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黄仁宇：即使是钱穆也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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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篡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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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搜狗百科）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
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
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地通行，如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
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并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
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四十五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而代之，国号为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上基础，则不容辩驳。
中国古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注：
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钱穆《国史大纲》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公元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513年12月，他的惊世之作《君主论》问世。书中强调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较好的关系；必须重视军事；必须通权达变，灵活机动，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并要真正了解国情，注意避开谄媚者。这些原则后来成为一些人的治国原则，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把《君主论》作为案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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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
在本书中，作者改变了以往历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主张用综合与归纳之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思考各历史事件的积极性格及前后连贯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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