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九州】徐复观：爱与美——人生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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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西方文化，是缺乏人类爱的文化，亦即是缺乏“仁心”的文化，这发展至二十世纪而更为显著。

科学，对于道德而言，是中性的存在。研究科学者的态度，是须要没主观的冷静的态度。所以由科学所养成的人生观，就一般来说，是没有颜色的冷淡的人生观。没有颜色的冷淡的人生观，在现实上，常常对内只知道有个人，对外则只好服从权力的意志。科学对人类所发生的结果，常常不是出于科学者的意志，而是出于权力者的意志。能反抗权力意志的科学家，只是极少数的大科学家。

二十世纪文化的特性，是科学者压倒了一切宗教、哲学、艺术者的地位；技术的效用，取代了一切思想家的效用。而实际左右世界的，却只是几个大权力者的意志。这因两次世界大战，也大概可以说明此类文化所给予人类的影响了。但科学对于人生观，不仅是发生消极的作用。因世人对于科学过分的信赖，却不注意它可能达到的界限，以致随意扩大使用科学上所得的结论，而愈益破坏了文化中的价值系统，愈益消蚀掉了文化中的人类爱的成分。这可以用达尔文的“种的起源”，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代表。

达尔文“种的起源”，是以“自然淘汰”、“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几个基本观念作基础的。他认为有种东西成为另一种东西的食粮，斗争是无休止的继续；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使不适合的动物植物终归于消灭。站在科学立场上，达尔文的贡献，可分为两点：

第一，他提供了“进化”的确切证据，因而确定了“进化”的观念。第二，他以“自然淘汰”，作为进化的确切法则。达尔文说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不就进入到历史以后的人的地位来考虑人的问题，却常于不知不觉之中，把人拉下到一般动物的地位来考虑人的问题。于是自然淘汰说，首先把白色人种征服有色人种的行为加以正当化。在社会思想上最先得到鼓励的是马克思，他曾因此而写信给达尔文。

其次，法西斯，独占资本家，对中小企业的吞并，也同样在达尔文的学说中得到了根据。克鲁泡特金虽然著《互助论》以资矫正，但互助论所发生的影响，比之“种的起源”，是远不足道的。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在对人们的无意识层的剖析与解放。他的学说所发生的影响之大，只有达尔文的进化类爱的根苗，但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则把亲子之爱，事实上变成了“万恶淫为首”的根苗了。

在西方文化中人类爱的彻底消灭，不仅影响到伦理道德上面，并且也影响到在西方文化中有悠久传统与崇高地位的艺术。艺术的生命是“美”，但美与爱，有其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因为是“美”，所以才有爱，不过爱却并不仅是限于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因为爱，才能发现美。美，在其最根源的地方，是要受爱的规定的。儿女的美，只有在他的父母眼中才可以尽量发现出来。女人的美，只有在她的爱人的眼中才可以尽量发现出来。这为什么？因为有了爱的力量在背后作动力、作诱导。希腊时代的美，表现于造形之上，因为当时流行着对人体之爱。文艺复兴后，自然开始大量进入到艺术的范围，因为当时有了对自然之爱。

现代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的艺术，它不仅反对传统艺术，而且实际反对到作为艺术生命的“美”。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不论从正面、反面，都不能给观者以“美”的感觉。若进一步推究其根源，这乃是没有人类爱的西方文化在艺术方面的赤裸裸的表现。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自然？因为是不爱自然。他们为什么要否定社会？因为他们不爱社会。他们为什么要否定传统的一切？因为他们不爱传统的一切。他们不仅是不爱，而且除了孤独的自己以外，他们实际是仇恨一切。不爱即不美，仇恨即会否定美。所以这种人，只有愤恨的情怀，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对一切要加以报复的心理。没有了爱的文化，结果会变成了没有美的文化，这不说明西方文化的走上没落之途，还说明什么呢？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华侨日报》

（本文选自《徐复观全集》之《论艺术》）

内容简介：

《论艺术》收录了徐复观先生对于中国古典书画艺术等进行研究的单篇文章。徐先生从古典的审美观点出发，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了对传统书画的鉴赏与辨伪、与古典书画家的交游，此外还旁涉现代西方艺术思潮、艺术对于人生之意义等问题。

作者简介：

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

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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