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徐志摩与苏联：从意气用事的赞颂到激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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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对苏联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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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1. 徐志摩的思想转变
徐志摩出生在浙江一个城市家庭，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因而思想开放，晚清种种变革以及革命运动，他都有所关注，还曾为革命军的失败而痛苦，由此可见其在早年便已具备追求自由的因素。日后他留学英国成为自由主义信徒，便是顺理成章。
他曾在文章中感慨：“今自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皆足悲哭呜咽，不自知涕之何从也，而何有于乐？”可见其在求学过程中，亦有不少苦恼，这些苦恼，尤其表现在政治态度的矛盾。
徐志摩去英国求学，主要是想追随罗素读书，但是事与愿违，罗素因战时主张和平，被剑桥大学除名。后来徐志摩与罗素虽有交往，但是二人在思想上有较大区别。当时徐志摩的老师是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因而其自由主义信仰中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因而当苏联崛起之时，徐志摩热烈欢呼；列宁去世，还写诗悼念。
尤其是一九二四年，他对苏联国旗盛赞有加：“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同时他对苏联的成立欢呼雀跃：“在那旗子抖动的声音里，我不仅仿佛听出这近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
徐志摩与罗素的分歧就此埋下，一九二○年，早于徐志摩四年访问苏联的罗素，对苏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徐志摩对此展开了反驳：“罗氏不常言基尔特社会主义乎，奈何健忘若此？”“罗氏为科学家，常抑情感求真理，然一涉意气，即如泉涌蓬生而不已。”但意气用事的，恰恰是徐志摩本人，他在一九二二年的《罗素与中国》一文中，将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大加挖苦。时隔一年，他在文章中，又引用吴稚晖的话激烈抨击罗素：“说罗素只当我们是小孩子，他是个滑头大骗子。”
转折发生在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爆发了“赤白仇友之争”，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在《晨报副刊》工作的瞿秋白，在此之前曾以特派记者的身份与俞颂华一起访问苏联，随后写下了名动天下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对于苏联，一再表示深深的忧虑。
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正式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一局面的寓意不言而喻。沈志华先生指出：“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2. 徐志摩的苏联之行
徐志摩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对于苏联的赞颂，带有鲜明的趋时而动的痕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五年他亲身访苏。在《欧游漫录》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对于苏联的看法，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包括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在《欧游漫录》一开始，徐志摩便表示出自己的矛盾：“你答应了一件事，你的心里就打上了一个结，这个结一天不解开，你的事情一天不完结，你就一天不得舒服。”
表面上看，徐志摩是表达不能及时给《晨报副刊》供稿的苦恼，实际上却是对于亲历苏联表达自己惶恐不安的心情。亲身游历苏联终于让徐志摩开始清醒，对苏联也由一味地赞颂，转为激烈地批评。
徐志摩原本想象中的莫斯科，多么富有魅力，然而及至他亲临红场才明白自己的可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因而徐志摩惊呼：“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地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的火种！”
（莫斯科红场游行，自行车手，1925年05月01日）
而在文中，徐志摩又提及了两件事情，进一步体现了他对于苏联的怀疑，为他的右转提供了巨大的契机。
“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聊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得想法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人存心诬毁苏俄的一种宣传。但同时杜洛茨基为做了《十月革命》那书上法庭被软禁的消息又到了，又似乎不是假的，这样看来，苏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托尔斯泰那话竟许也有影子的。”
而徐志摩随后拜会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更确定了他对苏俄的怀疑：“我当然问起那新闻，但她好像并没有直接答复我，她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斯托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随后更亲身领教了苏联的专制政治，晚上他与友人去听戏，经历了戏剧性的一幕：“我们一到门口票房里没有人，一问说今晚不售门票，全院让共产党俱乐部包了去请客，差一点门都进不去。”苏联的高度集权，由此可见一斑。
而参观列宁遗体陈列馆，让他对苏联的怀疑最终达到了顶端，也让他对罗素产生了由衷的歉意：“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
而徐志摩本人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根本不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死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这血海。”
最后，徐志摩对于国内诸如李大钊这样宣扬马列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实施了最坚决的清算：“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要外国的主义来策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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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周言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身后，别具匠心的梳爬了许多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脉络和史料，极大弥补了“王学”研究的空白。
作者简介：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列入博源文库丛书）等书，译有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等，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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