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九州】徐复观：言论的责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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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自称为“现代的青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开宗明义宣称他们只追求个人生活的快乐，而不接受任何价值判断，或规范意识。我看完后，立刻发生两点感想：第一，他们生活的快乐，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孤岛或孤洞中去追求呢？还是在人与人的群体生活中去追求呢？一片面包，一条短裤，四叠半席的房子，都是一连串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他们难道说连这点常识也没有？不承认某种价值判断，或规范意识，则起码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他们的快乐从何处获得呢？

第二，没有价值判断，便不可能发生“人的行为”，不接受任何价值判断，唯我独尊，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依然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批人，既否定了一切价值判断，当然也没有权利要求社会接受他们的价值判断。然则他们为甚么要向社会发行刊物以宣扬自己的“反价值”的价值判断呢？这完全是缺乏起码的责任感的言论。

还有一家大报，公开宣称它从来不曾想到他们的言论要影响社会和政治。由此可知这一大报的言论，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发泄，以个人的发泄来换取稿费。我当时想到该大报为什么一笔取消了它过去的历史，及今日所处的特殊地位？即使是一家普通报纸，既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提笔写了文章，而根本不考虑到社会、政治所发生的影响，这实际是存心传播毒素，以毒害社会与政治。这种公开标榜没有责任感的言论，乃说明报纸、杂志的极端堕落。

有人拿自由来抵抗责任，也有人拿责任来抵抗自由。其实，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隶的责任，结果也一定会取消掉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是暴乱的自由，结果也一定会取消掉自由。自由与责任之不可分，这是人类生活的长期经验事实，不需要甚么特定理论来加以论证。

我在这里应特为提出的是，报纸、杂志的言论，十之八九，都是涉及作者个人以外的“共同问题”。对共同问题若没有 “共同的责任感”，便没有开口、提笔的资格。为了要在言论上尽到共同的责任，而受到无理的压制、干扰，这便应当争取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也才有价值；根本对自己的言论没有责任感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谈言论自由？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之所谓言论自由，也自然便成为可有可无之物。所以没有言论责任感的地方，也根本不会严肃地争取言论自由。于是大家只利用社会的麻痹与弱点，各人发抒各人的无意识界。而其总结果，必然是大混乱、大清算。

上面的一段话，对于文化水准较高的地方来讲，有如 “肚子饿了应吃东西”的同为废话，实在可以不说。以下，我假定大家承认 “言论应有责任感”的前提之下，试提出如何构成责任感的具体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首先应想到自己的言论，是否可以在自己乃至在自己家庭的正常生活中实现。假如执笔的人以此鼓吹社会，是否也以此来鼓励自己的家庭？最简单的例子，有一家杂志，鼓吹初中女生，应当勇敢地爬上男老师的床上去。是否这家杂志的负责人，确实希望他自己十五六岁的孙女或女儿便是如此？或者已经如此之后，而希望自己世世代代的小女孩都如此？假定这种人—只要他是一个人—能切身做这种想法，我想凡类似于这类的言论，总不至像目前这样的猖獗吧！

第二个条件，便应想到自己的言论，是否可以在社会大众正常生活中实现，实现以后的结果，到底如何。这种预计，虽然是相当困难，甚至也难期正确；但只要有这种预计之心，下笔时便自然会平实慎重了。由此更进一步，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应当抱有由人类历史教训而来的理想、前途下常常想到自己的言论，对于此种理想、前途，到底发生甚么影响？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历史中很特出的人物。但在报纸杂志上立言的人，其职业的性质，必然应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由此而产生积极的言论责任感，由此而产生积极的言论自由的要求。

再就作者编者个人来说，首先应知道每一个人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三十岁以上的人，多没有受到严格而完全的教育。同时，一个人假定有机会经常发表言论，这只说明此人是处于吐出的多、吸进的少的状况，简直难有储蓄知识的机会。“知识”是由人类艰辛积聚，并且积聚到现在，每一部门，其深、广，有如一个大海。当一个人想到自己的言论，对于所必须涉及的知识，该是如何浅薄、渺小时，便怎好不认真地读点书、找点材料？而下笔时又怎好不特别使自己的话，说得严守分际呢？

更重要的基本条件，便是应认定 “说假话”是可耻、是没有人格、是斯文扫地的勾当。目前打着招牌说假话的风气太盛了。还有打着 “科学”、“西化”的招牌，而大讲假话的一批人。此一风气，由大学的教室走向社会，走向报纸杂志。没看过的东西假装看过，不懂得的东西假装懂得；人家本来是说向东的，却以胡闹的方式，指人家是说向西。

只要嚷得声音大、骂得下流，便认这就是科学化了、西化了、现代化了。殊不知凡是值得称道的人与事，没有不是在 “信”上立基的。如 “以实之谓信”，这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内容。而一切的黑暗、丑恶，都来自说假话，都以说话为遮掩的手段。所以不论古今中外，无不以说假话为罪恶之渊薮。言论界不把此种恶风扭转过来，不对说假话的人，去追根究底，则一切都将无从说起。

我是很了解立言之不易的一个人。尤其是衰乱之世，社会的变态心理，经常压倒正常的心理。所以凡是代表变态心理的言论，便最易哗众取宠。而凡是出自有责任感的言论，一定是平坦真实的言论，大家反认这是老生常谈。于是办报纸杂志的人，便不能不考虑到销路的问题了。但我们到底应当在变态心理中求生存、发展呢，还是应当在正常心理中求生存、发展呢？因此，言论的责任问题，我希望立言者与社会读者共同负起这种责任。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征信新闻报》

（本文选自徐复观《论智识分子》）

内容简介

本书是徐复观先生散见于各处的关于智识分子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智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立言处世、社会责任、学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诸多方面。此书对于把握中国智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对于从传统深处发掘儒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传承并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作者简介：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

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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