理论就谈不上有多新鲜。事实上，至少在古希腊，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分工的作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曾经谈过要促进分工，让每一个人去做他最合适的工作，以此来提升城邦的财富。不过，在柏拉图那里，分工是靠人进行安排的，究竟什么人干什么，要“哲学家王”来进行分配。而到了斯密那里，市场取代了高贵的“哲学家王”成为了分工的安排者。他指出，分工的程度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只要市场在不断扩大，交换在不断增加，分工就会不断演进。
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力支撑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呢？斯密给出的答案是“自利”。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通过这样的分析，斯密版的增长模型就很清楚了：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分工的进行，分工的进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的提升使得财富产出增加，进而导致积累的增加，更多的积累带来更多的投资，吸收更多的劳动，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产出……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利”这个因素竟取代了柏拉图陛下的“哲学家王”和重商主义者口中的政府，成为了整个增长过程的第一原动力！
或许有人已经惊讶地发现，在斯密的上述论证中，并没有提到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又究竟有哪些呢？在《国富论》中，斯密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保卫本国不受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建设和维护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
后来的经济学家给斯密的理论贴上了一个标签——“自由放任”。应当承认，这个标签确实比较好地反映了斯密的学术观点，但是在政策主张上，斯密本人似乎并没有那么纠结于自己的理论。在很多场合，斯密依然积极主张政府力量的介入。
一个例子是贸易问题。在很多文献中，斯密被描绘为是自由贸易的坚定主张者，但实际上，他却发表过很多类似重商主义的言论。例如，当时英国出台了《航海法案》，以限制其贸易发展。斯密就对这一法案十分赞许，称赞它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明智的法令”。斯密的这一行为令人十分不解。他对此的解释是，诚然《航海法案》会阻碍英国得自贸易的利益，减少国民财富的增进，但是如果任由荷兰的发展，那么英国将会面临更多的战争风险，而“国防”的考虑显然是要重于“国富”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对于贸易干预的支持并不只表现在文字上。事实上，在其晚年，斯密还成为了一名海关专员，成为经济限制和禁令体系的热情执行者。
除了贸易之外，斯密即使在国内也并不完全支持“自由放任”。如果人们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来自“天然自由”，只要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政府就应该对其进行制止。根据这一信念，他支持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也支持政府对一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限制。
有人认为，亚当·斯密的以上行为和观点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是自己背叛了自己。但在我看来，斯密的这些做法其实更加符合一名经济学家的本分。出于务实的角度，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理论其实是有界限、有前提假设的。如果超出了这个前提，那么理论就会不适用，就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重新进行权衡取舍。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选择成为自己理论的坚定捍卫者，而是做出了更为务实的选择。
再看斯密对“自利”的论述，尽管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斯密的这套理论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来看，斯密的理论显然是具有爆炸性的。他把政府和国王拉下了神坛，却把“自利”捧上了神坛。很多卫道士感到不满，认为这种公然宣扬自利的做法会败坏社会风貌；与此同时，很多贪婪自私的商人则为斯密鼓掌欢呼，认为斯密的这一观点正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并且为自己的那些“不道德”行为正了名。
但是，斯密真的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旗手吗？答案恐怕并非如此。我们在谈论斯密时必须注意，他除了是一位经济学家之外，还是一位伦理学家，并且首先是一位伦理学家。他对于著作《道德情操论》的重视恐怕还要高过《国富论》。事实上，直到去世之前，他都一直在修改《道德情操论》，以让它更加完善。
