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黄仁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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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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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抗战开始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中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黄仁宇）
1. 蒋介石 坚持
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即已在日记中写出，着重他个人所可发生的决定性之影响，有“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原文如下：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1931年10月7月）
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相反地，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在保全国格。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
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地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一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
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以后各处怨声载道。重庆中央大学学生因公费伙食不好而发生风潮。
日后《史迪威文件》公布，内中载有未具姓名之人士在战时向史将军建言，揭发中国政府黑幕者共十五起。此等人士已完全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信条置诸度外。是则中国人“五分钟之热度”事实有之，则不能责备领导人之预存警惕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戎装要求北上抗日的青年学生）
2. 同时 上段文字
也表现前后只五年余，蒋介石的思想与观感在广州经历“中山舰事件”时，有了很大的区别。前时他尚在日记中记出：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
至此虽不能说他已放弃以前之见解，可是他反对“徒凭一时之兴奋”，而着重“长期之坚持”，又将“良心”与“人格”与“革命精神”及“主义”并列，反映着在这五年余时间内，他已从一个夺取地方政权之将领成为一个国家之负责人。
蒋介石一生经历与众不同之处，乃是他事业上之发展过速。当他组织部署一个新国家的工作方在伊始之际，他当然尚以革命家自居，而旁人则已视之为国家之负责人。他不仅要对国事负责，也要对现下之社会状况负责。批评他的人很少想及，他既认识“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即不可能对刻下社会满意。
中国旧社会既已崩溃，新社会尚未登场，如是只产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强邻压境，蒋介石只有两途斗争，又加着两边迁就。他所谓失去人身自由，不能返诸清白之身，至是不难了解。
上面1931年10月7日之日记既已用“此次对日作战”作破题，可见得迟早好坏之间，他仍准备和日本一战。可是对中国讲能愈拖延下去愈好。此方针亦系日后他所标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之宗旨（1935年11月19日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
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抗战开始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
3. “九•一八事变”之后，
蒋介石于年底之前被迫辞职，他在1932年1月29日，亦即上海战事展开之后，始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6日方为委员长。然而实际上除去约三十日左右他逗留于奉化及杭州之间以外，他对重要国家之决策始终未曾置身事外。
举凡东北问题诉诸国际联盟解决；淞沪战起，迁都洛阳；以第八十七师及八十八师编成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又准备抽调第一师胡宗南部往江南，作次一步防卫战之部署；此后淞沪停战，由西方国家调停，南京政府接受，但不带政治条件，均由蒋介石主持决策。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继承人无是经验及气魄担此重任；另一方面实际情形则系南京政府之财政已依靠上海银行界维持，蒋去职，宋子文亦不合作。而且失去蒋之保证，借款尚成问题，又况黄埔军人亦只有蒋能随意摆布调遣。
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击者之口实。一切由于蒋之“军阀体系”及“家天下”之作风构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机构，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组织皆无从脱离人身关系，只能先私而后公。
蒋介石之权位由旁人对他之信仰而产生。更甚者，恭维他的人尚可赞扬他在1932年国难当头时，接受群人指责，甘心奉弹劾他的林森为国府主席，多年对头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自己首先（1932年1月23日）只以“国难委员”的名义，从旁襄助，可见得他胸襟宽阔，愿意任自己手创之权职公众化。
况且经他摆布，他的部下都有做无名英雄之性格。至今多数人已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2月中旬之后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第五军张治中部承当，一周之内八十八师即死伤两千余人，以后战事后移，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亦在嘉定一带参战。至于后方之部署，不致使日军以四万之众挟新胜之余威进军南京，均由蒋策书，更无人道及。
然当日攻击他的“恐日病”亦非全无根据，只是他所恐惧者为国力及民族意识，而非个人胆力。他首先听到沈阳沦陷时，即在日记上写出：
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931年9月19日）
翌年初他仍无职位期间，听说南京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他又写出：
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1932年1月10日）
这种种思潮亦不能在当日公布。
4. 此中更有一层 复杂关系，
则为日本之态度亦不可捉摸。“九•一八事变”原由于关东军少壮派制造而产生。事变次日，若榇内阁即宣布“不扩大”政策。至9月24日又宣布关东军仅采取“自卫行动”，且即将撤回南满铁道。
可是至此军方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若榇内阁本身亦意见分歧，至年底辞职。继若榇礼次郎即于1932年组阁者为犬养毅，此人与蒋旧识，蒋于1927年游日时曾往访。犬养亦希望和平解决，曾派私人代表往谒蒋介石及南京首要。
（蒋介石和犬养毅（中央）合影，左一为头山满）
但其内阁本身亦意见分歧，赞成关东军激进政策及主张予以约束者包括首相本人约各相半。经过淞沪战事之后，犬养毅于1932年5月10日被激进派暗杀殒命。
所以事变之后，希望日本政府能约束军人，恢复常态，最初并非奢望，事实上似有可能。此旨既存，中国政府当局即不便以剑拔弩张之姿态，更加刺激对方之强硬派，而削弱其温和派希望和平解决之立场。
5. 对国际联盟 及
九国公约诸签字国干预之期望，亦使蒋介石举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之第三日，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即已提及：
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轻易视之。（1931年9月21日）
此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以后全部证实。但是国联盟约有调解制裁诸条款，中国为弱国，本身无力收回东三省，又不能不对国际正义有所希冀。所以才两日后蒋介石闻国联议决，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又不禁将当时感想记在日记中：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1931年9月23日）
此段已明白道出如因国际干涉，而使中国死中复生，其机缘已非人谋实为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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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增订本）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
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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