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清朝政治的特色
说到清朝政治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就是清朝政治的满汉双重政治体制。
在安排官吏方面，要安排满汉同样的官吏。如置吏部尚书，有满吏部尚书和汉吏部尚书，在置左侍郎、右侍郎时，也是有满左侍郎、汉左侍郎、满右侍郎、汉右侍郎。即重要的官吏都是满汉配套设置。
其次，关于重要的典礼，也都是用满汉二种语文书写。记录也都是用满汉二种语文书写，某些奏折也是用满汉二种语文书写。虽然很费事，但总之在政治上实行着满汉双轨制。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奇异的事。在中国，历代天子都要祭天，这是中国之礼。但是，满洲另有一个叫堂子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祭礼，这是满洲的祭天之礼。虽然同样是祭天，满洲人是在堂子里祭天，与汉人的祭天不同。
如此，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不够节俭，但清朝盛时在其他方面节俭了，所以，在这方面多些花销并无妨碍。
但是这种双轨制的政治方式，既是清朝的特色，又是给清朝带来弊端的根源。
因为统治中国、统治汉人毕竟是重要的事情，而管理满洲人的事只是附加而已。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洲人的势力就渐渐衰弱了，汉人的势力自然就发达起来，这对满洲人来说是痛苦的矛盾。这也是清朝政治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
此外，政治衰弱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在下面写的“注重名声（不顾实惠）实行免税”之事。像清朝这样从外部入主的国家，就有这样的缺点。
在为政时，把有好名声的政治看得最重。朝廷对官员的品评，也以在地方上的名声是否好为第一位。如果这只是对官员的做法也还可以，但皇帝自己在为政时也是这样的。
清朝免除地租，有时是半免，有时是全免。这在前代是闻所未闻的，因而受到好评，但这是不讲实惠的。其实从中国百姓那里交出的租税，入中央政府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很多则入了官员们的腰包。雍正帝取缔了这种状况，但不久又恢复了老样子。
实际上，由于雍正帝的政策，使得百姓的负担反而更加重了。因为在中央政府是免税了，准备好本年的财政一文不入，而以国库的剩余金来开支。
但是，那些以租税的附加税过活的官员们，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当然，官员中也有诚实的好官，况且还有养廉银，但官员以下还有吏胥，他们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俸给，而只能是在百姓和政府之间靠盘剥中间费生活。他们由于没有确实的收入，就必须向百姓盘剥借以过活。
但是，政府免税了，他们不能一直没有收入而等到明年，于是，就想出种种名目去收税。因此，应向政府交纳的税免掉了，而入官吏私囊的则不能免。
尽管这样，总之，中央政府是实行了好几次免税的。这样就得到了好评，被官吏们说成是古来没有的好皇帝，皇帝在下诏书时也是考虑到要得这样的好名声的。
向来每当中国历史上的弊政不断高涨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政治不做任何实事，只为得到好的评价。
其次是“理想的独裁制度，军机处的创设（参照《枢垣纪略》）”。正像前面说过的，独裁制度到清朝发展到了极点。
清朝废除了明代的宰相制，用内阁大学士作天子的秘书官，从事相当于宰相的工作，这样也仍不顶用，所以，从雍正帝开始设置了军机处。把从朝廷的大官——也不算太大的官，只是中层官吏中——选出的自己中意的人，叫至军机处，听从使唤，而让原来机构中的官员赋闲。
这些人聚集在军机处里，做着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官的工作。皇帝实行独裁，让军机处处理政务。因此，即使是大臣也没有自己的责任心。
在今天的日本内阁，也有各种责任问题，如内务省在自己所管辖的事务上失态，致使有大浦子爵的引咎辞职。
但在中国，官吏是没有自己真正的责任的，如果触犯法律，当然要被撤职。如果触怒天子，也会随时被撤职，但唯独从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因为是皇帝独裁，所以，自己只是附于天子之下执行任务而已。
这样，这些人就既有可能做种种善事，也会做种种恶事。这是清朝政治的一个特色，或可说是一个坏的特色。
再次是“对学者的优待、徐乾学编纂《一统志》、博学宏词科（参照《鹤征录》、《词科掌录》）”一项。优待学者是大善事。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古国，除了被采用做了官吏的学者外，还有其他许多在野的学者。
在今天的日本，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人也面临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因而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在中国几百年前就是这样。出钱可以成为候补官吏，做了候补官吏后，只要有钱就可以变成正式的官吏。因此，即使是通过正式的考试，也有可能不能成为正式的官吏。另外，在考试中落第的人，也有的是地方上有名的学者。
在中国，考试是一种命运，有一种很深的迷信观念，认为考糟了是因为不走运。而不是只要有学问就可以顺利成功的事。因此，有学问的人，很多都遗留在民间了，这些人总需要有个处置。
康熙皇帝曾给他喜欢的大臣徐乾学一笔钱，徐乾学借此隐居在太湖边的洞庭山上，在那里吸引了许多学者。
但是只用这个手段总不是个办法，后来，就开设了“博学宏词科”，这是在一般的文官考试之外，再以考试来采用地方学者中有学问的人。
如知道某某是某地方上有名的学者，就由地方官推举出来，参加考试。这其中也有不参加考试的。也有准备出来考试，却在途中游玩而不赴考场的人。但总之，这样，大致把有名的学者都网罗来了。通过这一考试及第的，要比普通的文官考试名誉得多。
总之，学者得到了优待，对那些即使考试漏掉的，或没有成为官吏的学者，也考虑了优待他们的方法，以致使天下太平，没有不平之声。这样的好办法在国家富裕时是可以做到的，到贫乏时就难以做到了。
由于这种种情由，就有了“其弊端（参见江楚会奏变法折、对策等）”这一项。所谓政治上的积弊一般是非常难以去除的。
由于各种原因清朝渐渐走上了末路，各种弊病相继出现，虽然有些弊病也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
而且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有了与各国的交往，这些弊病已不是治理好一国就能解决的事。
实行独裁、注重名声的时候，可以治理好一国就行，与外国有了交往，就表现出许多弊病来。
当时，张之洞、刘坤一上了《江楚会奏变法折》，此“江”是因为刘坤一在南京当总督，“楚”是因为张之洞在武昌当总督，所以叫“江楚”。这二人想共同合作改变清朝的弊政。
（张之洞）
当然，在他们之前，也有改革弊政的言论，但具体的体现是这份上奏文。关于考试的“对策”的样本有展出的，可以作为认识考试在清朝末年只是形式而毫无作用的参考。
总之，政治上的弊病渐渐积聚起来，到后来不得不有张之洞和刘坤一的上奏变革。
本文选摘自：《中国史通论》（精装）
内藤湖南 著 夏应元 / 钱婉约 译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是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涵盖了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时段，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
他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介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并阐明其特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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