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九州】徐复观：怎样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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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考取了大学，谁便当大学生，似乎不应该发生“怎样当”的问题。

假使要拿它来当作一个问题看，则一方面大学生只是读书求学，问题简单到不必多谈。但另一方面，则各人的个性不同，兴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问题复杂得使人无从谈起。

不过，每个人，对于自己现实生活是否感觉有问题，主要关系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最先是被动的刺激反应，根本不感觉得有问题的阶段；其次是开始有主动的思考力、评断力，到处发生怀疑，到处提出问题的阶段；最后则是通过怀疑而发现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决问题之途的阶段。

尽管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阶段中便混过一生，也有人则又背负着人世无穷无数的问题以没世；但就人生发展的常态说，一个人当他走进了大学，应当是属于开始对人生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大学生当面的问题便是“怎样当一个大学生”。同时每个问题，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各个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种共同探索的尝试。

每一个民族，只看它有没有好好地经过一个启蒙运动的历史，即可了解它还是在发展抑或是在停滞，乃至是在堕退。就人的一生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相当于启蒙运动的阶段。启蒙运动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权威来为每个人作主。因此，大学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时代。当然，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权威？什么是由理性而来的权威？什么是由权威所假冒的理性？这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容易辨别清楚的。何况在现代，有许多力量正在有计划地搅扰大学生的理性？这种搅扰工作，甚至从幼儿园便已开始。

不过，我可以断言：向一个幼稚心灵去作整套说教的东西，这一定是不敢诉之于人类理性而只能诉之于人类习惯性的不怀好意的东西；不劝人在其本位上去作正常的努力，而经常要人离开本位去干些瞒天过海的勾当，这一定不是正常人所干的正常勾当。

所谓理性，常是由无权无势的人们所积累而来；权威，则常系建基于权势之上，与现实利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大学生首先应当有这样的一种觉悟；即是，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应当渐渍沉浸于理性之中，而高视阔步于世俗利害之上。用旧的辞句来表达，则一方面要“从善服义”，一方面又要“倜傥不羁”。而作为这种态度的根底的，则要求有一副干净的心灵，和磊落的气概。假使在大学生时代，脑筋里即盘满了现实上的小利小害，乃至许多庸腔俗套，这将说明此人一整生将过着苟且趋跄的可怜生活；其污浊之气，会累住他既上不了天堂，更挡不住自己良心在刹那间的反省。

然则，大学生除了读书追求理性以外，对不对时代负责？对不对国家民族负责？是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即是大学生做学问的最高准绳？我对这一点的答复，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一个人当他作实验演算，乃至读一本古典，顺着一条理路去追求结论时，他的精神要洗汰得至虚至灵，乃至成为无己的、无我的状态，此时如何能夹杂得其他的半丝半毫东西？但忘掉自己去追求真理，结果还是为了充实自己，扩大自己。所以就求学时的当下精神来说，一定是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

但就求学的根本动机，及求学的整个归结来说，则一定是为了对时代负责，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来负责。时代的要求，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要求，才是一个智识分子生活的最高规律。因此，虽然凡是可以成为知识的东西，都有学问上的价值；但其中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必然要摆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优秀的心灵和力量。

在这苦难的时代，也有人关紧房门，背着时代，干点鸡零狗碎的无关痛痒的工作，认为这即表示了学术的崇高纯洁。但夷考其实，则此种人，常常是在表面上离开现实，而事实上乃不断地向现实讨便宜，以助成现实的黑暗面。揭穿了说，这是以时代的血和泪来作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这种象牙之塔，实际只是魔宫里的更衣室。若以此来鸣高，并以此来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残酷的狡狯。所以我觉得“以天下为己任”，过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学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并非说每一个大学生，应当加入到“天下”的现实中去实际地干；相反的，在人生的全历程中，大学生是积蓄知识能力的时代，而不是使用知识能力的时代。因此，大学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确的说，是要把知当作行的时代。所以，大学生应当由对于时代、现实的密切关心，而去知道时代，知道现实；但不能，也不应该，马上去参加时代，参加现实。

正如Korff 在其《人间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第一章中所说，为了要了解一种事实，常常须要从事实后退一步，与事实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知识青年参加现实的目的，是要把现实加以推进改造。不了解现实，而去参加现实，常常掉入在现实的泥淖中，以致随波逐流，结果成为现实的牺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应当从天下的现实中后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书本上，退到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上；站在这种书本上、结论上，来看现实的问题，而不让现实问题中所挟带的现实利害遮蔽了人类理性的成果；要使现实问题随着理性之光来回转，而不使理性之光随着现实的利害来摆动。

只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真精神，则在大学时期，退到书本上愈深，退到实验室里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学生的本分，尽到了大学生的本分，同时也就真正担负了时代在这一方面的责任。而在这种尽本分的纯洁无私的心灵活动中，不把学术和天下国家连成一片不止。

世上尽有强调只管个人作学问，不要关心时代痛痒的人，这是因为在此种人的内心深处，常藏有肮脏不堪告人之隐。我国现代的悲剧，从某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来自五十年以来，少数守本分、尽本分的大学生，在精神上却与时代隔绝，让不守本分、不尽本分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操纵学校的风气，出到社会，又操纵了现实的政治社会的风气。今日的大学生，若有志于挽救我们自身的悲剧，应当从自己不扮演悲剧的角色做起。

然则现在大学中，有许多与学术无关的活动，大学生是否可以一概不参加？我不敢作此主张。但我却可以说，所有这类的活动，在大学生的生活中，都不能居于重要的地位。尽管以专门推动这类活动为职业的人，一天多一天，一天有力一天。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参加此类活动，恐怕不应出之以“行其所信”的态度，而只是出之以“知其所行”的态度。对大学生而言，一切都是知的对象，都是研究评判的对象。所以大学生参加到学术以外的活动，既不是信仰，也不是反对，更不是敷衍，而只是为了要知道它，要研究评判它。

大学生是以理性之光去与现实（包括表面是超现实而实际上是最现实的东西在内）相连结，而不是以行动来与现实相连结。在大学生时代能作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作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过早地投向现实，也像过分的早婚，实际上只意味着人生的不幸。

我在上面说过，大学生是理性高于一切，怀疑多于信仰的生活时代；又说过，在大学生时代，能作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之人，将来出到社会，才能作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之人。但这里可能发生两种误解：第一，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第二，因为我针对大学生本分以外的事物而将“行动之人”从大学生中划分出去，容易误认大学生只顾求知而可以远离行动实践。其实，道德理性，应当是知识科学理性的动力及其承载力。而大学生由道德理性的自觉，自然不能仅限于追求成为一个知识之人；势必在当下的大学生活的本分中，成为一个坚强的行动之人，实践之人。在知识的跛行发展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须要我们加以超克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月《东风》第一卷第三、四期

（本文节选自九州出版社《青年与教育》之《怎样当一个大学生》）

内容简介

《青年与教育》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全集之一种，系作者关于教育制度和文化传承研究的文章合集。徐先生曾任教于东海大学、新亚书院等教育机构，执鞭杏坛二十载，从儿童的成长，到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与想法，书中所收集的这些文章，正是其关于教育问题的集中体现。

作者简介：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

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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