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边疆中国和1949年：从“天下”到“海棠叶”
JZHPRESS 悦读
边疆中国和1949年
从“天下”到“海棠叶”
微信号:jzhpress
-
1. “天下”边疆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现代史缺少对边疆这个主题的系统研究。可以说，中国现代历史学与1898年以前的美国历史学状况相似，没有自己的基于边疆发展的“特纳学说”。这并不是说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毫无建树。
在这个领域似乎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中国学者多致力于描述中国在历史上如何周而复始地维系大一统的传统，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一统状态又如何被帝国主义所破坏。我们不妨称此为“失地学派”。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把清帝国与世界历史中的帝国主义研究加以联系，视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如蒙古、新疆、西藏等）为帝国遗产，并从这个角度对中国的民族冲突进行批判性研究。这样的研究路数或可称之为“帝国学派”。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展示了1949年前后中国边疆史中的某些特征，但并未对边疆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进行整体性的叙述和系统的分析。尤其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与偏重于中国内地或局限于东部中国的“主流”中国现代史研究之间缺乏联系。
换句话说，尽管史学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从未间断，但对“边疆中国”的思考却付诸阙如。实际上，与美国相比，中国更具“边疆国家”的特性。
欧文•拉铁摩尔曾经这样概括历史上的中国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故从古代开始，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个“民族政治边疆”，是一个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从事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舞台。
在美国史上，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向州的转化，导致美国人口调查局在1890年宣布了美国“开拓者边疆”的终结。而中国的民族边疆则在中国的历史年轮中持续存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边疆古已有之，从未结束。近代以前，中国边疆处于持续开放和移动的状态。这主要应归因于中国的农耕定居王朝与内陆亚洲的游牧或半农耕民族政权之间的长期争斗，以及与此相应的古代国家的有体无形的政治模式。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企图在天朝帝国登堂入室，使这一图景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历代中国王朝帝国的边疆的开放性，反映了它们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拉锯状态。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王朝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便会扩张，而其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的对王朝帝国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内陆亚洲的各个政权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王朝的宰相李刚在一首诗中写道：“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因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王朝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着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描绘在他们居住和活动范围之内的故土。他们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显然是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尽管一个破碎的“山河”或一个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时存在。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地图最早的国家之一。然而，自秦汉建立和巩固一统帝国以来，古老的中国政治地图所传递的信息与今天的地图截然不同。对中国古代地图稍加考察即可发现，尽管有时中国古人使用含义模糊的线条来勾画他们国家的疆域，典型的中国古代地图并不标明帝国王朝与其邻国各自疆域之间的所谓国家边界。长城在古代中国地图中经常出现，但它通常表达的是文化分野或防御壁垒，而非国界。
在近代以前，把帝国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都会违背“天下”观，且歪曲了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不断移动的边疆的政治现实。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
2. 现代领土
在地图上用精确的边界线标定中国领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在地图绘制方面的体现。现代中国领土的形体由此以海棠叶或雄鸡的形象展示出来。毋庸置疑，西方绘图技术与地理知识的影响对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地图绘制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前提是中国领土属性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转型。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中国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魏源、徐继畲，已经开始摒弃古老的天朝上国观，把中国看做世界诸国之一。然而，当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他们仍然要面对帝国王朝的现实及其无可避免的模糊性。
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记》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在同一书中，魏源以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之外藩。
徐继畲的中国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视“中国”与“我朝”为同义语，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
尽管对“中国”作出如此不同的定义，魏源和徐继畲都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领土意义上的“山河”势将取代思想观念意义上的“天下”。
魏源和徐继畲仅是身处中国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缓慢嬗变时期的两个例子。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
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中国”分开。这样，海棠叶形的中国政治疆域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尽管它表明的是清帝国的势力所及。
十九世纪既是一个东方仓皇应对西方挑战而饱受挫折的时期，也是一个中华帝国企图适应欧美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而追之不及的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列强和日本用战争加外交的手段对清帝国的主权和政治地缘重新加以界定，清政府也姗姗来迟地力图对帝国原先的所谓“虚边”施行有效的控制。
清政府在朝鲜、缅甸、越南等朝贡国相继失去原有的上国地位，这种藩属“外化”的趋势使得中华帝国黯然失色。与此同时，清朝在内陆亚洲的属地则趋于向中国的“内化”，开始变为中国“民族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结果是，当二十世纪来临时，中国的边疆之谜至少在纸面上有了答案。
在晚清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已大致与西方制作的中国地图看齐，描绘出海棠叶形状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在这个图景里，一条国际边界线把中国的边疆地区圈画于中国版图之内。至少在理论上，拉铁摩尔所描述的拉锯边疆时代结束了。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发行的中国地图与十九世纪西方绘制的地图之间有两个基本区别。第一，中国绘制的地图并没有对“中国”和“中华帝国”加以区分，而是用相似的标记勾勒出中国的各个省份与中国的内陆亚洲部分。第二，十九世纪的西方地图只是反映出对清政府实际上或习惯上控制的区域认知，这种区域界线依然具有模糊性和任意性。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地图则确切地标明中国国家的边界线，反映出上一个世纪一系列中外交涉及十几个有关领土的双边条约的法律后果。
这样，甚至早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这些中国地图即证明了中国的领土属性已具有了按现代即西方模式界定的“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特质。
未完待续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文选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辑）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中国当代史研究》主要介绍了1950年代，社会各界在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的处变方式，除涉及小商小贩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的选择、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最初几年的态度、上海郊区农民对征粮的抵制外，还论及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支点的由来、国家基督教政策的演变、高层权力的两次变更等重大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领土属性的“民族国家化”，它无疑为在“边疆国家”历史延续性的大框架下审视现代中国的多民族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篇作者简介：
刘晓原，华东师范大学紫江教授，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回复“当代史”可以查看本书上期内容：
与新政权结盟的知识分子侧影录（1949-1952）
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结盟的理由
希望和疑惧同在：联盟的制度化和最初的转型(1949—1950)
大结局—从希望到理想的幻灭（1950-1952）
回复下面数字编号您可以查看相关内容
0428 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
0429
中国版图变迁史之——曾经交趾今越南
0504 中国版图变迁史之——安定西疆
0505
中国版图变迁史之——苍山洱海大理国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微信号：jzh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