作为一位伦理学家，斯密显然不会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一点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得到了体现。他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斯密把他提到的这种本性称为“同情”。在他看来，由于有了同情的存在，人们在进行各种活动时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去着想，不至于太过损人利己。
当然，仅仅“同情”还不足以保证人们的道德。为了保证社会的良序运行，斯密在自己的伦理体系中引入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概念。在整部《道德情操论》中，“公正的旁观者”一词不断出现，但含义却不尽相同。它有时候指的是真实的人，有时候又指的是神明，或者我们内心应该有的道德准则。在斯密看来，一个人的行为，必须要符合“公正的旁观者”的判断。
当然，根据“公正的旁观者”含义的不同，尊重他们所对应的道德水准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只害怕那些作为旁观者的真实的人，那么他的行为只能说得上是合乎规范。但是，如果可以时时反躬自省，让行为通过自己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的审判，他的行为才可以被视为是正义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自利”，其实并不是一些人认识的那种彻底的自私，它的前提是要符合社会中的旁观者的判断，而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按照斯密的标准看，“自利”也只是不应该受到批判而已，还谈不上受到赞扬的程度。说斯密是一位自私的鼓吹者，其实并不确切。
相比于斯密的灰暗生活，凯恩斯的人生实在要精彩太多。14岁进入伊顿公学，19岁进入剑桥大学。毕业后通过文官考试，入职印度事务部。在政府任职三年后，辞官返回剑桥任教。此后陆续辗转于高校、政府部门，以及投资机构之间。作为官员，他参与过大政方针的制定，见证过众多历史时刻；作为投资者，他炒过股，赚过大钱；作为学者，他更是开宗立派，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他是一位教授，却不甘寂寞，热衷于在媒体上亮相；他据说是一位同性恋，却又能娶得娇妻，并能厮守到老。这样的人生，真可谓是哪一样都没有落下。
比起亚当·斯密，凯恩斯在经济学圈内遭遇的争议也要多得多。一方面，他的《通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凯恩斯主义”被很多人认为偏离了经济学一贯的自由放任传统，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开了先河。另一方面，在凯恩斯的学术生涯中，实在留下了太多的前后矛盾（当然，很多矛盾其实是人们的误解）。例如，在《货币论》中，他主张货币的稳定，而在《通论》中，他却成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者；又如，在早期著作中，他曾大力主张自由贸易，而在《通论》当中，他却用了很大篇幅为重商主义鸣冤叫屈……这些前后的不一致，着实让人很难理解。
如果我们不想简单地把凯恩斯理论的善变推到其双子座的特征上，就需要对其学术思想的来源进行追寻。
实际上，成为经济学家并不是凯恩斯的初衷。在年少时，凯恩斯的兴趣是数学，并且很早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在上大学之后，他很快就放弃了成为一名数学家的梦想，因为他发现这门学科根本无助于实现他解决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目的。在放弃了数学之后，他开始对伦理学着迷——这一点倒是和斯密的学术历程十分类似。他旁听了著名伦理学家摩尔的课程，还撰写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曾表示，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以及罗素的《数学原理》）对其影响甚大。
那么，对凯恩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摩尔在伦理学上究竟有什么主张呢？总体上讲，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善”，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摩尔的回答是，“善”是一个单纯的、独立的、不可分析和推理的概念。他批判了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关于“善”的观念，认为它其实混淆了“善”与“善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了一谈。对于第二个问题，摩尔则采用了一种归纳逻辑的思路，认为应当探究行为和行为效果之间的关联，选择那些可以最大化“善”的行为。
尽管从后来的发展看，凯恩斯并没有接受摩尔在伦理上的这些观点，但是在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却多少受到了摩尔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体现在凯恩斯对于功利主义的抛弃。与凯恩斯同时代，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们通常会习惯于将人的动机简化为一个抽象的效用函数，并将人的行为抽象为对这个效用函数进行最大化的过程，而凯恩斯则不喜欢这种思路。显然，他受到了摩尔区分“善”与“善的”行为的做法的启发，倾向于在分析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从人的心理动机入手。
