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大结局—从希望到理想的幻灭（195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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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与延续之间
——过渡时期的不同侧面(195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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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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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0年1950年
开始的转型在城市里是逐步推进的，其所带来的变化对所有知识分子的生活造成的冲击也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无疑在其中起着作用，因为他们的工作包含着党所不能容忍的独立性，也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某些特定领域——如高等教育领域——工作。
不过，他们的职业与他们经历这几年的方式之间并没有不可改变的必然联系：他们的个人轨迹、个性，他们如何看待自身及对其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准备做出多大的让步，这些都影响着他们理解和经历这几年的方式。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这个希望、适应和幻灭并存的阶段变得更加复杂。
最初这种主要因职业而异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它的目标。这迫使它留用了大部分旧有工作人员，在城市精英和中产阶级中招募人才、并推迟了对某些部门的接管。而另一方面，这些团结对象也希望共产党能够信守承诺，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们受到的待遇并非一视同仁。
那些在新政权下得到拔擢的人士看似是最受优待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任命强化了他们对联合政府的信念，即便他们都不得不学会调和自己的专业与党的路线。
如1950年七、八月间，史良在坚定支持新律师培训的同时，也坚持认为有必要吸收旧律师进入新司法体系。然而，他们获得的优厚待遇并不能抵偿他们的挫折感和不适应感。
以罗隆基为例，原本希望得到部长职位的他此刻已经心怀怨气，何况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正在被排挤出局。而且，一切都是可以为党的政策宣传所用的，党完全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声明，如何大张旗鼓地报道他们对政治运动的参与。尽管他们渴望相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呼之欲出，而这种渴望和一时的蒙昧有助于新信条的巩固，但没过多久，现实就促使他们打破沉默，直陈己见。
（从左至右：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
2. 对大学教授 而言
对大学教授 而言，
过渡阶段初期是相当平稳的。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的待遇并非一视同仁，但私立大学的重要性迫使政府谨慎从事：面临巨大的人才需求，操之过急的改革可能会损害1949年12月宣布的高等教育整改。
除了新近转入革命大学的一些人外，多数大学教授都保留了原职，正在求职者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们都希望继续其事业追求，但有时也会深感自己“不合时宜”。无论如何，学习班的存在提示他们，事情即将发生变化。
高等教育部门的整改激起了很多人的担忧。如果说我们不难想象历史学家们在1950年1月被告知撰写历史无需史料时的不安的话，那么透过社会学家们捍卫本学科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感到他们的忧虑。
1950年3月，费孝通勉强承认了社会学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化改造，但仍坚持强调它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帮助。其他很多人也尽力发表意见以达上听，如汤用彤（1893—1964）曾在11月间告诉出版总署的干部，他和他的同事在寻找出版社的问题上困难重重。
然而，从1951年开始，政治学习的强度加大。6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宣告了中共中央加速变革的决心。同年秋，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正式标志着大规模变革的开始，它也为随后开始的大学院系调整作好了准备。后者从1952年初与“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合流，带上了全国性政治运动的色彩。
1952年八九月间，“三反”运动结束，高校院系调整也恰在此刻全面完成。对很多人而言，这意味着某一种教育理念的终结，因此，也意味着他们最初幻想的破灭。
（新中国第一部禁片电影《武训传》的剧照）
3. 对于那些 对于那些
在一夜之间摇身变为新政权喉舌的新闻记者而言，他们的处境从一开始就更为艰难。的确，所有记者都很快领教到了新规则下的种种限制——尤其是不准赶在新华社之前发布任何新闻——而且所有记者都必须学会使用新的政治语言。
不满情绪确实存在，但当时的大环境并不鼓励这种情绪的表达，何况随着党的势力逐渐进占了各家报纸，这些记者的处境愈来愈孤立。 复刊后的《观察》最终易手，并于1950年7月更名为《新观察》后，储安平调到了出版总署任职。比起他，不少调到宣传岗位、派往朝鲜的同事，他此时的际遇可以说是值得羡慕的。
（《新观察》杂志1951年第九、十一、十二期）
4. 出版界 的
出版界 的
变化脚步相对缓慢一些。然而，尽管1949年底进行的意见征询让出版界执牛耳者心下稍安，但财政困难、书刊审查、纸张短缺和稿件缺乏等问题导致一些出版社主动要求改制。
1951年初，民营出版业依然是出版界的主流，但国营出版业重组后，变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图书界人士并非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一些出版总署的干部批评其上级不负责任，编辑缺乏勇气、新华出版社工作水平低下、对仓促成文的书稿也照单全收。1950年10月，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向达公开撰文，重提了一些全体出版工作者均应始终遵守不渝的规范。
最后，以沈从文为首的很多作家选择了改行教书或转向出版业或文化部门。沈从文本人在革命大学短暂停留后调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他们中的很多人无疑仍在继续写作或翻译，但能够继续以写作为生的少之又少。至于少数被吸纳进了新文艺组织、享受国家薪俸生产文艺作品的非党作家，他们除了听命于宣传性文学的新规范之外，别无选择。
5. 共产党 以
统一战线为实现国家团结的工具，亮出其重建、发展国家的决心，但它的雄心并不止于此：它期待着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新政治秩序的建设中来，并完成对每个人自身的“革命”。1949年秋开始重组的各行业协会和小党派的领袖们首当其冲。爱国情怀和对国家发展的憧憬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但共产党与其团结对象之间仍不能完全由殊途而至同归。
以章乃器为例，他明确反对“积极分子”加入民主建国会。更重要的分歧是由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国内政策的日趋严酷而造成的。镇反运动的暴烈、无情向人昭示了这一点，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对暴力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张元济（1867—1959）、黄炎培和梁漱溟。
如果一份1951年3月的报告是可信的话，那么持有与张、黄、梁相同看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由于对于反革命的具体罪行宣传不够，有一部分群众对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措施认识不清楚……也有的教授、民主人士及落后的学生认为杀人是不‘仁慈’的事”。 因此，共产党加强了宣传的力度；人民更加积极地介入了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而镇压也同时愈演愈烈。
