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寻路：读书怎么救了我

2016-01-21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书山寻路，读书改变命运。

一份大时代里的个体记录，见证社会与人心的变化；

书山有路，从过去到现在，更重要的是从现在通往未来。

博尔赫斯作品集中有一篇“自白”题献给他的母亲，那位活了九十九岁、博览群书的女士。在那段充满独白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譬如博尔赫斯的童年礼物，他的家世，以及他母亲在阅读上对他的影响。

这是我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的恩典。但这位操持数种语言，读书无数的图书馆馆长、大文豪，让我想起自己卑微而不失价值的读书记忆。

（博尔赫斯）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蹲在马路边，借着路灯的昏暗亮光埋头翻捡着地摊上的旧书。那时候，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钱换成书，放进书架，然后像国王一样巡视着他的领土。当时，我在书摊上看到了不少好书。我一边兴奋地翻阅，一边犹豫着该拿走哪本书，却听见背后有人喊我名字。

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姐夫妻骑车路过。他们并没有停下，而是说了一句“又在买书”，就径直从身边驶过，留下我傻傻地蹲在那里。

那是我人生中彷徨无助的一段时期。一事无成，生活落魄，连读书都被家人看作不务正业。在村里，我可能还被当成一个怪人。周围的村子，就没见过像我这样买了满满一架书的人。我也觉得，自己压根不属于这个地方。

从十几岁开始买书、读书，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越发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我一个人在夜里，读曾国藩，读陶渊明，读易经，读古龙。读到兴奋之处，恍然不知身在何处；掩卷之时，又如美梦醒来，暗自神伤。

回首这段往事，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但我如果不是固执地保持着读书的习惯，没有从精神上超越所处的乡村环境，几年后也不可能踏上新的人生旅程，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

这场人生变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我走进图书馆的某个下午。当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开始读《史记》，读现代文学史和中国通史，他的人生也许就注定会有些不一样。

当时我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寂寞的阅读者。当我走出那一片小天地，才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我在逼仄的乡村里通过阅读寻找慰藉，又何尝不是在拼命地挤上列车，和这个时代进行精神接轨。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讲过：“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个体阅读不免会受到时代影响，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就拿我青年时代深受其影响的台湾作家李敖来说，我曾把他当作思想上的一个秘密源泉，后来才发觉，他已成为大众精神偶像。我接触李敖的著作，固然出于偶然，但无疑也是受到一时阅读风气和思想潮流影响。

《曾国藩家书》中有一语：“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对个人而言是这样，对于一个时代来讲亦如此。

关于阅读与人生，阅读与时代的关系，还可以从更多人那里找到答案。

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曾不无温情地说起：“在我近七十二岁之时，我日益感到自己一生主要的成长经验始于七岁那年，当时我说服我的两个姐姐带我去公共图书馆……”从那时候到十五岁，布鲁姆在图书馆里“获得了某种新生”。

陈丹青回忆，他在二十八岁后开始阅读尼采、福柯、叔本华等“硬”读物。“是这几个人的书救了我，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会有怎样的立场，这种立场不是政治立场哲学立场，而是怎样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这条命。”这句话同样适合我。

博尔赫斯这样写道：“这自白既是我个人的，也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一个人经历过的事情所有人都可以经历。”

我在这里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正是为了说明，阅读与个人命运以及时代存在着精神联系。