这一点，在《通论》一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他在分析储蓄时，就考虑了八种动机：防范未然、远见、谨慎、追求进步、寻求独立、事业心、自豪感和贪财；在分析消费行为时指出了六种动机：享乐、短视、慷慨、不谨慎、虚荣和奢侈；而在分析流动性偏好时，则又区分了四种动机：收入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凯恩斯的著作中，分析的是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学者（例如唐·帕廷金）把凯恩斯理论简单视为一般均衡理论在宏观层面的一次应用，其实是对凯恩斯本人的一种严重误读。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凯恩斯不喜欢把人的动机看成一个抽象的函数，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数学公式很少——尽管在实际上，他在数学上面的造诣颇高。
第二个影响是，凯恩斯在摩尔学说的启发之下创立了自己的概率理论，而这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成为了他理论的哲学基础。
与《货币论》、《通论》相比，出版于1921年的《概率论》可谓是默默无闻，但实际上，凯恩斯在这本书上花费的精力恐怕要比其他著作大得多。
尽管从书名上看，这似乎是一部数学书，但实际上，它却是一部逻辑书。在书中，凯恩斯仿照摩尔对“善”的定义的方法，将“概率”理解为了一种不可定义的概念。在当时，学术界通常将概率理解为是一个客观的概念，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事物出现的频率，或者归纳的经验来推断概率——事实上，当时摩尔就持有第二种观点。在凯恩斯看来，这些认识显然没有抓住概率的本质。他认为，概率的本质是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更不可能用某个简单的数字来衡量。要理解概率，只能诉诸理性，而归纳得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为理性的信念提供参考，而不能成为概率本身。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抛一万次硬币，发现正面朝上的概率几乎为0.5，但我们可以认为，正面朝上的概率就是0.5吗？在凯恩斯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面对同样的信息，不同理性信念的人会做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凯恩斯的这个思路奇怪吗？或许是。但如果我们换一下名词，把“概率”换成“不确定性”，把“理性”换成“企业家精神”，就马上会得到一套人们更为熟悉的学说。是的，这套理论就是法兰克·奈特的理论（恰好，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也出版于1921年）。现在的很多学者乐于抨击凯恩斯，而习惯于把奈特作为凯恩斯的反面搬出来，但事实上在当时，奈特本人的观点却和凯恩斯十分类似。
当然，凯恩斯关于概率的观点在当时也受到了不少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就是法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熟悉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朋友应该会十分熟悉这个名字。这位天才只活了28岁，一生只发表了两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但这两篇论文却奠定了经济增长和税收这两个领域的基础。在《概率论》出版时，拉姆齐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尽管凯恩斯算是他的老师，但他却对凯恩斯的理论十分不认同。在他看来，人们只要通过实践，就可以揭示出真正的概率。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发表了这一观点，还将其整理成为了论文。据说，拉姆齐的攻击让凯恩斯无言以对，不过在我看来，凯恩斯的这种状态恐怕更多地是出于谦逊。从后来的实践看，凯恩斯并没有接受拉姆齐的批评。
那么，凯恩斯和拉姆齐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呢？或许，我们很难就此分出一个所以然来。事实上，凯恩斯和拉姆齐代表的是两种哲学观——对于这个世界，凯恩斯其实像休谟一样，更多地抱有一种不可知论态度，而年少气盛的拉姆齐则更多是一种可知论。这两种哲学观在政策上的体现是，凯恩斯更为谨慎，在他看来，在必要时引入政府的干预，其实只是为了增强人们的理性能力，在政府的帮助之下，归根到底还是要人自己来发挥作用。由于不同时刻的经济冲击是不一样的，人们面对的问题不同，因此政府也需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帮助人们应对风险，而这种不同，就导致了凯恩斯在政策主张上的善变。相比于凯恩斯，拉姆齐对政策的主张则更为自信——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两篇经济学论文中可见一斑。这两篇文章都用了严格的数学推导，体现出了满满的掌控经济的信念。从这个角度看，有人将凯恩斯归于一个“致命的自负”者，其实是不太妥当的，至少相比于拉姆齐及其后继者来说，凯恩斯只能算是一个怀疑派。
