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王阳明：静坐不如在事上磨练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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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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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川）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下）

由静坐得到的“收敛”，是靠不住的，所以“遇事便断了”，于是又起个念头在事上去省察，等事情一过去，却又要回到静坐上再求收敛之功。这样来回照顾，反复搅扰，如何能内外打作一片？常人总以为静时的无念是内，动时的起念是外。

其实，（一）人哪有无念之时？戒慎恐惧即是念，居敬的敬亦是念。戒惧与敬，都是贯于动静的；谁说静时便不要戒惧，便不要敬？《中庸》《大学》讲“慎独”，岂不正是静时的敬与戒惧？人不是死体，当然念不可息，只是“念”要“正”而已。

（二）心本无内外，静亦不是内，动亦不是外，动时静时的心只是一个。心能作主时，无论在动时或在静时，都只是那个虚灵明觉、真诚恻怛的心，这才是“功夫一贯”。

如此，哪有内外？又何分动静？如果你另外再起一个念头，想获得一个“静”，达到一个“无念”之境，那便是歧出入邪，便是妄念。因此阳明说“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所以严格地讲，一味好静只是一种逃避的自私。试想一个人从立己到立人，成己到成物，从身到家国天下，该有多少事要我们去担负！如一味好静，只会消蚀我们的道德感与道德意识，只会萎缩我们的道德勇气与使命感，又怎能完成人生的责任？

纵然一时收摄得了心，亦只是个干冷晶光的玻璃镜子而已。而对于人生的责任而言，反而是一种深微的放肆与陷溺。所以阳明又说“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传习录》下又有一段话：“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此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

无论动时静时，只是一个停停当当平平顺顺的工夫，只是“直道而行”。天理是直而无曲的，是活而不息的，顺它而行，就不会引生那些曲折的不相应的工夫，亦没有那些求静求无念的来往照顾之纷扰。而且“动未尝不静，静未尝不动”；动时顺天理而行，何尝不静定？静时存养天理，又何尝是枯寂的静？

程明道云：“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便是大贞定的工夫。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言集义，《中庸》言诚身明善，《大学》言慎独，明道说识仁、以诚敬存之，象山说先立其大，以及阳明言致良知，都是孔子所谓“直道而行”的直道工夫。唯直道工夫，方能本末一贯，内而成就“内圣”之德，外而开出“外王”大业。

后来受了佛家影响，于是有“静坐”一途。如作为个人受用，作为某一契机上的一时之权法，自无不可。但静坐决不是本质的工夫。它是一隔绝的方式，是从外面窒息；不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从里面正而开出的直道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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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王阳明哲学》蔡仁厚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王阳明哲学》提出了很多王阳明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王学的代表作。“四句教”“致良知”“心即理”是王阳明哲学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具有怎样的人生意义？明代中叶以后，王学何以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甚至传至日本？这些问题，在书中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论述下，都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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