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青谭》系列9：​教育是个平常事

日日新戏剧节一瞥

　　提要：教育，回到生活，回到常识，回到家里。首先我们自己学会遵守公共道德，然后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其次，要劳动。再次，鼓励、协助孩子克服困难，接受孩子受委屈。最后，自己充实地、有信念地、持久地追求幸福生活。

教育是个平常事

■张冬青

　　由于我们成年人（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成年人）在成长期受到过很多压制，都觉得没有成为自己，而是成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者或失败者。成人以后，我们幸运地赶上了以解放个性、寻找自我为主题的现代文化思潮，幸运地成为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批人。在我们成为父母后，有了大致两类分化：一类继续成为高压父母，让儿女延续自己的成功模式；一类开始反思、反叛传统教育模式，希望儿女站在自己的肩头进到自由境界。后者是觉知力强的理想主义者，获得经济独立后开始寻找并确立自我，敢于践行自己的愿望。尤其在儿女的教育上，这一类父母珍惜孩子给予自己的成长机会，积极学习，通过养育孩子修复自己营养不良的身心。

　　行动需要激情，但其实，行动更需要理性。新社会以来，由于革命的需要，全社会信仰唯物主义。强烈的对于异己的仇视与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每一个人的文化底色。社会失去常识，人们失去理性。也因此，我们总是在过正地矫枉，忽左忽右，非理性地是此非彼，造成极大的社会成本和个体生命成本的浪费。

　　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家长们一方面希望让孩子有个快乐、自由的童年；希望通过满足孩子的愿望来尊重孩子，使孩子获得安全感；希望孩子不被压抑而拥有独立人格；希望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无条件的允许；希望赋予孩子选择权使他们从小学会选择……另一方面，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充满疑惑，比如疑惑自由与规则的关系、自我与任性的关系、选择权的大小关系、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等等。

　　其实，人类的经验早已厘清这些问题，何用疑惑？自由本身就是包含规则的，自我完善的人不会任性，选择就要承担，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之所以疑惑，是潜意识里只想要自由不想要规则，只想由着自己而不想约束自己，只想选择不想承担选择的结果，只想要权利不想要责任。给予孩子前者，便是给予爱，否则，便是压制个性。这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

　　家长们唯恐落下压制之名，一味地去“爱”孩子，同时通过“爱”孩子来自我哺育，陶醉于自我感动之中。殊不知，此种做法埋下的祸患是：孩子自我中心，过于在乎自己的感受，敏感脆弱；孩子不能约束自己，不守公德，不被环境欢迎；没有理性，永远是“我想、我要”而不接受“我应该”；没有意志力，过于在乎兴趣，遇困难则退；视野窄，因为老戴着“我”这副墨镜。

　　怎么办？少谈些主义，少学点心理。“主义”是理论家们的事业，“心理”是心理学家们的职业，家长们热衷于进补（一知半解地）它们的时候往往丢掉了作为父母的天性和本能。现代的人，大脑过于发达，信息营养过剩，知识拥挤不堪，心灵却干涸枯索，造成爱的心力不足，于是用大脑去爱，用概念去爱，就像吃钙片补钙一样。不是反对父母学习，若要学习，就深入去学，好好研究，一本一本地看书，而不是一次一次地听讲座，参加各种工作坊，读理论贩卖者熬制的鸡汤文。

　　父母组成一个家庭，就要构建家庭文化，累积家族荣誉。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人追求了。革命告诉我们，一切历史的都是应该打倒的，父母也是可以打倒的，爹娘之亲不如领袖之亲，爸妈之爱不如组织之爱。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人都被这样洗礼过，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守常识的时代。社会不守常识，人们的德行便没有界限，污水四溢。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开放带来新生，曾经以为有机会归正，却又陷入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景象中。在发展的混乱中，孩子们一个一个降生，父母来不及准备好，只好与孩子一起成长。好吧，一起成长，从生活开始。首先我们自己学会遵守公共道德，然后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坐卧行走有教养。其次，要劳动。人一旦脱离劳动、脱离自然就会不健康。自然让人宁静豁达，劳动使人自信坚毅。再次，鼓励、协助孩子克服困难，接受孩子受委屈。不要虚与委蛇地“孩子你真棒！”“你能行！”“你最勇敢了！”捧杀孩子。最后，自己充实地、有信念地、持久地追求幸福生活。我们愿意豪掷人民币让孩子东学西学，殊不知自己就是孩子的榜样。

　　教育，回到生活，回到常识，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