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近代中国的东西南北争：三方鹬蚌，西北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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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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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
和那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到抗日战争的发生，这二十几年，是奠定现代中国政治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谠论。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加诸中国人民头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无泪！
近百年来无数人都提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近邻日本，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它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明治维新”，而我们播下的龙种，却往往收获跳蚤？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几乎众望所归的美国共和制模式，在中国搞不下去？为什么中国非要“行秦政制”不可？在这个为中国政治制度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中，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以致后人在读史写史之际，恒怀“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之叹。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和病理变化的必然结果？
有人归咎于同盟会的软弱，有人归咎于袁世凯窃国，有人归咎于国民党背叛了孙文，有人归咎于蒋介石独裁。其实，凡此种种，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撇开纷繁的党派之争，透过表象寻找出更本质的文化根源，不难发现，地缘文化在中国历史走向中，所起的深刻影响。
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
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运动，如果是发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领导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而如果源自北方，则对现代文明多带有破坏性的色彩，如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多大的进步性，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十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两位南方的文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国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洋务新政。
义和团是一场带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的政治口号是“扶清灭洋”，幻想恢复九州一轨、天下同风的天朝旧梦，以为只要把洋人赶尽杀绝，天下就可享太平了。义和团运动从表到里、自始至终，都交织着谶纬图说和奉天承运的梦呓，成为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经之路。清末，大批知识分子从南方和江浙北上办学，利用朝廷举办新政的机会，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风气渐开，各种新思想蓬勃兴起，并以天子脚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大势。
北方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汇聚地。
北方文化之所以对全国有巨大的辐射力，实与皇权政治有莫大的关系。一旦北方不再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将随之消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开始了它近几百年来最沉闷的一段历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坐在皇权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远瞩，耳鼻灵敏，当月晕础润之际，能够发现社会即将出现的变革。它可以为这种变革催产，但它却不可能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第一批的实践者产生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
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数长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领导的；近代史上开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宫廷政变——戊戌变法，是南方人干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军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团的统治，是南方人充当先锋；第一次尝试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则是在东部上海建立的。
尽管不能说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每一个举动，都必然为中国带来积极与进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看，正是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硬拉进了20世纪的国际舞台。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却的文化遗址。
当世界已经进入民主时代，西北人好像还流连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下，缅怀着盛唐的繁华。西北有过最辉煌的历史，但现在却成了全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历史和现实的对照，难免使西北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对抗的天赋力量的象征。
共产党进入西北，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和日本的战争，蒋介石又对东部集团进行了破坏性的改组，为政府在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赢得了生存的条件。
但蒋介石的政府，是以东部的利益集团为依托的，一旦把这个基础破坏了，即使在抗战八年期间，仍能苟延残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但当民族战争告一段落，国共两党重燃战火以后，当年饮鸩止渴的恶果便马上显露出来了。在短短三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败如山倒，实在并不仅仅因为军事指挥上的失当。
对中国现代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件事情，一是领导层多为南方人的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二是西安事变，都和西北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固守观望。这竟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将取决于西北的向背。变革的浪潮席卷着南方和东南沿海，这只是一个开头，它最终能否冲破黄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随这种变革，才是成败的关键。
当我们回顾1911年至1937年这段历史，镜头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读李白的诗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历史是会重演的，因为历史并不会消失。回首前尘，中国社会转型的来龙去脉，不仅有迹可寻，而且历历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读一惊心。
天不变，道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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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叶曙明著，九州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等。代表作《山河国运》，建立了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分析框架，于众多相关著述中别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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