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1949年迁台者亲历赴台艰辛——我的台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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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岁月——我的第四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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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衡阳的旅居，乘华联轮航向台湾基隆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府迁往四川省成都，我亦再度南迁。
5月18日，我搭乘粤汉铁路火车赴广州，抵广州后住进国民酒店，政府曾拨给每位代表生活费港币一千元。
在国民酒店住了三十天，参观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也逛了西郊的“海角红楼”以及风光旖旎的荔枝湾胜景。
1949年6月18日，我们由广州珠江码头登上了华联轮驶往台湾。经海上三昼夜航行，二十二日才在暮色苍茫中，抵达雨港基码头，下船后，换乘大卡车赴台北。因环境陌生，周芳与我在忙乱中各搭一车走散了。当晚周芳未找到栖身之处，只好睡在台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二号门外的廊檐下，我则被李代表仙龄的夫人带至南昌街邱代表的公馆住了一夜，还蒙邱太太盖秀荃女士盛情招待，实在令我感激不已。
（作者张骅国民大会代表当选证书）
苦无栖身处，乞住寺院
第二天，我便至延平南路七十二号门前与周芳会合，他正坐在那里为栖身无处而发愣呢。我的想法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天五绝人之路，不去烦恼它。
没过多久，就遇到一位搭乘同一艘华联轮赴台的代表，他是辽宁省道德会的理事长，还带有两位女讲道员，他们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到台北就可以到重庆北路大同区老师里的一所寺庙——觉修宫去住。我们是乘同一艘轮船来的，在船上时都晕船晕得特别厉害，几乎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基于同病相怜的心理，他劝我们暂时也去庙里住。本来我们不打算去住庙的，经再三研讨与商量，结果也只好暂时去住庙了。
于是，周芳与我乘一辆三轮车去了觉修宫。当年的主持是一对陈氏夫妇，为人非常和善，我们不会说台湾话，他们不会说普通话，但彼此都懂些日语，再带一些肢体语言的表情，彼此的意思基本上懂得。他把我俩带到只能容下两个人居住的一间小土屋中，屋内尚有台湾古式的铜床一台，能有容身之处，总比风餐露宿好得多，只好暂住下来再说吧！
那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尚在碧瑶还未来台，正处于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中。凡是来台湾的代表，都如浮萍一样，生活无着落，就靠在广州时政府发给每人一千元港币，在广州国民酒店住了三十天。钱差不多已用去一大半了，我们仍为流亡的同学多开一个房间，最后只剩一百块银洋。回头再看看光复不久的台湾，市景仍是百废待兴，街上多数行人穿着木屐。再到市场看看，生活必需品没几样，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挺苦的，那时想包饺子连面粉都买不到，不要谈其他的了。
谋生之路非常狭窄，由广州带来的一点生活费，为要回报道德会（住进觉修宫是道德会介绍的），每个月都补贴他们生活费的二分之一，再加上有一些流亡同学来找我，又不能不补助他们一些。三个月下来，手中只剩下三个银元，眼看着就要断炊了。这时，张世良代表就介绍了台北县立顶双溪中学教师——沈阳籍的徐荫熙先生，周芳便持介绍名片前去拜访，希望能在该校谋一教职以糊口。
周芳是由台北车站搭早上八点开往宜兰线的火车去顶双溪的。顶双溪位于宜兰线上，我在家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了，他才回来。他一进屋，我便问：“怎么回来这么晚，饿了吧？见到人没有，有没有希望？”他说：“不管事情有无希望，徐先生夫妇实在令人感动，我一进屋便自我介绍。再一提世良，然后就看到徐太太由后窗子跳了出去，当时我在纳闷，她为什么不走前门呢？尤其是一个女人跳窗实在不雅观。
可是不到十分钟的工夫，徐太太便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汤，又由原路跳了回来，并说：‘周先生，你快趁热把这碗米粉汤吃了吧！方才你来坐的那班火车，马上就要由罗东开回来了，这条线上一天只有这么一趟火车往返，如赶不上，今天就回不去了，家里会惦记的，先吃点东西填肚子，这地方的火车不卖吃的东西，不像我们东北的火车上有餐车，我是怕时间来不及，由前门出去绕路太远了，就由后窗跳出去，距卖米粉的摊子近些，也不怕您见笑了。’实在感动人。同时，徐先生也告诉我，他会尽力帮忙。”我听后，便说：“我们东北的女孩子就是这么熟诚。”
徐先生真的帮忙了，没过多久我们就接到了聘书，顶双溪中学聘周芳为数学教员，我们就迁至该校的教职员宿舍去住了。该校校长钟监明先生，还是北平师范学院毕业的校友呢，一学期的生活过得倒也愉快。
半年后，好友士福金先生接掌基隆水产学校，邀周芳帮助接收校务，并聘周芳兼教数学，因此，我们又迁居至基隆中正路正滨里水产学校，一个房间仅有六张榻。基隆是有名的雨港，常常下雨，空气非常潮湿，因此人极容易患疟疾症，尤其初来台湾，身体瘦弱，不太适应这种环境的我，自然也就忽冷忽热地折腾了一阵子，受不了只得又迁居了。
