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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九州】如何安放我们的心(二)

2014-02-24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心总爱离开身向外跑,总是偷闲随便逛,一逛就逛进了所谓神之国。在人类文化历史的演进中,宗教是早有端倪,而且早有基础了。肉体是指的身,灵魂是指的心。心想摆脱身之束缚,逃避为身生活之奴役,自寻它本身心的生活,神的天国是它想望的乐土。任何宗教,都想死后灵魂进天堂。不说有灵魂的佛教,则主张无生,憧憬涅槃。总之,都在厌弃身生活,鄙薄身生活,认身生活为尘俗、污秽、罪恶。心老想脱离身,而宣告它自己的自由与独立。但远从禽兽起,心本附丽于身而始有。若使真脱离了身,心又从何处见?心又当向何处觅?它因供身役使太久了,它此刻已有了自觉,它总不甘长为婢仆,它总想自作主人。它凭着自己的才能与智慧,它不断地怠工旷职。只要是深信宗教的人,他总会不太注意自己的身生活,甚至虐待身,毁伤身,好让身生活早告结束,来盼望自由的心生活早告开始。结果才有人类文化史上像西洋历史中所谓黑暗时期之出现。

  心离开身,向外闲逛,一逛又逛进了所谓物之邦。科学的萌芽,也就远从人类文化历史之早期便有了。本来要求身生活之安全与丰足,时时要役使心,向物打交道。但心与物的交涉经历了相当久,心便也闯进了物的神秘之内圈,发现了物的种种变态与内情。心的智慧,在这里,又遇见了它自己所喜悦,获得了它自己之满足。它不顾身生活,一意向前跑,跑进物世界,结果对于身生活,也会无益而有害。

  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像老子那一类古老的陈言,此刻我们不用再说了。但试问科学发明,日新而月异,层出而无穷,何尝是都为着身生活?大规模的出产狂,无限止的企业狂,专翻新花样的发明狂,其实是心生活在自找出路,自谋怡悦。若论对于身生活,有些处已是锦上添花,有些处则是画蛇添足,而有些处竟是自找苦恼。至于像原子弹与氢气弹,那些集体杀人的利器之新发明,究竟该咒詈,还是该赞颂,我们姑且留待下一代人类来评判。此刻我们所要指述者,乃是人类自有其文化历史以后的生活,显然和一般动物不同,身生活之外,又有了心生活,而心生活之重要逐步在超越过身生活。而今天的我们,显然已不在如何保养我们身的问题上,而已转移到如何安放我们的心的问题上,这是本文一个主要的论题。


  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相传达摩祖师东来,中国僧人慧可亲在达摩前,自断一手臂,哀求达摩教他如何安他自己的心。慧可这一问,却问到了人类自有文化历史以来真问题之真核心。至少这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人人所有的问题,是人人日常所必然遇见,而且各已深切感到的问题。达摩说:你试拿心来,我当为你安。慧可突然感到拿不到这心,于是对自己那问题,不免爽然若失了。其实达摩的解答,有一些诡谲。心虽拿不到,我心之感有不安是真的。禅宗的祖师们,并不曾真实解决了人类这问题。禅宗的祖师们,教人试觅心。以心觅心,正如骑驴寻驴。心便在这里,此刻叫你把此心去再觅心,于是证实了他们无心的主张,那是一种欺人的把戏。所以禅宗虽曾盛行了一时,人类还是在要求如何安放心。

  宋代的道学先生们,又教我们心要放在腔子里,那是不错的。但心的腔子是什么呢?我想该就是我们的身。心总想离开身,往外跑。跑出腔子,飘飘荡荡,会没有个安放处。何止是没有安放?没有了身,必然会没有心。但人类的心,早已不愿常为仆役,早已不愿仅供身生活作驱遣。而且身生活其实也是易满足,易安排。人类的心,早已为身生活安排下了一种过得去的生活了。身生活已得满足,也不再要驱遣心。心闲着无事,那能禁止它向外跑。人类为要安排身生活,早已常常驱遣它向外跑,此刻它已向外跑惯了。身常驱遣心,要它向外跑,跑惯了,再也关不住。然则如何又教人心要放在腔子里?

  这番道理说来却话长。人类心不比禽兽心,它已不愿为形役,它要自作主,这是人类之所异于禽兽处,这是人类文化之所贵。这一层,谁也不反对。但我们该知道,心寄于身而始有,心纵不愿为形役,但心与身之间,该如鹣鹣鲽鲽,该如连理木,如同命鸟。它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有则同有,灭则同灭。心至少应该时时亲近身,照顾身。心必先常放在腔子里,才能跑出腔子外。若游离了腔子,它不仅将如游子之无归,而且会烟消云散,自失其存在。

  然而不幸人类之心,又时时真会想游离其腔子,宗教便是其一例,科学也是其一例。宗教可以发泄心的情感,科学可以展开心的理智,要叫心不向这两面跑,正如一个孩子已走出了大门,已见过了世界,他心里真生欢喜,你要把他再关进大门,使如牢囚般坐定在家中,那非使他发狂,使他抑郁而病而死,那又何苦呢?但那孩子跑遍了世界,还该记得有个家,有个他的归宿安顿处。否则又将会如幽魂般,到处飘荡,无着无落,无亲无靠,依然会发狂,依然会抑郁而病而死的。中世纪的西方,心跑向天国太远了,太脱离了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历史上,才有一段所谓黑暗时期的出现。此刻若一向跑进物之邦,跑进物世界,跑得太深太远,再不回头顾到它自己的家,人类历史又会引致它到达一个科学文明的新黑暗时期。这景象快在眼前了,稍有远眼光的人,也会看见那一个黑影已隐约在面前。这是我们当身事,还待细说吗?

 未完待续~~

附: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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