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赛先生
导读
2020年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上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和不足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在应对新冠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有缺乏科学知识的政客在煽动极端无知的观点，而且还会有不少拥趸推波助澜。
当然，2020年也带来非常巨大的正面成果，那就是展示了人类科学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发展的突飞猛进，疫情的压力被迅速转化成研制疫苗的动力，原本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作，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在多个国家十几个团队取得了突破。
恰恰是这种科学的胜利与反科学的喧嚣之间的矛盾，让人觉得现在到了该重新认识赛先生的时候了。即使科学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突破，即使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和知识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整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理性，相反观念上更加两极分化，越来越缺乏对复杂问题的理性讨论，一言不合就怼回去，成了常态。
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极端和偏激，每个人都更容易构建自己的过滤泡，只接收自己认同的信息，每个人也更容易陷入到自己的回音室之中，只与同类人为伍，听到同类人的声音。这是全部的原因么？因为信息很多，但缺乏流动，每个圈层的人并不了解其他圈层的声音？事实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新书《Think Again》（重新思考）中提出，思想的两极分化与理性思考和讨论的不足，不仅仅因为社交媒体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过滤泡和回音室，也因为社交媒体让操纵信息与讨论变得更加容易，让更多人成为舆论的操纵者。
他把舆论的操纵者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布道者，对自己相信的毫不质疑，希望用虔诚的布道来影响感化别人，却从不会挑战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的错误认知。第二类是控诉者，总是想在他人想法中找寻事实和逻辑的破绽，希望抓住把柄之后一点突破，批驳他人的观点，以扳倒他人为乐。第三类是西方的政客，或者说是短视的墙头草，根据选民的需求而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并不在意自己相信什么，或者政策的优劣对错——甚至可以假设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多少坚持的想法——最重要的考量点是能否会得到选民的支持，赢得选战。
当然，还有第四类人，那就是赛先生，坚持科学方法的人，他们拥有真正面对复杂问题时应抱有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任何问题，都需要提出假设，做实验，验证或者证伪。在赛先生面前，没有什么想法和理论是不可以被证伪的，一旦事实否定了自己曾经抱持的想法，就需要重新思考、否定自己，从而能不断去求真务实。
如何能从自以为站在道德优势地位上的说教，寻找有利于我的事实之下的控辩，以及闻风而动推波助澜的人云亦云中跳出，进入到赛先生的世界，是摆在许多人面前的挑战。在赛先生的世界中，需要开放的心态、需要做好准备很多实验的结果常常没有明确的定论、需要有能力挑战权威、保持质疑的精神、也需要在全新事实面前敢于否定自己曾经坚持的想法。只有在赛先生的世界中，才会发现世界的复杂，而只有理解世界的复杂，才会做好改变自己认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准备。
信息爆炸的时代，会催生不少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对这些人，最好的沟通方式让给他们做一次“厕所测验”。
厕所测验很简单，只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厕所的工作原理么？很多人都会大言不惭地说，这还不简单。然后接着问三个比较具体的问题：请描述一下家里的抽水马桶的工作原理？小区的下水道是怎么运作的？一个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又是怎么运作的？大多数“无所不知的人”在这些具体的问题面前都会抓瞎。
厕所测验的目的并不是要挑衅，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局限，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很多我们自以为知道的知识，其实中间有不少断层和断档，我们相信的东西很多时候经不起推敲。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就曾经说过：你永远不可能懂得所有事情，当一个人什么都懂的时候，他一定是疯了。
厕所测验也教会了我们在相互沟通时可以向“赛先生”学习的第一步：多问怎么做的问题，少问为什么要做的问题。比如盖茨在新书《气候变暖与人类未来》中就采取了非常科学的态度，他并没有开宗明义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应对气候变暖，因为这样就特别容易陷入与布道者和控诉者的口水战。在美国，否认气候变暖的人大有人在。他的选择，也是胡适所推崇的，是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首先给到底哪些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源头排个序，然后讨论怎么减排。
