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九州】《徐复观全集》好文先睹为快：文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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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问题的关系。

一

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而文学，这是东西艺术、文学的主流。人生不是孤立的，每一个人必生长于社会群体之中；真正的文学，是对人生的批评，是对人生的开辟。批评得愈切，开辟得愈深，即愈可以证明人生是与社会同在，与其国家民族同在。所以为人生而文学，实际也即是为社会而文学，为其国家民族而文学。

在被开辟出来的人生主观中，常常即是客观社会得到照明、得到关切的主客交流之地。所以文学家所深切感到人生问题，必然地，同时即是社会问题，即是国家民族问题。一个诗人，尽管只歌咏个人的哀乐，但若歌咏出来而可称为文学，则他个人的哀乐，必不期然而然地通于社会国家的哀乐。把自己深切所感到的人生社会问题，挟着深厚的“同感”，以艺术性的文字媒介表现了出来，这即是文学。其中表现得更具象化、更形象化的，要算诗与小说这类的纯文学。问题表现出来了，同时也即是在社会之前被照明了。

于是文学家之所感，也可给社会以感染的作用，因而使社会也能感到同样的问题的存在。有的人生、社会的问题，只要被表现出来而发生感染的作用，更进一步发生熏陶苏醒的作用，问题也即得到解决了。若问题的自身只能由文学家提出，但并不能由文学家解决时，则由文学家的提出而使社会感到问题的存在。这也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并且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源的一步。真正的文学家，便是人生问题的解决，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提供这最根源性的第一步。

文学是以自由意志为中心的活动，政治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活动。权力不一定是坏的，但权力与私人的权力欲望结合在一起，倒必然是坏的，所以西方有人以政治为人类无可避免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随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多是环绕着政治所发生的。但此一罪恶之所以无法避免，乃系人类必在集体中始能生活。有集体生活，便不能不有政治，政治的基本目的，本在于解决集体生活中的共同问题。作为一个值得称为政治家的人，应当是能发现集体生活中的问题，而企图通过权力予以解决的人。

因此，政治家与文学家，有共同的对象——作为集体生活实体的社会、国家、民族；有共同的课题——对那些无穷无尽的问题的解决；并且有共同的心灵——对那些问题，能思能感的心灵。不过，文学家是通过文字的艺术性以作精神上的解决，而政治家则通过权力运用上的艺术性以作行为上的解决。若以文学家所提供的解决，是最根源性的第一步，则政治家所提供的解决，是决定性的第二步。

这里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有的问题，只能由文学家去加以发现，而无法甚至也不应当由政治家在政治上加以发现。有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加以解决，而无法甚至也不应当由政治家在政治上加以解决。这是历史上的文学家毕竟要伟大过政治家的原因之所在。

但就对社会、国家、民族而言，文学与政治，依实是在分工中的合作。文学与政治合作最密切而最自然的时代，乃出现在为求民族国家的基本生存而对外作悲惨的自卫战争的时代。因为此一时代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所思所感，都集中到同一对象之上。在民族悲惨的自卫战争中而无动于衷，这种人实际已下侪于禽兽，更进而以手上所掌握的工具去帮助、鼓励敌人对自己民族的屠杀，这便连禽兽也不如。认定这种人会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等于认定较禽兽还低一等的动物会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一样。只有与汉奸同其厚黑的某文艺团体的领导人，才会如此。由上面的分析，应当可以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轮廓性的了解。

二

但文学与政治互相关连的形态，常由政治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政治形态，若暂时分为专制与民主两大类，则政治与文学在专制政治之下，常常形成直接关连的形态，而在民主政治下，则自然会形成间接关连的形态。

历史上的专制政治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没有可以与政府发生制衡作用的社会力量，所以政治的权力，便君临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上，给各种社会生活以强制性的影响。生在专制政治下的文学家，要离开政治的影响以感受人生、社会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专制政治下的文学家，纵然只想触着人生而不想触着政治，但随触着程度的深刻化，便自然会浮出政治的阴影。

于是为人生、为社会，而与专制政治相抗争的文学家，其作品固然与政治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连。即使有的文学家对政治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逃避向酒，逃避向自然，逃避向神仙，但只要值得称为文学家，他的作品值得称为文学，便同样在他们所歌咏的酒，歌咏的自然、神仙中，可以嗅得出政治的悲凉气味。因为没有善感的心灵，便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有善感的心灵，而对政治权力以压倒一切之势所加于社会的影响，是没有方法可以无动于衷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严格地说来，在专制政治下的文学家，都是悲剧的命运。甚至可以用悲剧性的大小，作为测度他们作品成就大小的标准。这中间很少有例外。我们只要想到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黄山谷这一般人的结果，便应当不反对这一结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穷”，我们不妨限定在专制政治之下，作深一层去领会。