（作者与丈夫周芳的结婚照，1949 年2 月摄于杭州西湖）
大杂院生活艰苦多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关心“国大”代表们生活艰苦，便发给每位代表新台币二千元。也就在那个时候，台北延平南路七十二号正有一位代表欲将四个榻榻米大的房间出让，代价是三两黄金，那时候三两黄金折合新台币约两千四百元左右。就在这年的暑假，我们便又迁至延平南路七十二号三楼居住。这栋房屋是“台湾省政府”的一栋三层楼房，从大陆来台的代表们乍到台北的时候，就先借住下来；这里住满了三十几户代表，变成了大杂院。大家说话南腔北调，就谈不到什么秩序了。
先住进去的就有居住权利，如果他不住了就可顶让给别人收些权利金，我们是用三两黄金顶过来的。这个小房间比鸽子房大不了多少，又是顶楼，一到夏天屋顶被太阳晒透了，蒸笼一般的热。进不得房间，只好带着孩子在中山堂前，国父铜像下面的石阶上乘凉，一直要到午夜二时左右，回房才能睡得着觉。大女儿小芳生了满身的痱子，那时连一座电风扇都买不起，更遑论其他！也只有以心静自然凉自求多福了。
1953年春，一天在《中央日报》广告栏内看到了一则房地产出售广告：“罗斯福路四段二十四巷十二弄四十六号建地五十四坪出售，洽叶水明。”我便左手抱着小女儿，右手拉着大女儿，搭“零南”公共汽车往大学之道去看地皮，至台湾大学站下车。
当年的罗斯福路，有人戏称“大学之道”，路面非常狭窄，而且用碎石头子儿铺成的，风起扬沙，台湾大学对面尽是稻田。虽然一片荒凉景象，但我一看就喜欢这里了，理由是这边有高等学府，右面有台湾大学，左边有医学院，学校有铭传、古亭等，又远离尘嚣，环境清幽，堪称一片文化仙境，我非常欣赏它。
（1953年的台北）
获太平轮遇难家属的帮助
喜欢归喜欢，那时一文莫名，不敢问津，看了等于白看。回到延平南路七十二号时，大女儿小芳要求不要回家，先到楼下去找马家的小朋友玩玩。马家女主人康志贞，丧偶不久，她的先生马汉祯亦为“国民大会”代表，因搭太平轮遇难了，抛下了马太大及两男三女。该轮船公司赔偿她两万元新台币，凭此过活，好在那时的两万元新台币比现在的要值钱的多呢。
到了马家，马太太一眼就看出我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我：“你去哪儿了？”我就把去看地皮的来龙去脉，向她述说了一遍，她又说：“你既然喜欢那个环境，就把它买下来造栋房子住好了，这里三十几户的大杂院，实在太乱。”我说：“谈何容易！拿什么去买呀？”她说：“我这里有钱，就是那太平轮公司赔偿的钱，一部分由乡亲孙和代表替我放进合作社了，需要多少可以借给你用，等你有钱时再还给我。”
那个时候，台当局，支给每位代表的研究费新台币一百九十元，勉强维持生活而已。借了债凭什么还，又凭什么能借债？不但不敢想，也没有人敢把钱借给毫无恒产的流亡者呀！而她竟如此诚恳慷慨地资助我。我很了解她的为人，虽属女流之辈，但性格豪爽而坚毅，我俩气味相投，我也就大着胆子向她借了五千元新台币。说做就做，次日便与地主成交，买下了五十四坪土地。
木屋完成没多久，就有友人介绍女师的教务主任余先砺先生来买房子，三言两语就成交了，出售两间一万五千元，不但换回了成本，还赚回两间房屋栖身，而且债也还了。
木屋的后面有一条河，是从前用作灌溉的“瑠公圳”，紧临着房屋的后墙角，昼夜不停地流着，一有暴风雨袭来时，它就变成了我家的洪流，经常水漫金山为患。这时我的芳邻真能救急相助，左邻右舍都拿着一大扫把过来帮助扫水，因为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一时都没有办法改建高楼以防水患，只有忍耐着，等着将来经济状况好转了，再垫高。这木屋一住就是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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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明月乡心》张骅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父母之至爱、手足之深情、朋友之道义、抗战胜利的欢欣、悲欢离合之体会，更有去国怀乡游子天涯的奋斗，还有周游五湖四海之快乐。
在作者人生的几个重要时期，几乎都有戏剧性的转折，既有风和日丽，阳光灿烂，亦有乌云密布，狂风暴雨；既有险滩重重，步步惊心，亦有柳暗花明，枯木逢春；既有激扬文字，扬鞭万里，亦有市井雅趣，情思绵绵。所有这一切，依靠主人公热忱、慷慨、诚信、感恩、道义、知义、知情的秉性，皆“一诚天下无难事”，赢得了真正的幸福晚年，快乐人生。
作者简介：
张骅，女，满族正蓝旗，1923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1938年毕业于锦州新制女子师范学校。1940年9月，赴日本东京留学，进入东京市小石川区大冢町贞静学园研究幼稚教育。次年8月因母病归国。先后任锦州、开原、海拉尔国民学校教员。1947年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参政议政达43年。1949年2月，与同为国大代表的周芳先生结婚，6月到台湾。1958年6月，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毕业，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其间，曾任《中文大辞典》编纂兼发行经理、华冈书局总经理等职。2000年与丈夫周芳先生一起返回大陆，在北京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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