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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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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学术成就，在历史上究竟应居一个什么位置，近来有不少的讨论。有人把民国学术看得很高，主要是“因人而贵”，换言之，并不是学术本身与前代比较，真的登上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而是因为人们一提起民国的学术大师，便往往先有了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想象，认为这是民国学界的风尚，因此即使一本普通的大学讲义，甚至中小学课本，也会被渲染得熠熠生辉，赋予许多它自身承载不了的内涵。
我们谈论问题，喜欢笼而统之，高屋建瓴，比如一开口就说“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却不问中国是否真有一个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封建专制社会”;又比如一说“道德滑坡”就痛心疾首，但究竟是从哪里滑下来?坡顶在哪里?却无从深究。
谈论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首先要确定以什么为参照物。是以当代的学术?还是以清代、明代的学术?还是以西方国家的学术?任何时代的学术发展，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民国的学术也是丕承前代，如果与明清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及，都属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翻译引进西方学术，是前代无法企及之外，我并没有看到民国的学术理论建构，在哪个方面取得了奇峰突起的成就。相反，党化教育的确立，恰恰是在那个时代。即如钱穆先生这样的学问大家，编写《国史大纲》作大学用书，纵论历史，析缕分条，提纲挈领，令人有豁然贯通之感，但一及自己身处的民国时代，说到创设国会、制定宪法失败的原因，亦有言不及义的感觉，好在这个“鸡肋”篇幅不多，匆匆翻过也就罢了。
又如近日重印80年前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也是民国时期的一本函授学校课本，网上好评如潮，我看了介绍，说它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但同时又说明，因某些原因没有收录中华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这部分内容。使人好奇，这部分内容是否与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过于接近，以至于今日难以收录?
我以为，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些具有这种禀赋的知识分子身上，其实更多是反映他们对士大夫精神传统中一些优秀因子的继承，并非民国所独有。民国学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开放精神，大量的吸收各种新知识，大胆地与传统学术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学术方法，比如我读梁启超的著作，读胡适的著作，感受最强烈的，不是他们创立了何种高不可攀的学说，而是他们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他们有不少立论，今天看来，甚至显得粗浅，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启人智慧之效。这样的学术，是高还是低?
笼统地谈论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全然没有意义，要细分到哪些领域的学术，与哪个时代相比。亦正如说当今道德滑坡，是要看与什么时候比，以什么标准去比。若与鲁迅所说的蘸人血馒头吃相比，与“文革”时父子、夫妻互相揭发，学生剃老师阴阳头，随意抄家，没收财产相比，还能说今天的道德水准比那时低吗?
我很赞成重估民国学术的价值，这既是对还原历史真实的一种期待，更因为我们的学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重新厘清，重新出发，这就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重建道德亦然，既然要扭转滑坡现象，首先就要弄清哪里才是我们该去的“顶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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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叶曙明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等。代表作《山河国运》，建立了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分析框架，于众多相关著述中别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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