三

若从政治的这一面来看，由政治关系而造成文学的悲剧命运，对文学家而言，是以他及身的现世的悲剧，换取了对人类的心灵的启发与生命力的净化和充实，这是悲剧中的建设性。可是对政治人物而言，对政治人物所担当的时代而言，也必然会得到更深刻的悲剧，并且这只能是负号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悲剧。

也有在专制鼎盛时期的有为之君，想牢笼文学家以光大夸饰自己的功业，有如西汉武帝，便是一个明显的典型。在此种情形之下，文学家似乎可以逃出悲剧的命运。可是扬雄批评当时文人所作的赋，是“讽一而劝百”，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作品，只尽到文学所应尽的百分之一的任务。但由扬雄的话，亦可了解，汉赋的作者们，都抱有“讽”的基本观念，否则便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西汉的文学，应由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史记》是伟大的史学作品，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扬雄等数人为代表。其中没有一个人，不带有悲剧的色彩。司马相如的悲剧性，便寄托在他的“傲诞”行径之中。“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难说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吗？武帝当时以文学进用的人，很少有全身善终的结果。至于专制政治下专以歌功颂德为事的人，早被历史驱逐于文学之外，因为他失掉了文学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

另外一种说法，我不能断定是历史的事实，还是经过了儒家的藻饰，但确已成为儒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信念，乃至要求。即是说西周时代，周天子每年要派人出去采取各国的歌谣，根据歌谣中所反映出的民情，以了解各国政治之得失，作为政治赏罚的根据。此一信念、要求的基本意义，乃在于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文学对政治的领导。文学对政治的领导，这是儒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永恒志愿。

但不要因此而误解，以为在专制政治之下，便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在专制政治之下，有的挺身而出，以从事于政治活动的动机，乃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人便具备了与文学家相同的气质，因而这一类的人，常能使他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互相为用，相得益彰。并且结果，多数人的政治努力，在专制体制之下常归于失败，而他们的文学，在政治失败的冲击之下，反而得到成功。我国历史上多得是这种例子。由这种例子也可进一步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连，决非偶然的。

四

民主政治，是由权力的极力约制，以使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能获得自由的政治。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力，经常保持在某一最低限度之内。于是社会问题，有许多不是由政治所直接引起的。因而一个文学家对社会问题的感兴，可以不关连到政治上去。而文学家在自由保障之下，他的创作、出版更受不到政治的干扰。所以在民主政治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连，常常浮不到表层上来，几乎为人们所忽视，这是文学从政治下所得的解放。但文学的解放，乃是使文学家与政治家，更容易站在共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两方所共同追求的问题。英国文学和大陆文学的黄金时代，最可证明这一点（请参阅亨特《文学概论》一一二页）。所以在民主政治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连，从表面看是间接的关连，但实际上却是正常的关连。

二十世纪所出现的极权政治，却加强地走专制时代文学与政治两相对蹠的回头路。极权政治的领导人，强调文学是政治的工具，而实际则只是极权者个人的工具；强调政治领导文学，而实际则是受极权者个人的领导。极权统治者，常以权力的组织运用，制造一批文人出来，使他们担负侏儒和武士的双重任务。但结果证明这类被制造出来的文人，只是不能逗人发笑的侏儒。在此种情形之下，文学当然不能对政治作批评，而只能作对统治者的歌诵，不能发掘问题、提出问题，而只能为统治者掩饰问题、美化丑恶。这便不可能有文学家的创作活动。

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与极权政治的关系，必然地成为你死我活的尖锐的对立的关系。这是苏联今日内部所遭遇到的严酷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今日彻底整肃三十年代作家的真实原因之所在。文学，是人性向外发窍之地。文学的窒息，即是人性的窒息。极权政治乃存在于人性窒息之上。人性是不能长期窒息下去的。它必然会通过文学家的作品而苏生起来，此时人性会埋葬掉极权政治，也即是文学会埋葬极权政治。文学必然是反极权的先锋，也等于文学必然是反汉奸的先锋一样，这是由文学的本质所规定出来的。极权政治被埋葬以后，文学与政治，又会保持间接而正常的关系。

一九六八年四月《阳明》杂志第二十八期

（本文选自九州出版社近期新书《徐复观全集》系列之《论文学》）

内容简介：

《论文学》是徐复观先生有关文学问题的单篇文章之合集，包含徐先生对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如文学欣赏、文学研究等，也包含他对文学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如与其他学者对《红楼梦》、古诗等具体文学问题的商讨。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作者为其他一些文学著作所写的按语。

作者简介：

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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