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台湾 | 台湾的人情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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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驴妈妈旅游网）
开放对台观光后，大陆人对台湾的感受，有了转变。
以往，大陆人看台湾，多半透过媒体，所见所闻，尽是那充满“事件”的“显性”台湾。而今，因为开放观光，尤其自由行，让许多人实际而深入地接触，遂见到了另一个“日常”而“隐性”的台湾。一般说来，看一个社会“日常”的模样，比起透过媒体的“报导”，必然更具体，也更真实。如此具体而真实的“隐性”台湾，就在这短短两三年内，让不少大陆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印象中，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台湾的人情厚度。韩寒那篇《太平洋的风》，虽说有所渲染，也不乏美化，但确实说出了不少人的亲身感受；《新周刊》那期“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专题，尽管言之太过，多少有些溢美之嫌，但总体而言，仍具相当之事实。至少，相较于大陆，台湾人多半不太设防，也普遍温厚，这的确是许多来台的大陆客共同的经验。
有了这经验，大家难免要追问，台湾如此之人情厚实，根源何在？于是，有专家便说，关键在于台湾人的“公民素养”。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大家有了“公民素养”，在法治的基础上，懂得遵守法律、对人尊重，因此，相较于大陆，便显得秩序井然而又温文有礼。
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这或许可以解释得了秩序井然，却完全无法说明为何会温文有礼。事实上，这是个典型的台北知识分子观点，也是“显性”台湾的观点。“显性”台湾掌控着诠释权，又紧握了话语权，但是，他们说来说去，总搔不着那广大的“隐性”台湾。像这样“公民素养”的说法，若置于“隐性”台湾的民间（尤其中、南部乡下），就显得荒谬可笑。
（图片来源于驴妈妈旅游网）
直至如今，台湾中、南部乡下都不太有“公民素养”，也不太有法治观念。中、南部人对于法律，完全是“情、理、法”的传统顺序，法律若合情合理，当然乐于遵守，若不合情理，却不会过度当真。譬如说，在南部，只要是没啥车辆，十字路口闯红灯之事，几乎处处可见，尤其许多乡镇，警方甚至和民众达成默契，只要在市区内骑机车，也可以不必依法戴安全帽。像这样的“便宜行事”，在中、南部乡下，极为普遍。你当然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该有的举动。但是，只要深入走过台湾，你却无法否认，比起台北人，中、南部人明显更温厚、更有礼，也更有人情味。
这样的人情温厚，知识分子还有另一个解释。他们认为，两蒋（蒋介石、蒋经国）时代推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教育上，强调儒家，四书成了必读甚至是必背的教材，于是，儒家式“温良恭俭让”便深植人心，成为台湾人的普遍质地。
这样的看法，当然比“公民素养”有说服力，也足以说明台湾读书人常见的那种儒雅。但是，这说法仍然过度“知识分子”，也仍然无法解释乡下许多没受过教育、不知孔孟为何人却温厚更胜知识分子的那些欧吉桑与欧巴桑（老先生、老太太）。
现年七十多岁、原籍湖南的台湾书画家王三庆先生就曾指出，台湾的“外省人”（像他这种1949年前后迁居来台的大陆人），虽然平均学历较高，书也读得较多（自然也熟读四书），但比起“本省人”（早期来台的闽、粤移民），却普遍更崇洋，也更远离传统。换言之，四书读得多，未必就更有传统底蕴。知识分子强调四书教育的影响，其实是高估了“显性”的教育功能，却小看了“隐性”的民间传统浸润熏陶的能力。
大家若到中、南部那些闽南、客家聚落走走，尤其遇见七八十岁不识字的老妪，看到她们生命之安稳，就能真切体会到“隐性”台湾那民间传统的深厚与强大。这传统自清代延续至今，在日据时代虽有波澜（晚期的“皇民化”运动），却无甚破坏，到了国民党时代，对于民间，也一直没有过多的干扰。于是，你看到这些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一直住在民间的老妪，其举止安详，其待人和善，都让人觉得，真是一派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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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薛仁明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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