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金马奖展映片 | 《我们这样拍电影》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i0350l3c871本文首发原稿来自Doco纪录影院 (doc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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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本年度金马奖的余温，Doco君特推这部号称“包罗台湾新电影20年”的纪录片，90分钟让你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跳跃至《我的少女时代》，从台湾新生代商业导演追溯至艺术大师杨德昌、侯孝贤，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Doco导读
本片原名为《白鸽计划：台湾新电影二十年》，是台籍导演萧菊贞受釜山影展官宣所托，为其系列专题「亚洲电影力量」所拍摄的特别纪录片。影片透过访问导演、制片、摄影师等各界人士，一一爬梳了台湾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浪潮”、“新电影”的概念引领下，电影从业人员面临着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所制作影像里反映出来的社会脉动。可以说，本片是一部浓缩于90分钟的台湾当代电影演化史，侯孝贤、张艾嘉、蔡明亮、王小棣、魏德圣、钮承泽，一众影坛大咖亲口向你讲述台湾电影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彷徨与光明”。
图文详解
“在艰难的现实环境中，奋力地想要开出一朵花。”萧菊贞的题记道出了台湾电影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诡谲的社会变革、崛起的大陆市场之双重冲击下，愈来愈萎靡不振的困境。可从70年代的年产200部骤减至2001年的年产10余部一窥其颓势。不单是产量上令人堪忧，台湾本土电影在内容制作层面的粗鄙僵化，也让口味越来越挑剔的受众弃其如敝屣，“没有人愿意花钱进电影院看国语片”、“国片已死”，在这样的唱衰中何去何从成为了台湾电影人亟待解决的生存问题。
1985年是一个值得载入电影史册的年份，就是在这一年，在台湾本土电影萧索的大背景下，却同年上映了两部重量级佳片，一是杨德昌的《青梅竹马》 、二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这两位发力的新导演借鉴“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纪录性的拍摄手法及崇尚真实的思想内核，摒弃了之前本土影像里喜好凭空捏造及矫揉造作的习气，转而将目光关照在台湾的社会现实与人情风土，所制作出来的电影也迸发出一股新鲜的躁动与活力。
像在《青梅竹马》里有一幕，一群年轻人大半夜在总统府前飙车，而导演杨德昌在这个场景中用移镜头扫视了一番这座代表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物，其文本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可谓是从视觉隐语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对那段于台湾人民而言讳莫如深的历史之回眸。
正是这种大而无畏又先锋前卫的拍摄方式，让一众新生代导演如被醍醐灌顶、恍然大悟，“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自此，以写实为美学的台湾新电影开始兴盛，诞生了上面提及到的“双子（侯孝贤、杨德昌）”和陈坤厚、万仁等大艺术家，期间的代表作每一个也是赫赫有名——《儿子的大玩偶》、《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悲情城市》、《一一》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这群新电影人在1982-1986五年间作为一个整体贡献出了52部影片，他们对台湾自近现代以来漂泊状态的呈现及出路的质询，是构成台湾新社会当代话语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90年代蔡明亮导演的“出世”，则在沿袭“新电影”原则的基础上，将提倡个体生命的“现代主义”与之相结合，切入更为寓言化和尖锐的视角，来挖掘台湾都市一代的“新迷茫”与“新困惑”，他也就此成为了与侯孝贤这类新电影人在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异”的新新电影人。这两代电影人之间形成的差异恰恰证明了台湾本土电影自我革新的代代相传与成功，再回望80年代初的“危在旦夕”，不禁要为他们的毅力与勇气喝彩。正如一位影评人所说，“当初杨德昌、侯孝贤等一批电影人把光给了台湾，没想到这些看似飘摇的光线至今仍令人炫目，而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
想必今年的金马奖组委会也对“那束光”念念不忘，所以再次让小四（《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主角，由张震饰演）手持电筒照亮预示着未来的浩瀚星空。作为当年台湾新电影的推波助澜者，组委会主席张艾嘉深知“漫漫电影路，灯塔不可或缺”。
本片在回溯台湾新电影的历程中，也不忘对更新一代的年轻导演进行肖像描写。他们与老一辈相比，更具有商业头脑、也更深谙市场套路。他们紧抓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契机，不遗余力地输出以“年轻、小清新、避敏感”为符号的小妞式影片，一经放映深得两岸的“专宠”。而这些年轻导演们，在瞬息万变的电影市场与自身艺术坚持之间的博弈中，能否走出一条超越前人的路，是他们日后需要在实践里刻苦钻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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