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19世纪中国乡村的形态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2021-10-08

萧公权一生著述甚丰，《中国乡村》是他的学术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不可动摇的地位。不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但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必须参考的历史巨著，而且是为政者制定和推行基层政策理应参考的重要文献。

中国乡村虽然并不是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也不是毫无章法的。

环绕城（即巡抚、知府和知县的治所）周围的是广大的乡村地区——乡，包含了乡村生活的许多组织和中心。其中一些我们称为行政组织的，或多或少是帝国政府为达到控制乡村的目的而任意设置起来的，与政府的行动完全无关，另一些则是自然出现的。

清政府会给予这些自然出现的组织以官方或半官方的认可，并以此把它们纳入官方的控制架构中。

除了少数地区的乡村家庭居住在分散的独立农舍里（比如四川一些地区），或者某些省份谋生格外不易的山区外，中国乡村的居民大都集中生活在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的聚居村落（村或庄）、乡间集市（市、集、场等）和城镇（镇）里。

这些地方的大小和繁荣程度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尽管社会地位和政治因素可能也有影响。

举例来说，在靠近可耕地的地方，如果有条河川或溪流，为灌溉和其他方面提供足够的用水，就为一座村庄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在一个特定地区里，村庄多少，以及每个村庄的大小、组织程度和社区活动数量，视当地人口密度、地方大小，特别是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更大、更繁荣的村庄，常常表现出“社区”（community）的特点。

实际上，村庄是组成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如同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构成单位一样。

然而，村庄在经济上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乡人的物质需要或许相当简单、相当少，但是有可能不是他们自己村庄的有限资源所能满足的。

一些较大的村庄有由一长串小店组成的“商业街”，这解决了乡人的部分需要，但是这些村庄连同没有这种“商业街”的小村庄，都必须依靠附近的集市或城镇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

集市的大小和结构各不相同。它们经常是从繁荣村庄里的“商业街”发展演变而来，它们主要因定期举行贸易活动而同普通村庄区别开来。

一个乡村集市实际上就是一座取得了特别经济功能的村庄，这会给村庄带来一定的变化。变成了集市的村庄有时会取得一个新的名字，一些非农业的居民也会住进来。然而，乡村集市保留了乡村的基本特征，其大多数居民也还是农民。

城镇通常是从乡村集市发展而来的。随着一个乡村的经济活动日益扩张，为相邻乡村提供商业服务的集市就变成了更大的贸易活动中心。这个社区达到失去它大部分纯农业属性的临界点时，就以城镇的面貌出现了。

贸易能力的增强，吸引了更大地区的乡人来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证明城镇的出现是当地工业发展的结果。制造优质瓷器的江西景德镇，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因此，城镇有两种类型：贸易型与制造型。城镇不再是纯粹的、简单的村社，实际上，较为繁荣的城镇或许拥有城墙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特征。

此外，一座城镇由于其经济地位重要，或许被清政府选来作为辅助性的行政中心，并派驻一名佐贰官，帮助知县处理有关事宜；也可能成为正规军的驻扎地点，以防范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事件。除了官方名称不同且没有知县衙门外，很难把这样的城镇与城市区别开来。

乡村、集市和某种程度的城镇，构成了中国乡村的主要形态。在随后的章节里对它们作更详细的描述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先停下来，概略地解释一下“乡”这个属性不同的乡村区域组织。

存在于19世纪，甚至贯穿于整个清代的乡组织，是县城外面乡下地区的组成结构。它包括一系列村庄、集市，或许还包括一两座城镇。

每个县有多少乡不尽相同，但是在多数州县，都有4 个乡，分别位于州县城的四座城门之外。直隶省的蔚州城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它的4 个乡的名字如下：东乡，174（村庄数）；西乡，70（村庄数）；南乡，153（村庄数）；北乡，89（村庄数）。

乡组织看起来并不像村庄那样是自然发展产生的。乡在古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很有可能起源于政府设置的、在乡村控制中被用到的行政单位。

在清代，它不再是官方行政单位，但仍被允许存在，并时常在乡村控制中被用到。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乡变成了村际合作或组织的单位；它受到半官方的认可，在乡村生活形态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作者：萧公权

译者：张皓 / 张升

完美融合了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

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

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