向赛先生学习的第二步是坚持质疑的精神。社交媒体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也加剧了假新闻的危害。怎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仍然保持定力，不去人云亦云，也不被各种节奏带偏？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质疑的精神。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禀赋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撼动的“狗屎检测器”。
海明威的这句话其实讲了三层意思：我们对于信息不能照单全收，而是需要仔细辨别，有质疑和思辨的能力；我们不要因为信息来源于权力或者很受欢迎，就误认为它一定真实可靠，在任何时候都要能够质疑权威；我们也千万不能把信息的发布者误认为信息的来源，需要有刨根问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敢于否定自己，才能成长
格兰特最崇拜的一名老师，每年选择教一门新课。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很简单：他不太希望年复一年教同一门课，课程可能变得越来越包装华丽，里面的内容陈旧了却不自知。同时，每年教一门新课也是给自己提出全新的挑战，更符合目前特别流行的教学相长。他希望不仅教授学生知识，也和学生分享自己探索知识的过程。
格兰特自己也有一个要求，虽然每年在沃顿商学院教授同一门课，但是至少要扔掉20%的知识，迫使自己推陈出新。
这就引出了向赛先生学习的第三步：敢于否定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只有敢于否定自己，不断否定自己，才能真正成长。承认犯错，在新的事实和研究面前改变观点，是终身学习的要义。诺奖经济学家丹尼尔·卡曼（Daniel Karhman）有句名言——犯错是唯一我确定自己学到新东西的方式——点出了从错误中成长的要义。
贝索斯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首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认知局限，善于倾听，善于从别人那里汲取新观点和新想法。他曾经说过，那些花很多时间倾听的人做出正确选择的几率会更高，因为他们经常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不能经常改变自己的想法，就一定会经常犯错。
贝索斯的这句话也讲了两层意思。
首先是倾听的重要性，在知识加速迭代的世界，能够从他人，从专业人士，从其他领域内的牛人那里学到新东西很重要，而学到新东西就需要淘汰旧思想。思想的改变，也就是思想的新陈代谢，来自两方面推手：一种是科技的进步带来全新的可能性；一种是新的研究和新的数据推翻了之前的判断和结论。
其次是改变的重要性，如果你不能因时而变，从善如流，那么你就可能屡屡犯错。变则通，在剧变的世界，唯有善于改变，才能成功。
从贝索斯的例子也可以引申到终身学习的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不断去学习新东西，跟上技术的变化，不被时代所淘汰，始终保持好奇心，善于进入新领域；另一个层次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认知，没有执念，用科学方法来理解新事物和新观念，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新知层出不穷的当下，理解终生学习的第一个层次——求新——不难，难在抛弃旧知识和执念。外部环境变化给人最大的挑战是知识折旧的速度加快，只有敢于去旧，才能更好地求新。
科学不是为了追求圣杯
霍金是物理学界的明星人物。霍金最突出的成就是对黑洞的研究，他非常希望将量子计算与相对论统一成一套终极的物理理论。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他变成了一个跨领域的评论家，一个话题的发起者和点评者，比如在2017年通用型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取代人类议题上，他和盖茨是两个敲响警钟的人。尽管经常被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但并不妨碍霍金的观点被主流媒体所推波助澜。
霍金代表了一种商业对科学渗透之后的现象。它告诉我们，科学并不是超脱于俗世之外的净土，科学家也不能与与科学思想划等号。自从1988年霍金的代表作《时间简史》成为现象级的科普读物，光英文原版就出售了一千万册之后，霍金就变成了一个符号，身残志坚不断探索科学圣杯的符号，而这一符号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霍金也很乐意扮演自己的角色与商业共谋，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因为仅只是维持他的生命就需要耗费巨资。
但如果因为包装，就把霍金想象成为追寻科学终极理论圣杯的斗士，则是对科学的误读。科学精神并不是要追寻什么圣杯，也不是为了找到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理论，而是对真的不断求索和对问题的不断质疑。
可惜的是，过去二十年，科学界的这种商业化变得日益激烈。
贯穿新书《The Code Break》（密码破解者）的，是基因编辑CRISPR技术的两大创造者杜德纳（Jeniffer Doudna）和华裔科学家麻省剑桥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张锋之间的竞争。杜德纳是CRISPR可以用于基因编辑的发现者，并在试管中完成了实验，但是没有在真核细胞和人类细胞中展开实验。当她的论文发表之后，各路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谁第一个完成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实验，谁就有机会不仅获得名望，而且成为基因编辑商业化的受益者。张锋是第一个在人类细胞上尝试这项技术的科学家。
