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钱穆：我必愿为中国青年

一

国人对于中西文化之讨论，已历有年矣。或主文化无分中外，惟别古今。秦以来之中国，实相当于西洋之中古时期，是不啻谓中国进化落后，再走一步始成现代化之西洋。

其文化之先后，即文化之高下。此盖本诸西洋进化派人类学家之主张。或谓中国当急速全盘西方化，此则视文化如商货，谓可携挟稗贩，自彼而至此。其意近于西国文化播散论者之见解。

是果有当于中西文化之真象乎？抑切合于中国之实情乎？凡此姑皆不论。要之“进化论”与“播散论”之两派，已为西方谈文化者已往之陈言，迭经驳正，不足复据。盖此两说，有一共同谬误，即蔑视文化之“个性”。

若就世界现存文化类别分型，则断当以中国、印度、欧西为三大宗，时贤主其说者以梁漱溟氏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最著。梁书颇滋非难，然谓中、印、欧三方文化各有个性，则其论殆无以易也。

夫文化不过人生式样之别名，举凡风俗、习惯、信仰、制度，人生所有事皆属之。则世界各民族文化繁颐，居可想象。而必举中、印、欧为世界文化之三型者，盖论文化首当重二义：

一、文化当为大群众所有。

二、文化必具绵历性。

当吾世而求其扩广群，历永世，可资衡论者，则无逾中、印、欧三方，此三方又各自有其独特之个性，亦有其共通之精神。其所独不外其通，亦必明其通而所谓独者随以显。

文化之通则，必在其大群有以泯其内部小我个己之自封限、自营谋、一切自私自利心；而能相互掬其真情以为群，而后其群乃可大、乃可以绵历而臻于久。否然者，分崩离析，如冰之泮，如花炮之爆放，刹那暂现，且不瞬息而解消以至于灭尽。

其所以泯小我封限营谋一己私利之心者，则仍必探本人之内心本性之所固有，就其当境呈露而为教。否则如沐猴而冠，其势亦不常。

此人类内心本性所固有，而以泯其小我封限营谋一己私利之心者，在孔门儒家则谓之“仁”。非仁无以群；非群无以久；非久无以化；非化无以成文。是为人类文化之大源，亦即人类文化之通性。

而人心之仁之当境发露，则又时时随其年寿对境而有异。大较言之，青年少年则常见于“孝”，壮年中年则常见于“爱”，老年晚年则常见于“慈”。曰孝、曰爱、曰慈，皆仁也。青年无不知孝父母，壮年无不知爱配偶，老年无不知慈伦类。

就其当境发露于不自觉之际，而亲切指点以为教，使其恍然于所以破封限，豁营谋，解脱其自私利之心，以直达夫明通公溥者，循是而推之，而“仁”不可胜用矣。中、印、欧三方文化大流，莫不汲源于此，而各有其所偏。

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我姑锡以嘉名，则中国乃“青年性”的文化，欧西为“壮年性”的文化，而印度则“老年性”的文化。

又赠之美谥，则中国为“孝的文化”，欧西为“爱的文化”，而印度为“慈的文化”。中国之孝弟，西洋之恋爱，印度之慈悲，各得仁之一面。见其独，可以会于通，固未有舍人心之仁而可以抟大群而演永化者。

二

由是言之，中、印、欧三方文化之各异其趣，乃天地自然之机局，而非一二人之私智所得而操纵。然使割截人生青年、壮年、老年为三期而许我择其一，则我必愿为青年。使横裂中国、印度、欧洲之三界而许我选其一，则我必乐居中国焉。

何者？青年可以望壮，壮者可以望老；而慈者不再壮，壮者不再青。孝其父母，岂有不爱其配偶、慈其伦类？今曰离弃父母而向汝妻，又曰出家绝俗而归汝真，舍此以趋彼，故欧土不重孝，佛徒不言爱。是中国得其全，而印、欧得其偏。

中国如新春，前望皆生成也；欧土如盛夏，前望则肃杀矣！印度如深秋，前望则凝寂矣！故中国居其久，而印、欧居其暂。

或疑青年柔弱，不敌壮者之刚强，是亦不然。壮者强于气而薄于情。孔子曰：“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其病在于急占有而易分裂。青年柔于情而厚于爱。孔子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然而有强者起于旁，则子弟之护其父兄，常不啻手足之捍头目。其长在于团结而不散。最近三十年来欧洲两大战争接踵而起，而中国四年之抗战，乃以至弱拒至强，此皆其明征大验。

中国亦有唱壮年之教者曰墨翟；中国亦有唱老年之教者曰老聃，然而为中国民族文化之教宗者惟孔子。凡沐浴薰陶于孔子“孝弟”之教者，终其身一青年也。可爱哉！中国之文化。可羡哉！中国之青年！

然而我窃观于今日中国之青年则异是。攘臂疾呼以自号曰：“吾青年，吾青年矣！”抑其所拜蹈歌颂者，则曰平等、曰自由、曰独立、曰奋斗、曰恋爱、曰权利，此皆壮年人意气也。

然则如何而始为青年？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青年之模楷；《论语》，青年之宝典。此吾先民精血之所贯注，吾国家民族文化之所托命。迷途之羔羊，吾谨洁香花美草荐以盼其返矣。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文化与教育》，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文化与教育》于一九四二年初版，汇集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发表的有关文化与教育等问题的二十篇文章。一九七五年，钱穆先生将此书通体重读，稍作文字修正。编辑《全集》时，增入内容相近之文若干篇，形成共四十二篇的版本，本书即以此为底本。

上卷二十篇主要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及东西文化比较、青年与人生观等内容；下卷二十二篇从教育制度与教育之师道等方面加以论述。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读者借此可窥先生在不同时期中对教育问题之看法。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

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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