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要学会闭嘴，更要学会退场
JZHPRESS 悦读
思想者要有“退场”式的自由
微信号: jzhpress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没有见过余世存先生。本以为与思想者的对话，是一次很“硬”的采访经历，没想到，现实中的余世存先生温和得多，包容得多，当然这种温和是以坚定为底子的。
余世存说，生活中的他只是一个寻常的读书人，时间被小日子、读书、交游、网络生活分割填满了。然而，文字里的余世存，却常常让人感到他的“不忍”、“不爽”，乃至于“异端”，这种力量通过他厚厚的著作呈现，如《非常道》、《大民小国》、《家世》等。
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他的文笔和情思，还有他的立场，都显示出一种坚定和成熟的气质。
近日，余世存先生的又一部思考力作《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借由新书出版，我与余世存先生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1. 人间世既重在世道也重在人心
深圳晚报：老师的新书叫《人间世》，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庄子有《内篇•人间世》，讨论处世之道；《人间世》也是林语堂1934年4月初创办并主编的半月刊名字，他力求把《人间世》办成“不谈政治”也不“吟弄花草”，但与社会人生有关的小品文刊物。老师为何会选用《人间世》这个书名？本书中，您“谈什么”，又“不谈什么”？
余世存：你说得对，人间世不是一个新词。我用人间世，是受张远山先生的影响，他是研究庄子的大家，他认为人间世的间字是一个动词，个人对出世入世的态度，个人在世间是否能够出入自如。人间世既重在世道，也重在人心，重在人对世道人心的命名、审判和救赎。
这本书主要是谈我个人的所思所见所想，是我对家国天下的观察。我想尤其要说的，是我写作隐隐地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青年朋友、是我那些仍具有理想的同龄人，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得到印证和安慰。
当然，我不谈的也有，一是时事，自我回北京后，我觉得跟时事距离太大，难以观察，也没有兴趣观察了，故写作基本不涉及时事。二是我的最新研究心得，这几年我对东西方文明、对范式转型多有思考，但这种思想性文字在华人世界的实质和虚拟空间，几乎都难以发布，故写作基本不谈深层面的东西。当然，即使这样，很多人都抱怨我的文字还是深了一些。
深圳晚报：《人间世》的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可否用简要的语言概括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余世存：如果一定要用简要的语言概括，我愿意借用年轻人的话来表示：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国人常讲贞节、贞操，年轻人的观察最为直觉精准，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贞定的时代，只有贞定，我们才能指自己或一个社会贞下起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但我们个人、周围的朋友、阶层、社会精英和大众，能够贞定的不多。因此，我们个人被耽误了，被消耗了，时代社会的元气淋漓的春天也迟迟未来。
深圳晚报：在《非常道》中，您披露了近现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大民小国》，您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家世》，您追寻了几代人逝去的精神传承……而《人间世》直接描述了“我们的时代”，它与您之前的作品，是否构成某种呼应？
余世存：我的作品，跟其他作者的作品相比，可能有些跳跃，但确实有呼应。我个人认为，我的作品既是为理想主义者、青年朋友而写的，也是为社会的中间层、为小康或中产阶层及其家庭而写的。它的基调是立足于常识，捍卫人的尊严、历史的正义、生活的健康。我希望我的作品既为父亲母亲所读，也为孩子所读。30年来，我们几代中国人都希望扩大社会的公共空间，扩大社会的中间层，但真正为这个中间层写作的、为其背书的产品不多，我希望自己的写作算是。
深圳晚报：有人把您的《人间世》中提及的人物做了统计，有五百人之多。拉了如此之长的人物名单，其意在何？
余世存：我们说精神状况，它肯定要附着于人、落实于人。你可以说这是我一个人的精神地图，是触动过我的人物；也可以用鲁迅的话，这些人物已经跟他们本身无关，他们在我的书中扮演的只是一个个精神舞台上的角色，是一些符号。
我选择人物，除了少数朋友外，大多是我视野里的精神个体。我希望大家明白，即使我们对世道不太满意，但仍有这么多人在思考、在表达，而且被一个叫余世存的人记录下来了。还有一大遗憾，有人也提出来了，是当代人物中反面人物提到太少，其实，书中提得不少，只是因为“你懂的”原因，我不能把他们的真名写出来。
2. 公知的变味被妖魔化令人痛惜
深圳晚报：《人间世》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如“官商”、“权利”、“全球化”、“异乡人”等等问题。您找到这些问题的解药了吗？
余世存：龚自珍有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这些问题的解药其实在那里，关键看我们是否去找去服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答案就在于人的觉醒。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是醒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仍如梦如幻，如戏如剧……
深圳晚报：您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在“公知”这个名词有点变味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公知”？
余世存：公知的变味，被妖魔化、诬名化确实令人痛惜，但公知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关怀，社会转型也有民族民生民权之说。公知维护的是民权，但由于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忽略或轻视，使得这场拉锯战以公知的退场而告一段落。同样遗憾的是，公知在这十多年的社会介入中，并没有提供多少可观的知识乃至精神思想层面的产品。
深圳晚报：您曾说过：“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现在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余世存：随着代际的更替，我这一代知识人虽然是各个领域的中坚，甚至进入主导层面，但在知识、思想的原创力上基本退场了。
当下思想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我了解得有限。大体说来，青年朋友仍是最为敏锐的，我们当下最有活力的观念多拜他们所赐，比如很多名词创造，包括“普大喜奔”、“人艰不拆”、“不明觉厉”一类的观象系辞，是他们对我们社会的现象作出了最准确的系辞、命名和审判，他们的不足在于对上几代人的努力缺乏继承。这是我们中国知识的一大问题。每一代知识人都立足于经典知识、流行的外来知识，很少有人把前人的知识努力吸纳进来丰富自己。
3. 真正的思想者，要保持精神的独立
深圳晚报：您之前的著作，很多内容和人物涉及民国。我们这个时代，与民国那个时代的人，精神空间是否已经存在某种隔阂？
余世存：民国热的原因有很多，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跟现实社会作为参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民国人，确实已经是两类人。我说过，民国人基本上都是文化层面的“富家子”，他们耳濡目染传统文化，又对西方文化没有隔绝，他们出入自如。我们则多是革命世纪的怪胎，需要吐出“狼奶”，需要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多层面重新发现作为人的存在。
深圳晚报：您认为，成为一个思想者的契机是什么？是天性使之，还是后天使然？您如今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离开了体制的边界，也曾形容自己如“丧家之狗”。真正的思想者，是否必须有这“退场”式的自由？
余世存：我也不知道思想者是天性使之还是后天使然。我们见过一些学院里有几十年研究条件的学者，但他们不是思想者。我也见过一些民间的写作者，他们终老一生仍以思想的探险为乐，尽管他们只是乡村教师，但他们收获的思想碎片仍有力量，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这样说，思想者是天命了。但显然这些人失踪了。所以先天和后天都很重要。
真正的思想者，确实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我们的很多知识人和写作者为时代、权势诱惑了，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他们看重“时势权力”，对人类精神的关键性问题，比如正义、自由、博爱、光明温暖，等等，既活不出样子，又思考不出样子。很多发言、表态、谈话是不必要的，很多“在场”是不由自主的，也是不义的。一些人要么无条件地媚时媚俗，要么说说怪话，愤世嫉俗，戾气冲天。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对他人不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的思想者确实要有“退场”式的自由。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文篇内容来源于深圳晚报（2014年09月07日），记者李福莹
回复“余世存”可以查看《人间世》相关精彩章节：
预知人生的卦象
民国人物微言
微言：为官者与为商者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微信号：jzh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