杜德纳和法国女科学家沙尔庞捷因为发现CRISPR而获得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诺贝尔奖通常会颁给三位科学家的惯例，张锋与诺奖失之交臂就更引发了更多讨论。这种纷争凸显了商业、投资、创业对科研渗透带来的变化。
1952年，当索尔克发明小儿麻痹症疫苗，他根本没有想过去申请专利，因为这是造福人类的发明；1970年代，当转基因技术发明之后，科学家也并没有忙于创立公司，而是召开了第一次基因界的大会，讨论是否需要对改变生物基因构造的科研，即人可能扮演“上帝”角色，设定边界和规则。
但CRISPR发明之后，却引发了一系列专利权的争夺。硅谷文化对美国东西两岸学界的影响已经很深远，一旦出现好的发现，科学家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创建公司，引入投资人，招募专业管理团队，找出赚钱的应用场景，甚至在他们撰写的论文最后，也都会对潜在的商业应用场景有前瞻式的描述。
新的成功算式变成了“基础科学研究+专利律师+风险投资=独角兽”，科学家也成了风口上的弄潮儿。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科学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多重心被放在了惊人的研究、明星效应、国家之间的竞争，抢先成为第一人之上。这也是驱使贺建奎在2018年展开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主因。
这也意味着科学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合作越来越难。
杜德纳团队与张锋团队之间的竞争，以及他们背后的两所院校之间在CRISPR领域内争取第一的竞争，以及之后的专利之争，最具代表性。很多竞争演化成为谁最先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而且一旦一方风闻另一方有所突破之后，可以“不择手段”加速自己论文的发表。这种竞争的升级背后是名与利的推动，已经越来越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这种竞争的体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大学也加入了名利的角逐之中，因为任何潜在的发明一旦商用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规定：发明者可以影响科技未来如何被授权使用，而且可以享受三分之一的专利收入。
回归好奇心的世界
幸运的是，新冠让科学家们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利用CRISPR快速检验新冠病毒，利用基因编辑工具帮助人类对新冠和其他病毒产生免疫力，这是基因编辑工具最基本的应用场景，无论是杜德纳还是张锋过去一年都忙于实验与开拓，也都在这一领域内有不少的创建。新冠的紧迫感让他们之间开展合作以及与其他跨领域的研究者的合作变得更为重要，也让科学家的合作回归到了开源、协作、共享的道路上来。
新冠给科学界带来的最大礼物，是让科学家意识到他们职业的崇高之处，不在于谁是发现的第一人，谁靠发明赚取了第一桶金，而是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是应用科研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科学发现的基础是好奇心，是相互协作，绝对不是金钱和名利的诱惑。科学也需要贯彻长期主义，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成果。我们在记住那些“偶然”获得阶段性突破的名人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那些同样做出大量工作和贡献的同时代人。这一点杜德纳和张峰很清楚。确切地说，CRISPR不是他们俩人中的任何一个发现的。CRISPR的发现源于许多名科学家的好奇心和偶然的运气。CRISPR究其根源，是细菌在防御病毒攻击中亿万年形成的一种复制编辑的手段，让细菌产生免疫力。
新冠也推动生物科学成为下一个新边疆。
人类在过去一百年，在三个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一个是物理学，在原子层面取得了突破，制造出了原子弹；一个是数字科学，令比特（也就是0/1）改变了世界；最新的一个则是基因科学，连接化学和生物，探索生命的奥秘，在DNA/RNA的层面解码生命科学。
数字世界的发展，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贡献：创造与应用和商业化的巨大成功推动了摩尔定律；计算机走入家庭之后营造的极客文化；普通人可以应用之后的网络效应。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也需要这几方面的发展：新冠已经让人们对CRISPR基因编辑的作用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依靠mRNA研制新疫苗带来的突破性；更多年轻人会对生物技术感兴趣，DIY的实验设备也会让更多年轻人着迷；而随着可穿戴以及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的融合，每个人都可能在家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实验，网络效应推动生物医学应用的大发展。
不过，制造mRNA疫苗的生化公司莫德纳（Moderna）的董事长阿法言（Noubar Afeyan）也指出，生物化学和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与高科技企业平台化和寡头化不同，生物化学领域内的游戏规则不是赢家通吃，甚至不是简单比拼速度，科研相互之间依赖性更强，更需要协作共赢。
这恰恰是重新认识赛先生的关键点，科学精神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的不断求索，而新冠带给人类的最大启示是敢于跨越！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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