直到此时，大学教授受到的压力还是相对较小的，尽管他们不得不参加那些在他们看来既耗时费力又全无用处的学习班。但压力在1951年增大了。6月，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被要求参加“思想斗争”。8月，周恩来敦促他们进行“自我改造”，随后的9月，思想改造运动就正式发动了。
这场运动直指大学教授，但也针对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法学家、律师，甚至可以扩大到公职人员。它实际上不久就与三反运动汇流为一体。很多人在多次努力之后方才交出了合格的自我检查，而一些人最终也未能“过关”。如张东荪被指控为叛国罪，剥夺了教书的权利，但工资照发，允许继续住在燕京大学校园里（不久北京大学就迁入了燕大旧址）。
（燕京大学老照片）
6. 无论我们 多么无论我们 多么
难以评述这些知识分子对运动的感受，可以肯定的是，就共产党而言，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确保所有人都认可联盟的条件和规则，并且不会对党的导向和选择提出质疑。
所以，让运动对象改变其意识形态信仰可能是这场运动中最无关宏旨的目标，同时这一点上的收效也最不足道。的确，大多数运动对象最终都领会了游戏规则：他们需要放低身段，适应新政权及其规则和要求。他们被迫撰写的自我检查就是证明。
与他们在报上发表的“检讨”以及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相比，这些知识分子的书信和日记里透露出的有关其心境的信息要远远来得丰富。的确，他们显然很快领会了新政权的道德基础，学会了新的政治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公开发表的所有言论和文字。
尽管有一些人确乎看上去在一夜之间成了真诚的信徒，但他们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如谭其骧（1911–1992）在1951年冬参加安徽土改时记录了大量反常失序的现象，并自然而然地对他目睹的滥施暴力的行为忧心忡忡。他在“三反”期间的日记也同样与他最终交出的“报告”反差鲜明，而他的同事也概不例外。1952年10月，顾颉刚直接认为党提出的要求过高过快。结果，所有的人都被迫说违心话。
（晚年的顾颉刚）
7. 在社会 层面上，
国民党统治下至少曾时不时被部分容许的独立自主已经不复存在。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社会群体很快都要被行业组织、工会、文化协会或群众组织所代表。
这种对社会组织的掌控，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的建立，但共产党在上台伊始也确实在努力寻求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以完成重建和发展大业。考虑到知识分子赞同《共同纲领》的总体精神，他们对某些社会组织的建立应当也是抱有较为积极的态度的。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些组织的目的并非促进现代化、进步和争鸣，而更多是驯顺的工具，很多人都产生了幻灭之感。
不过这些组织毕竟不能囊括社会生活的全部。在官方认可的机构之外尽管没有独立机构，但仍存在一些旧时残存下来的或新建立的非正式团体，它们能够见容于政府，即便它们的存在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例如1950～1951年间，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罗隆基周围聚集了一小批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张东荪、潘光旦（1899–1976）和费孝通。
此外，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交际方式并没有消失。教授、学者、作家和记者依然在书店、茶馆或餐馆聚会，互通消息、谈天、辩论。这些联系和交流当然与公共辩论不能同日而语，但只要一有机会，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不会忘记捍卫自己的理念。
就日常生活而论，他们基本上在继续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且不久后城市户口的出现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益处。其中一些人如萧乾（1910–1999）工作和生活都在新华社单位内，自然需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但生活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完全割断与其熟悉的环境的联系，正如他们没有过多地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或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之间的友谊、团结、以及共同拥有的价值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主导着他们的私人、社会和思想生活。
（萧乾（左）与巴金）
8. 然而变化 是存在的
由于担心受到讥嘲，不希望被边缘化或是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作好了适应新时代的准备，他们中的一些人脱下了西装，换上了党员穿的蓝色棉布制服。而与此同时，受命从事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却被鼓励穿着西装！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或决定着手学习俄语。学习使用新的政治话语则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必修课。
不过以上大多是应景的、相对的变化。它们证明了改造自我适应新时代的必要性。的确，知识分子在接受与新政权共存时不得不同时接受前者强加的约法三章，大多数人的改变是他们在这一背景下同意做出的，有别于少部分人或出于投机或出于真诚而突然发生的一百八十度转弯。
另外，在私人场合，他们也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去调侃“时髦话”、嘲讽“空谈”和那些“一脑子八股”的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困惑不断加剧，而且事情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952年2月，罗隆基的圈子成了批判的靶子，萧乾痛惜小出版社的改造，并注意到书店已不再是聚朋会友的场所。 顾颉刚则认为话剧只是为宣传服务的工具。
就这样，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僵化，干部对异己的排斥愈发严苛，社会控制的效率也提高了。所有这些变化促使一部分人以陈寅恪（1890–1969）为榜样躲进了书斋。陈寅恪本人在1949年1月来到岭南大学后就决定全身心以学术为务了 。
本篇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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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辑）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中国当代史研究》主要介绍了1950年代，社会各界在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的处变方式，除涉及小商小贩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的选择、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最初几年的态度、上海郊区农民对征粮的抵制外，还论及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支点的由来、国家基督教政策的演变、高层权力的两次变更等重大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领土属性的“民族国家化”，它无疑为在“边疆国家”历史延续性的大框架下审视现代中国的多民族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篇作者简介：
克里斯汀•维德尔（Christine Vidal），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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