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独善其身?
问: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
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
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寡廉鲜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
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当然,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政治污浊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他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比如庆元党禁时,当政者运用国家权力把理学定为伪学。但当时的国家权力,也还没有采取禁毁书院的极端措施,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
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本文摘自《从陈桥到厓山》
作者:虞云国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是专论两宋的随笔与书评集。
作者虞云国先生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通过对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绘,重大史事的独到解读,文化现象的别样诠释,制度层面的透辟剖析,最终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总论,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堪称是一部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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