现在，我们说到政府进行财政扩张，或者央行进行货币扩张时，都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瞧，他们又要搞凯恩斯那一套了！”好像凯恩斯在宏观政策上的主张就是积极扩张。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会将诸如管制、行政垄断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归为凯恩斯的理论。但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在我个人看来，凯恩斯本质上应该是一个自由经济的爱好者。如果整个经济能像斯密所说的那样，在个人自利的驱动之下，成功达成市场的扩大、分工的演化、资本的积累、国民财富的增进……那么，这一切就真是太好不过了。但在现实中，斯密预言的伊甸园并不会总是存在，由于各种不可琢磨的因素，经济总会受到干扰。举例来说，企业家们是否进行投资，进行多少投资，都要视对未来的判断来进行。但这些判断的基础，其实是不可测算的概率，而最后进行选择的，却是难以捉摸的“动物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出错。如果一个人出错，判断失误，那么没问题，市场会自动地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如果市场上企业集体出错，那么市场本身就难以纠正了，这个时候，诉诸于政府的力量就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诚然，政府的决策不能减少经济的不确定，但是政府的介入却能够起到凝聚共识，提升人们理性能力的作用，而这毫无疑问是能够帮助处于麻烦中的人们尽快走出困境的。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诉诸政府的力量，并不等于就是积极主张政府的干预。在那篇被人们解读为政府干预主义檄文的名篇《自由放任的终结》中，凯恩斯就指出：“政府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干预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
而在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上，凯恩斯表现得也非常谨慎。举例来说，凯恩斯在《通论》中曾经分析过用公共投资来破解危机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在现实中被很多人“吐槽”。一些批评者认为，凯恩斯的这一观点完全是一种“破窗理论”，它忽略了巴师夏所说的“看不见的成本”，从而忽视了政策对经济整体带来的影响。但事实上，如果批评者真正读过《通论》，就会发现凯恩斯在讨论这个观点时非常地小心。他不时地提醒人们，像“乘数”这些经济概念只是一种猜想，是在十分严格的理论条件下才能得到的。应用这些概念时，一定要小心评估政策对其他投资的挤出，要小心政策对乘数本身带来的影响，权衡利弊之后方能推行政策。
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下词频分析，就会发现凯恩斯在引入“政府”这个概念时，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疑虑。我曾用一个英文的《通论》PDF文件搜索过“government”出现的次数，结果发现在整本书里，这个词出现的数量总共不过二十多次，其中还有几次是出现在编者加的前言中的。而在所有出现的词汇中，其实大多数都被用来指称某一个具体的政府（例如美国政府），讲到政府应该怎么做的，其实很少。这种用词上的回避，或许可以从侧面佐证凯恩斯对于政府的态度。有趣的是，我还用一个中文版的《通论》PDF搜索了“政府”一词，结果发现出现的结果有两百多次。对照之下，其实原文中的Public一词都被译成了政府——尽管这样的译法可能反应了译者的习惯，但或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印象当中的凯恩斯理论应该是什么样。
两位经济巨匠竟在同一天生日，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但也或许是一种必然。上天或许在冥冥之中就要告诉我们，经济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只是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尽管斯密和凯恩斯都早已不在人间，但我相信，只要人们还要争论经济问题，还要制定经济政策，就很难走出这对“双子星”的影子。或许是出于记忆的需要，这两位巨人一直都以一种标签的形式存在——斯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而凯恩斯则是他的对立派。不过，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其实斯密并不是那么拒绝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也绝不是什么干预主义的旗手。事实上，从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种务实的，能根据具体经济问题，及时调整自我的态度，而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面对各种经济问题，简单地喊一下支持其中某一方，反对其中某一方是十分容易，但也十分廉价。而要和两位先哲一样，面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则是一件难事。
与此同时，或许两位先哲的生平和经历还能够告诉我们一点，那就是：经济学其实应该被视为是伦理学的一个衍生，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我们所秉承的决不能只有冷冰冰的理性，而更应该有一份温情。
（本文原标题为《经济学的“双子星”：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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