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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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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共立场的一致性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在梁启超过世之前，蒋介石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两人之间并无直接的交往。任公逝世之后蔡元培（1868—1940）、蒋梦麟（1886—1964）曾建议国民政府予以褒扬与抚恤。
1月2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72次会议，曾就此事加以讨论。会中胡汉民（1879—1936）与孔祥熙（1880—1967）表示强烈反对，后来蒋介石接受陈果夫（1892—1951）的建议由提案人撤案，褒扬梁启超的案子最后未能通过。无论如何，此时蒋介石对褒扬梁启超一事显然并不热衷。
在梁启超的文字中提及蒋介石之处亦不多见。其中最直接的几次是1927年清党前后他所写的家书，信中一方面肯定蒋介石清共的努力，认为共党势力坐大将使生灵涂炭，同时也对蒋所采取血腥的手段，以及他与军阀勾结感到痛心。1927年3月31日，任公写道：
这几天上海、南京消息想早已知道。南京事件真相如何，连我也未十分明白……蒋介石非共产党，现已十分证明，然而他们压制共党之能力如何，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现在上海正在两派肉搏混斗中，形势异常惨淡，若共党派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所了。
1927年5月5日，也就是在国民党412清党之后，他再次写信给儿女们。信中说道：
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
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糊里糊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
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拼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1885—1935），唐生智（1889—1970）勾吴佩孚（1874—1939）（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双方又都勾结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也还像个人吗？
在思想上，梁启超反对共产主义，同时对国民党（包括蒋介石）也没有好感。这时许多人都希望任公能出面，“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然而，任公本身却痛恨政党生活，而且他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代议制与政党制有办法拯救中国。
他想做的是以他所开出的“药方”来避免青年们误将共产主义的“毒药”视为“良方”。虽然，梁任公私下的言论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却可以反映出他对蒋介石的看法。简单地说，任公不很欣赏蒋介石，不过在反共方面，他与蒋介石是有共识的。
（蒋介石）
2. 思想倾向上的接近性
除了反共立场一致之外，蒋介石的思想与梁启超所开创的中国近代以来调适思想的传统，也有很强的亲和性。
笔者曾从中国近代阳明学的发展，来观察蒋介石与梁启超在思想史上的连续性。
拙文指出：蒋介石的阳明学延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自梁启超所开创的“调适传统”，希望仿效日本“大和魂”、“武士道”，塑造“中国魂”。任公主张以继往开来的精神，尤其是以阳明思想为中心的尚武精神、“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念，建立具有中国固有道德为基础的现代国民，以抵抗谭嗣同以来的“转化传统”，如激烈的革命思想与五四以来反传统浪潮。
任公在1902年所编著的《中国魂》，其后所出版的《中国之武士道》（1904）、《节本明儒学案》（1095）、《德育鉴》（1905）与《松阴文钞》（1906），均为此一精神的展现。
梁启超的调适思想和蒋介石的想法直接相关者有以下两点：
一、任公有鉴于日本阳明学对于明治维新的贡献，以及在培育“大和魂”、“武士道”所发挥的功效，主张以阳明思想铸造中国“国魂”、培养新民。
二、在王学之中重视修身功夫（尤其将爱国当作“良知”中很重要的部分），以及修身、治事一以贯之，而较忽略本体论方面的抽象讨论。在此之后杜亚泉（1873—1933）、钱穆（1895—1990）、梁漱溟（1893—1988）、贺麟（1902—1992）、唐君毅（1909—1978）与牟宗三（1909—1995）等人都至少部分地继承了梁启超的思路。
蒋介石对儒家传统的尊重，以及对“武德”、“中国魂”的探索，虽受到亲身经验之影响，然亦直接地源于此一近代中国的王学传统。他有意地继承阳明精神、“武士道”、“大和魂”之中积极进取、俭朴、忠勇、与爱国等情操，并将之转化为新生活运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忠党爱国”的观念。
蒋介石与梁任公不仅在思想倾向上接近，他也曾表示十分欣赏梁启超的文字。有一次他和张学良（1901—2001）的谈话中表示：梁“文字很好”。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日记记载了他与蒋介石的对话：“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大的贡献。”
（梁启超手书李商隐无题诗）
3. 梁启超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对梁启超文字功夫的肯定是源于他曾仔细地阅读任公的作品。1942至1943年间，他曾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阅读梁启超的著作。换言之，他对梁任公的认识不是在清末民初任公生前声名大噪之时，而是烽火满天的抗战期间。经过一年多的阅读，让蒋介石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
蒋介石开始看梁启超的著作始自1942年8月25日，他接触到任公的《颜李学术》一文，阅读之后的感想是：
《颜李学术》一编，尽书之立，一气看完，极叹颜李学术之伟大，实为从汉唐以来，罕有之大儒。而其学说，与我行的道理相同。往日我自以为余不行不能知之发明，乃发前人所未发者，孰知习斋先生不知即是不行一语，已先我而发之矣。读之甚觉自慰！
庸之尝属我于孔诞日发表孔学宗旨一文，幸而以心不自安故中止，否则对孔子以《宋明学案》为根据，立说又多须一番改正矣。吾于此，对于宋明程朱陆王之说，更增疑问矣。
同时他表示想阅读任公的其他著作，并表扬任公：“梁启超著《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亦应购阅，而梁有功于学术，如此应予之追扬令”。
不久，蒋介石就建议国民政府对已经逝世13年的梁启超给予褒扬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9月29日第94次常务会议中，蒋介石提议：“新会梁任公启超毕生尽力于学术著述，介绍西方学说，阐扬中国文化，一时风气为之丕变。晚岁整理国故，讲学旧都，发扬我中华之文明，启示学者以为学之方法，用力弥勤，垂老不倦，于近代学术文化贡献殊伟”，会中通过此案。
1942年10月3日，《褒扬令》行文通令全国，表扬任公“毕生尽瘁学术，贡献极大”。次日在《中央日报》上有一则报导，特别注明了此事“系经蒋委员长提议颁令”。
（蒋介石对梁启超的褒扬令）
蒋介石在阅读梁任公著作的过程之中，对中国学术传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了解到任公的重要贡献，因而给予褒扬。尤其重要的是，任公对颜李学派的诠释，帮助蒋介石走出宋明理学思想的限制，补充了阳明学说中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理论，让他建立起“力行哲学”的思想体系。
许多人都强调蒋介石思想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联，却忽略了从1942年之后，蒋介石受梁启超影响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在心性修养之外，同时重视实践，因而使他的力行哲学更为完备。新生活运动中，以外在表现来形塑内心，以食衣住行的身体管束达到礼义廉耻的道德修养，得到传统理论的进一步支持。
再者，日后蒋介石所提倡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所指涉的“中国文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宋明理学传统之下重视道德心性的“中国文化”，而是经过梁启超淬砺、采补，进而以现代观念加以诠释、并具有实践精神的“中国文化”。
总之，在蒋介石以传统理念来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曾经身为其政敌的梁启超其实扮演了一个以往大家所不知道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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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黄克武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民国人物与思想三个部分。所收论文，涵及黄克武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人物等相关文稿，展现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与中、西多样思潮交织互动的历史图景。
作者简介：
黄克武，1957年生于台北板桥。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金山乡志：政事篇》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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