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边疆中国和1949年 从“天下”革命到特色边疆(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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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中国和1949年
从“天下”革命到特色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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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革命
1950年代中期所宣称的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三重意义上遮蔽了边疆民族问题的继续存在。
首先,内陆亚洲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来说一直是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与在中国内地省份聚居的固有的和新近识别的少数民族大不相同。这个特殊问题并不会因为边疆民族和内地民族同被视为“少数民族”而消失。
第二,因为区域自治基本上是一种取代民族自决的中央集权的手段,其成功表明的只是中共对边疆分离主义的克服,而不是有关各方对彼此的民族立场合法性的认可。
最后,从一开始中共领导就预制了“解放”、区域自治、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化的三部曲,区域自治的实施仅预示着第三步的到来,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边疆与内地最后实现政治同质化。
因此,1950年代中期以前的基于容忍边疆特殊状态的合作气氛注定要改变,边疆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注定要发生急剧变化。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内地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关系也随之激化。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使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东部的事态发展,而几乎从现代中国历史中抹去了边疆地区。
很容易忘记的是,中国革命肇始于激进的边疆政治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的前一半很快就被修改为在中华民国内给予非汉民族平等待遇。而口号的后一半到1949年时已经实现到这样的程度,即中华民族的革命必须囊括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平等待遇也就意味着边疆民族必须和汉族一样经历毛泽东的革命的每一个阶段。
边疆地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情况非本文所能论及,但是内蒙古值得特别注意。众所周知,西藏是一个长期显示中国边疆不稳定的例子。但是没有其他地区比内蒙古更能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理念的巅峰时期不能终结中国边疆的民族政治斗争。
在西藏和内蒙古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治体制从未参与中国革命,而内蒙古民族则从二十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中国革命的进程。正如在清朝征服中国之前蒙古就归附了满族一样,内蒙古民族是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
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1949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换言之,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内蒙古民族已经接受了自身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地位。
可是在“文革”时期内蒙古边疆民族政治再次开盘。“文革”时期的混乱状态在新疆和西藏都为当地的民族主义者造成了从底层“造反”的机会。可是对内蒙古的“造反”是由北京直接从上层开始的。
攻击的目标是非汉族中共官员中职位最高的并是区域自治首任领导的乌兰夫。乌兰夫是“文革”时期最早被罢免的省级第一把手之一。他的罪名之一是在1960年代重发的中共在1935年给内蒙民族的一封公开信,即上面提到的由毛泽东亲署的文件,其中把内蒙古视为一个“民族”,并称“民族是至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在“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被肢解,所谓“内人党”冤案也使内蒙古人民受到大规模的迫害。
在研究了中国政府从1950年到1995年期间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之后,中国学者马大正注意到一个他认为费解的现象:在整个1970年代,新疆没有发生一件“分裂事件”。在1960年代,“文革”运动在西藏导致了流血事件,但西藏在1970年代也较为平静。在1970年代,在北京认为内蒙的“文革”领导在对所谓“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整肃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以后,内蒙古的民族关系也开始松弛下来。
其实,边疆地区在1970年代的相对安宁并不奇怪。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中国在天下大乱以后,开始达到天下大治的时期。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最大限度动员国家和社会暴力来实现集权意志之后,各种不同声音,包括来自民族边疆的声音,当然只能暂时保持沉默。
2. 特色边疆
人类学家宝力格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阶级与族群冲突的碎片中形成的”。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民族问题被极大扭曲,到“文革”时期民族工作已被随意界定的“阶级斗争”所取代。
在近些年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编年史中,对“文革”时期的情况或简而言之或绝口不提。民族问题在“文革”时期湮没之彻底,在这种处理历史的手法中可见一斑。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北京的新方针表明,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已在中国一落千丈。然而,当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展开改革的时候,民族边疆的“河水”似乎深不可测。
然而,当经济改革在中国恢复人们对体制的信心的同时,一个民族工作的“新时期”也无可避免地揭幕了。所谓新时期实际意味着恢复那些在1950年代行之有效的、以区域自治为中心的做法。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在1980年代以立法的方式重新得到确定。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也恢复了原状。民族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重新得到强调。这些做法的“恢复”意义显然大于“改革”意义。
在胡耀邦被罢免前的一个短时期内,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进行改革的勇气。在此期间,一系列针对西藏的实验性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政策把西藏视为一个“民族特区”,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遥相呼应。为了鼓励对西藏的新政策,当时的中共领导认为“不必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是不是会削弱党的领导,是不是会使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是不是会再发生大的叛乱”。
尽管其他边疆地区被明令禁止效法西藏,1980年在西藏的试验实际上潜含了两个具有普遍性的重大意义。其一是突出了个别边疆地区的独特性,与1949年以来的同质划一趋势截然不同。其二是对国际舆论的明确的敏感性,与毛泽东时代对外部世界的藐视大相径庭。
以东南“经济特区”为先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惊人变化,而西南“民族特区”却没有进一步成长,造成民族边疆政策的重大改革。
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目标。同时,他对中国的民族政治状况表示满意,说“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小治”。这些目标对一个正在从“文革”灾难中康复的国家来说是现实的。
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愈益举足轻重的时候,这些目标就显得过时了。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率使世界叹为观止。
然而,相对于经济领域的突出成绩,中国在稳定民族边疆方面尚未取得相应的成果。区域自治加经济现代化的二元公式并没有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暴力镇压的手段仍须常备不懈。
中国的有关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动乱”、“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在新疆发生的频率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样。与此同时,北京在西藏推动的“跨越式发展”并没有使西藏问题从中国和西方的媒体中消失。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中,边疆是反映中央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实力对比的移动地带。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转型导致了中国内陆边疆的内政化。然而,在新型的中华民族国家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政治争执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
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集权与一体化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分离主义之间的对抗。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伦理、心态尚待形成。
可以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边疆”来描述中国边疆的现状。这个概念借用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更为诚实。它的意思是,尽管迄今为止,民族边疆和中国内地被一种超民族的政治理念(社会主义)合二而一,这种趋同发展主要反映的依然是中国内地汉族的政治意志。
所谓“边疆”,既可取义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前沿”性和“潜在”前景,也可用于形容文化猎奇者的目光所在。本文使用这个概念,则限于说明“国家”这个政治现象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某种特性。
对于国家内政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或表明二者之间在政令方面的不统一,或反映二者之间在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对于国家外交来说,“边疆”状态易于引发国际关系的波动,也会触发有关国家的危机感。
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自己的国际边界,并在边界以内充分行使主权。然而,在过了一个甲子之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边疆状态依然在延续。
历史无法回答,中国的边疆状态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终结。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是,美国在立国后用了近120年的时间才结束了自己的边疆状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经历的时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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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辑)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中国当代史研究》主要介绍了1950年代,社会各界在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的处变方式,除涉及小商小贩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的选择、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最初几年的态度、上海郊区农民对征粮的抵制外,还论及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支点的由来、国家基督教政策的演变、高层权力的两次变更等重大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领土属性的“民族国家化”,它无疑为在“边疆国家”历史延续性的大框架下审视现代中国的多民族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篇作者简介:
刘晓原,华东师范大学紫江教授,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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