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希望和疑惧同在：联盟的制度化和最初的转型(194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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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制度化和最初的转型（194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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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后举行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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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权后 的共产党
准备认真着手建设《共同纲领》所描绘的那个新国家。他们预计，与非共产党力量的联盟将有助于完成这项特殊的——因为是由党主导的——建设任务。正是这份纲领起到了强大的凝聚人心的作用，将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团结在了它——而不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周围。
的确，这些党外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拥有共同的抱负：推动社会现代化，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新中国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个国度吗？这在当时还是完全的未知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情愿相信这一点。
政协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通过和新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及其伙伴之间新联盟关系的制度化。
此时的联盟遵循着1936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以包容为重的逻辑，作为共产党手中的工具，起到了加强自身力量、确立统治地位、巩固合法性、奠定新国家基础的作用，并且联合了众多人才、取得了广泛的信任以服务于这些目的。
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将这种制度化的统治地位强加给盟友，而且希望得到盟友的主动认可，这首先意味着要得到那些被共产党统称为“民主人士”、并纳入新政权机构的党外力量的认可。
他们在新政权中的位置无疑是有限的，但这不妨碍他们以新政权为他们保留的一席之地为依据，认为共产党在履行承诺，即便他们所担任的无外乎荣誉性或技术性职务。
而且，由于国家机构需受党节制——这一点远胜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在任何职位上都受制于共产党员，而且共产党也将很快成为中国唯一拥有实权的政治力量，并带来一切可以想见的后果。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民盟部分代表合影，左起：沈志远、吴晗、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楚图南)
2. 在政府 机构的
最上层，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在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中拥有一定代表席位。
作为政协委员，他们中选的原因或是他们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或是他们所受到的信任，或是他们的才干，再或是他们的影响力（如张澜、黄炎培或张东荪）。各省市政府的组成、各级行政机构的负责人的选择以及各类行业和文化协会、工会、小党派领导的任命也遵循着同样的标准。
因此，新政治阶层将城市精英聚拢在周围意味着新等级制度的建立，也是共产党的两大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依赖与党关系最为亲密的中间人，同时尽量赢得不同社会职业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
党的目的是在行动中得到这些人士的襄助，但同时也是为了将他们的参政活动导入新的政治秩序中。所以，一边是秩序、控制和稳定，另一边是动员和初步转型，而共产党必须要克服万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3. 不过，此时
社会主义过渡和阶级斗争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要想巩固政权，首先要巩固党的绝对领导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赢得过渡阶段考验的最好的、也是唯一手段，而只有赢得过渡阶段的考验，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推行更为根本性的变革。
然后，共产党谨慎地启动了过渡阶段工作。它打算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并推迟了私营经济改造以及高等院校整改等改革——国家需要高等院校培养的工程师、专家和教师。
中共中央自然宣布了将以苏联为榜样逐渐改造现有体制，但并不想操之过急：它承认旧体制有可取之处、私营经济也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换言之，除革命大学采用了苏联模式之外，新旧并行的体制在第一时间占了上风。
出版业的重组也是循序渐进地进行的。新政权开始建立国家出版业，但暂时不打算挤压私营出版业。另外，尽管一些出版社早在1950年就改为公私合营，但国家拒绝了立即对所有要求公私合营的出版社进行改造，同时不排除给予它们财政支持。
然而，到了1952年，改造的步伐明显加快：国营出版业根据不同业务分支进行重组后，出版社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失去了特色，同时公私合营部门在接管和合并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
另外，在新闻部门，共产党已经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通过登记和重组取得了对媒体的控制权，此时又更进一步，发展新华社网络，加强宣传机器。在此背景下，新闻记者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而官方媒体则得到了迅猛发展：1950年，《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的印数分别达到了17万份和10万份。
4. 如果 单看
同意在新体制下任职的知名人士比例，联盟策略无疑取得了成功。《共同纲领》为共产党及其新合作伙伴提供了暂时的共识基础，而后者的选择也是“审时度势”的结果：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促使他们与共产党订立了盟约，这份盟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与他们在二十年代末与国民党订立的盟约相似。
然而，新联盟的运作是能伸能缩的：并非所有与共产党结盟的知识分子都得到了同等待遇。尽管那些进入新政府机构的知名人士无疑是最受优待的，但他们在新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仍有高下之分。
那些已经放弃了独立立场者的处境自然会轻松一些，而其他一些人则在为是否参加政府活动而踌躇不定。在坚持知识分子使命的愿望和接受政府任命的诱惑的两难选择之间，一些人——如吴晗——犹豫之后选择了遵命，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回绝。由此也能看出，这些得到新政权拔擢的知名人士并不构成一个同质的群体。
(吴晗故居)
大学教授的态度也是差异鲜明的。他们的经历、个性以及他们抗战以来与共产党关系的亲疏无疑都在其中起着作用，然而这种旧有的联系并不能保证他们在未来受到无懈可击的信任。
是的，正如意识形态上分歧明显的力量之间未必不能找到某些共同点一样，与作为胜利者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也不能完全打消他们的怀疑和顾虑。特别是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邀请向党进言、参与未来教育政策的筹划，而另一些人则被排除在外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真确。
王造时和顾颉刚（1893—1980）的境遇就是例证：前者没能被作为救国会代表参加政协大会，后者则没能得到曾允诺给他用于继续出版其主编的历史杂志的资金。
此外，很多教授也在为自己的职业前景担忧。《共同纲领》中关于教育、科研、文化的条目的总体特点并不能让那些希望继续实践其在国内外所学的西方教研方法或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教授感到安心。
这种忧虑感在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法学界尤为突出，但科学界也不能幸免。尽管很多人情愿相信他们将有能力证明其专业的价值，但另一些人则忧心忡忡，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传闻令人担心大学将被中国科学院挤出科研领域。
新闻记者、出版家和作家们也同样不安。尽管储安平和王芸生（1901—1980）在《观察》和《大公报》获准继续出版后心下稍安，但他们仍然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时代。至于浦熙修（1910—1970）和徐铸成（1907—1991），他们已经明显感到提笔维艰。
这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物质和生存现实各异；他们明白变革将至，或多或少准备改变自身去适应新时代；他们并不是怀抱着同样的信心进入共产党时代的。然而，此刻的局面还远远称不上木已成舟；绝大多数时候，希望和疑惧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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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注：本期专题还剩<在变革与延续之间：过渡时期的不同侧面(1950—1952)>的内容没有连载。由于今天周四，这周的“悦读九州”就到这啦，明天是我们的周五专题。现征求一下各位微信读者的意见，如果您希望明天继续连载完，就回复“连载”，届时小编会统一大家的意见。
本文选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辑）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中国当代史研究》主要介绍了1950年代，社会各界在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的处变方式，除涉及小商小贩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的选择、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最初几年的态度、上海郊区农民对征粮的抵制外，还论及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支点的由来、国家基督教政策的演变、高层权力的两次变更等重大问题。
本篇作者简介：
克里斯汀•维德尔（Christine Vidal），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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